【官場變形記．2】一個梁振英，如何害苦16萬公務員？

月餘前，梁振英在橫洲爭議記者會上疑似哽咽。淚水真假與鄰座財爺神情固有花生可剝，不過最耐人尋味的，還是這句：

「我真係要感謝政府同事，無論公營房屋、私營房屋（咳咳），我們做出來的成績，粒粒皆辛苦。」

你感謝政府同事，政府同事又是否感謝你？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一眾受訪公務員多多少少向我們表達了對梁振英的不滿。

為甚麼不滿？作為一般香港人，你當然可以找到千萬個理由。只是這些理由都不是公務員的理由。因為對公務員來說，梁振英不只是特首，更是他們的老闆。

*　　　*　　　*

想像一家有 16 萬 6 千名員工的公司。在這公司，CEO 與伙記的工作關係是怎樣的呢？

答：對大多數執行職務的人來說，（最少表面上）無甚關係；只有管理層才會相干。

在政府，管理層就是有天之驕子之稱的「政務主任 (Administrative Officer, AO)」。1973 年以 AO 身份加入政府、曾任公務員事務局長的王永平解釋，AO 與特首／港督的工作關係，既有「自上而下 (top-down)」，亦有「自下而上 (Bottom-up)」。

一般來說，大政策如基建、體制改革，或涉主權國的政治議題，均是自上而下，由特首發起、公務員執行。不過，並非所有政策都是建青馬大橋的規模，也有是如圖書館換電腦，或者醫院添置器材之類。這些細項不可能由特首發起，即便是問責局長也管不到那麼多。AO 便在此時上場。政策由 AO 提出，諮詢持份者、分析利弊後，層層上呈至常務秘書長審理，最後由局長簽署執行，或交立法會通過，是為自下而上的做法。

過去多數政策均是自下而上推行。AO 既為公務員系統一員，辦事程序有明確指引。想更換圖書館電腦，開支要做 quotation，區議員要先諮詢，市民反應也要預測，全部功課要白紙黑字做好，方可上呈。慢是慢了些，但好處是夠穩陣、夠公平。港英時代、董建華時代、曾蔭權時代，均大抵維持此一風氣。香港人對公務員系統的信任，某程度上便是由此累積而來。

然而這穩陣和公平，其實懸於一綫：它有賴特首懂得適度有為。正如任何一家商業機構，就算員工做事慣於循規蹈矩，收到 CEO 的直接柯打，還是不得不拋開慣例執行。

梁振英就是這種 CEO。一名高級公務員透露，四年來不少同事都對梁振英有「很大反感」，原因正在自下而上的慣例，被他破壞了。

2012 年，梁振英坐正不久，即向各局發出電郵，要求交出上任百日內可以立即出台的民生政策。

如今梁振英突襲性號召政務主任在一百天內交出功課，不但打亂了他們的工作進度，而且取消了他們深入研究政策後推出方案的自主性。老實的官員，就會被迫遵命，交出功課，但品質絕無保證。氣憤的官員，就會懶得理他，乾脆不管，裝作甚麼指令都沒聽過。狡詐的官員，就會揣摩上意，欣然配合，在百日內交出超級無敵「放衞星」假大空功課，盡顯「適度有為」的「求變」精神，模仿大陸官員上欺下騙風氣。長此下去，香港淪亡。

（《梁振英百日冒進鬧劇》，桑普，2012 年 9 月 17 日）

四年間，急躁冒進的態度未曾改變，若非變本加厲。一公務員向記者透露：「以前搵地（建屋），AO 會一步步做。現在梁振英一句『增加房屋供應量』，大家就要被逼快手搞，跳晒 step。」

跳 step 的後果，如今我們都知道了：朱凱廸踢爆公開橫洲事件的「官商鄉黑」勾結後，梁振英左閃右避，方肯承認親自領導工作小組。至於那些摸底、游說紀錄，至今仍「不知所終」。

港人對政府的信任，跌至冰點。

「作為行政長官及特區最高負責人，做決定是應有的擔當。」梁振英在橫洲記者會上一番話，與其說是「大話」，不如說是「太真」。

還有一件事：上月，台灣陸委會曾就梁頌恆、游蕙禎宣誓爭議表達關注。政府新聞處凌晨發新聞稿回應指「台灣不應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不少聰明網民立即指出這句話的邏輯矛盾：如果台灣是中國一部份，而台灣不應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那中國呢？

政府的新聞主任怎麼了，難道竟不曾想到這一點？何不三思而後行，慎選用詞？而非要急到凌晨回應不可？

有高級公務員透露，這也是因為梁振英。

「CY 睇得好緊，會不停寫 memo。睇到有咩覺得唔對路，凌晨一點都會要求發稿。」

「但以前不是這樣做的，『自下而上』呀嘛！」

行政長官梁振英（左）、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右）等高官，2016年9月21日下午在政府總部出席橫洲發展記者會。

