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儒家倫理、與規範效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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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有什麼是重要的呢？毫無疑問 ，人際關係是其中一項。沒有良好的人際關係，不管人有多麼富裕或事業有成，彷彿都沒有歸宿。在眾多的人際關係裏面，人和父母的關係怎樣，也會影響他是怎樣的一個人，會有怎樣的人生。不過在倫理學的範疇，有關孝道的議題，在中國和西方的文化中的重要性是南轅北轍的。以儒家思想為例，孝道可以說是整個倫理體系的核心，沒有它，其他的倫理價值不知如何建立；但是在西方的哲學討論中，父母和子女的倫理關係是一個不怎麼受人注意的應用倫理學議題，談不談孝道，也不會影響我們對道德概念的基礎的理解。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儒家孝道思想與當代西方的規範倫理學又有沒有可以接軌的地方？我覺得這些都是重要的問題，不過範疇廣泛，不能在此一一探討。在這篇文章，作為一個引子，我會分析有關孝道的倫理基礎，之後申述儒家孝道思想的內涵，至篇末則談及儒家孝道與效益主義的關係。
人口老化與孝道的要求
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 2017 年修訂版》，到本世紀中期，全球除非洲以外， 60 歲以上的人口將會增長兩倍以上，幾乎超出總人口比例三份之一；日本是人口老化問題最嚴重的國家，估計屆時其長者比例會佔整體人口四成。在香港，據統計處資料顯示，在 2016 年有 17% 的人口是 65 歲及以上，但到 2029 年這個比例將會增至 25% 。一般而言，父母得享高壽應該是好事，但不少長者都受長期病患影響 (例如高血壓、關節痛、眼疾和糖尿病等)，雖然傳統的孝道比較強調尊敬和順從長輩，但在目前的處境之下，即使是供養及關顧的部份已經不容易應付。
無疑政府的安老政策及醫療政策與子女的供養負擔息息相關，完善的安老政策可以令長者父母更好地獨立生活；反之，假如政策有所失誤，回應長者生活需要的責任則會更大地落在子女身上。不過亦要注意一點，不是全部的關顧職責都可以由第三者肩負及決定，有一些的關懷及溝通只能由子女去做才會有意義。
「你係我阿媽又點呀？」
到底我們應如何理解父母和年長子女關係的性質？而孝道責任的道德基礎又該如何確立？試幻想某個忤逆子對父母的嘮叨感到不耐煩，因而頂撞曰（用廣東話表達）：「你係我阿媽又點呀？你養過我又點呀？」嚴格而言，這話有懷疑主義的傾向：第一，對方作為父母的身份未必能成為孝道責任的基礎；第二，就算對方曾經對當事人有養育之恩，也不代表受惠者有責任要回饋施恩者、順從他們。
支持第一點的理由很簡單，純粹血緣上的父母關係不能構成孝道的基礎，例如某君因為捐精、捐卵子或作為代母而成為其他人的血親，他們的「子女」當然不必對其血緣父母有照顧或孝順的責任。至於第二點，有關養育之恩的反思，雖然從子女口中說出來令人側目，但亦不容易反駁。首先，養育之恩的行為不同於放債，子女與父母之間並無訂定（亦不可能訂定）任何相關的契約。此外，如果純以債務關係來理解孝道的話，若子女盡孝時使用的資源多於其當初接受的份量時，子女已無額外的供養責任，這與孝道的概念有很大出入。
有第二種有關孝道的基礎的論述，認為子女的盡孝行為乃是為了表示感激。不過，心存感激與孝道的要求有點不同，感激往往是一次過表達的，而孝道的承擔卻涉及綿長的人生連繫，兩者難以比擬。或曰：「養育是大恩，所以要用一生言謝。」這種講法扭曲了「言謝」的意思，用一生回饋來表達的，就不是感激那麼簡單了。另外，因為施恩與放債不同，施恩是一種自願及隨機的行為，雖云「受人恩惠千年記」，但受惠者他日即使沒有回饋施恩者，亦不是很大的過錯，與不孝子之（所謂）大逆不道性質迥異。
如果不是為了還債或表示感激，孝的本質應該是什麼呢？一個比較流行的看法是友情論：父母和子女的關係乃建基於兩者關愛的情誼。情誼在，則有責任關心對方，否則沒有責任可言。友情論的特點是：它以父母和子女目前的關愛關係為重心，而非以過去父母為子女所作的犧牲為重心，子女盡孝不是因為他們欠了父母什麼，而是因為他們和父母之間有一種和睦愉快的互動。子女對父母顯示關懷，是因為愛，而不是出於還債的義務或其他。若要理解這種連繫，論者認為這是一種友情。
儒家之孝
從傳統儒家的角度看，友情論的論述真是難以置信。孔子在《論語 · 為政》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意思是沒有了恭敬的心，供養父母同豢樣犬馬並無分別。儒家認為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關係並非對等，孝的核心就是恭敬和服從。友情論既不能表達在家庭關係中血脈綿延的意義，亦令盡孝的行為顯得太隨意，父母和子女之間彷如友人般平起平坐；在儒者眼中，這失卻了長幼有序的尊卑差異。