*　　　*　　　*

當然世事總有兩面：時代巨輪愈轉愈快，施政若太緩慢，勢必難以回應。某種意義上，「跳 step」未必全壞。作為事實，港府在開動「梁振英模式」的四年間亦推出了不少快速應變措施，比如最新的樓市大辣招，又或者更有代表性的，「限奶令」。

2013 年初，輿論指大陸水貨客大量掃走香港奶粉，令奶粉一罐難求，港媽怨聲四起。同年 2 月，政府即實施「限奶令」，規定成人最多只可帶兩罐奶粉出境。急就章的政策照例引起公務員不滿。當時就有公務員向傳媒放料，指政務主任曾向政策局呈書苦諫，分析奶粉荒是因商人囤貨，且屬季節性現象，政府無須設限；此外政策草擬過速，漏洞甚多，亦未充份考慮前線執法人員執法難度。

然後梁振英強推方案。結果呢？社會反應兩極。有說令牌出台後，水貨站貨源反比以前充足。有說新政激化港中矛盾，連大陸都有微言。然而也有人讚賞梁振英反應迅捷，稱「限奶令」為德政。施政後三年，一萬二千人被裁定違反禁令，當中五百人被判監。一些港人認為，數字反映政策有效阻嚇水貨客。

一高級公務員就對我們說：「其實我覺得梁振英政策方面是 OK 的。每個政府都有不同利益要 balance，也許他的手法你不同意，但最少我不認為他有壞心腸。」

「不過呢，你講 UGL 5000 萬、行李門，我就 defend 唔到佢啦。」

*　　　*　　　*

Defend 唔到佢，也是個大問題。

公務員終究是打工仔，某種意義上，他們與許多打工仔的邏輯相同：總之眼前有工作要做好，幫到你順暢完成的是好老闆，愈幫愈忙的就是壞老闆。

梁振英是好老闆還是壞老闆，可謂彰彰明甚。短短四年梁振英製造的社會矛盾，連建制派也不會否認。正如一高級公務員說，「以前在議會，政府與泛民議員的矛盾只是做戲，現在梁振英是真係想佢哋死。」矛盾導致立法會癱瘓，政策無法通過，作為幕後推手的 AO 便如手腳被綁，裹足不前。

難得通過了，還得實行。實行時公務員要面對市民。梁振英「影響因子」再次在這層面浮現：市民對政府的不信任，令公務員行政舉步維艱。

「以前我同市民解釋制度，搬條法例出來他們會信。現在他們不會了，我無論講幾多次，他們都說要找你長官，要不就是找申訴專員。」一名 EO（行政主任）說。他擔當的崗位，經常需要接觸市民。

另一政務主任亦如此感慨：「以前一些黑白分明的政策，比如過馬路衝紅燈要拉，無人會反對的。現在就算是這樣的事，都會有人鬧：『我趕時間呀嘛！返工呀！搵食難呀！』」

「要是社會少點爭拗，我們推行政策就可以順暢些。」

*　　　*　　　*

不滿，又如何？梁振英終究是這十六萬六千名公務員的 CEO。沒有員工可以不聽 CEO 話，對階級與制度分明的公務員來說，就更是如此。

在美國，你還可以投票換老闆；在香港，老闆是中共派來的，也是聽中共的。聽老闆話，其實就是聽中共話。

也許正如前篇王慧麟所言，沒有民主土壤，挪移來港的英式公務員制度根本不會生根。

我們問有份參與設計制度的王永平，公務員最終難道不是無可避免受中共擺布？

「咁講到尾，都係睇中央是否有誠意維繫一國兩制呀。」王永平說。「我常說，如果明天習主席說取消一國兩制，香港人也沒有辦法。你有甚麼辦法？難道美國要來跟它打仗嗎？唯有香港人自己走佬呀！」

不過王永平到目前仍認為，中共不會這樣做。因為他相信香港仍對中國有價值。

在他眼中，認識這價值，並以一國兩制加以捍衛，拒絕跪低，其實是特首責任。

「特首是一國兩制最關鍵的人物。若然他擔當不起，一國兩制就慘不忍睹。」

「展望將來，還是只能換特首。不換特首，乜都無得搞！」

不過，儘管許多公務員與王永平意見一致，你卻很少會聽到他們的聲音。是「政治中立」的規範讓他們不得隨意張揚。就算在危急關頭真要表態，也只有匿名為之，比如那個叫做「公務員要真普選」的 facebook 專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