儒家傳統強調長幼尊卑，亦以社會不同的階級關係來概括人的社會身份及生存意義，例如《孟子 · 滕文公上》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在此，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孝道在這個體系中的位置與其他價值的關係。簡言之，孝與其他德行有近乎一體兩面的關係，如《論語 · 學而》中有子說：「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儒者相信有孝悌的人，亦能尊師重道，與朋友相交亦有信用；無孝之人，好犯上作亂，亦無仁義之心。所以孝道牽引著一連串的其他德行，《禮記》云：「民之本教曰孝 …… 夫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疆者，疆此者也。」此文的意思大概是：若能培育人重視孝道，他們亦能履行仁義忠信等德行的。
據此，我們可以說推崇孝道，有穩定社會秩序、提昇倫理風俗的意義。曾子在《論語 · 學而》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孟子 · 離婁上》亦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這些篇章語句顯示出，在先秦儒者心目中，推崇孝道是促進社會整體幸福的一個極為有效的途徑。孝道之所以重要，不必因為此行為有任何內在的道德意義，而是因為如果人人都相信它、實踐它，世界就能達致美善與和平。這一點與當代規範效益主義者的主張甚為吻合。
規範效益主義與儒家的孝道要求
規範效益主義是一套規範倫理學的看法，論者認為道德對錯由兩個層次的考核來釐定。在第一個層次，某行為是否合乎道德要求，只需看該行為與相關的道德規範有沒有矛盾就可以了；在第二個層次，則看某道德規範本身是否合理。怎樣判斷合理性呢？一個重要的考核焦點就是：當某一套規範被社會人士廣泛接受之後，這能否帶來最大的整體幸福。孟子在上述引文說，如果人人接受及實踐孝道，則離大同社會不遠矣；這可以構成一個規範效益主義式的合理化解釋。
在此，我要談談道德規範與人性的關係：推行任何道德規範都涉及社教化的過程，涉及對每一代孩子進行相應的道德灌輸、教育及在社會進行賞罰懲處等。很多規範表面看來相當美好（例如要求人時刻捨己為人），但如果陳義過高，則有違人性，要灌輸及教育這些規條肯定代價不菲。因此，規範效益主義者未必會接受一些對人要求太高的規條。
那麼，供養父母的孝道要求是否合理呢？要充分解釋這條問題可能需要長篇大論，但留意《孟子 · 盡心上》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在儒者的角度，孝悌的表現，是人的天性。我們在社會對之匡輔引導使自得之，並無違逆人性。據此而言，我們向每一代灌輸孝道精神的社會代價自然不會很高。
儒者甚為注重風俗習慣的培養，他們認為與其費力要求人在行為上滿足法律規條的限制，不如以詩書禮樂薰陶之，使人內化廉恥之心，好禮好義。長遠而言，民眾逐漸「徙善遠罪」而不自知。所以無論孔子說的「修己以安百姓」或孟子說的「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等等，其實均將個人修身的道德考量與社會長遠幸福連結起來，在此，孔孟對道德規條的性質的理解，與規範效益主義的宗旨著實相距不遠了。
亦須注意一點，在一個全球老化的世界，因為長者的人口比例較高，我們若將倫理社教的重點放於孝道之上，此一倫理規範的設計便可令較多的人士受惠；即使部份人因為未必長壽，而不能在老年獲得子女照顧，但如果他們成長於一個重孝道的社會環境，在壯年的時候他們已可省卻老無所依的擔憂。這種普遍的心靈安穩，亦是一套重孝道的規範所帶來的社會益處。
當然，重孝道的規範亦有其社會代價，子女到了要供養長者父母的階段，往往正值其事業成熟期。他們當中有些可能是技藝超卓的外科醫生、研究癌症的科學家、作家、藝術家或企業管理人才，如果他們不必花額外的精力照顧長者父母，其事業的發展可能會為社會帶來更大的貢獻：例如為某些頑疾尋找到到新的療法、研究出一些更有效的抗癌藥物、寫下傑出的詩篇或發明其他新的產品，最終大大改善人類的生活質素。
所以，如果你問社會應否推行一套著重孝道的倫理規範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則要思考到底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社會、（未來的）人們應該過怎樣的人生？如眾儒者所言，孝道不是一套割裂而存的德行，它的推行會影響家庭結構、社會結構，乃至於每一代人的生命規劃。人應該怎樣理解自己的生存意義呢？人最終是各個獨立自存的個體？還是跨世代的不同的家庭成員都有緊密的支援和關顧，並在這種互動中得到一種超越的意義和美善？這些都是很大的價值問題，我未能在此一一探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