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元年．出版】面對「生死門」 作者、出版社、印廠如何自我審查？
本文為「國安法元年」專題之一，聚焦出版界，全個專題系列見此。
《蘋果日報》6 月被迫停刊後，楊子俊手頭的三本書，被印刷廠拒印了，他原本希望趕上昨日開幕的香港書展。
楊子俊是「山道」出版社創辦人，曾是中學通識科老師，2019 年反修例運動，他在現場被催淚彈擊中右眼，僅餘 2.5% 視力。
籌備已久的書被拒印，他感到好可惜。不過，這已不是他第一次經歷這種事情。去年港區《國安法》風聲傳出後，他突然收到印廠通知，說不能幫他印刷《致自由》一書。
去年印刷廠拒印《致自由》一書，楊子俊幾經辛苦另找方法印了，今年想再版又被拒。
不只是書本被拒印，在一些出版社編輯看來，在構思出書的階段，《國安法》便已在影響他們的決定。
「諗唔到下一本出咩書。好多嘢想做，但好似做唔到。已經冇咗個空間。」
K 是一間中小型出版社的編輯，港區國安法出台一年後，當她終於完結手頭的項目，開始計畫下一本書時，才發現頭腦被一道道無形的紅線框住。
K 的出版社本身極少做本地政治類書籍。事實上，出版本地政治類書籍的熱潮，總是與本地社會運動的冒起有關，在2014年雨傘運動、2019年反修例運動之後，大眾往往出現想要回應社會脈動的需求，相關政治書籍應運而生。出版這些本土政治書籍的，大多是獨立出版社，並非香港主流出版社的主業；然而，能否出版，卻是一座城市言論自由的溫度計。
K 和許多出版界從業者一樣，因為國安法的模糊定義，而不得不在自己想像的界線裏觀望水溫。她想起一套早前熱播的日劇《今際之國》：「個遊戲係，每間房有兩個門，一個死門、一個生門，你揀錯咗就會死。如果有個人行過去開咗道門先，佢行過去，你就跟住過去；如果佢死咗，你就知唔行得。」
「無人會想做第一滴血㗎嘛，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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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廠：不碰政治書、「斬件」式處理
去年 5 月 21 日，全國人大傳出風聲，將審議一部專為香港而設的《國安法》。一時之間，人心惶惶。那時離書展還有一個多月，楊子俊正在籌備《致自由》，知道書展前夕印刷廠通常業務繁忙，他早早預約了長期合作的印刷廠。
然而，風聲明顯動搖了業界。一些出版社趕緊在國安法實施之前，把手頭和社運有關的書籍出掉，Brownie 出版社是其中一間。「香港在急速變化，」社長鍾卓玲說，「以前大家覺得，如果被告上法庭，不會有事，現在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
Brownie 出版社社長鍾卓玲
6 月初，印刷廠突然告訴楊子俊：幫不了你印了。理由是，不夠時間。
「佢畀嘅理由完全唔合理，我哋本身 book 咗期，大家都知佢嘅 capacity 去到邊。」楊子俊說。
楊子俊今年 31 歲，戴著一副深色金屬框眼鏡，那標誌性的黑色眼罩早已可以除下，不幸中的幸運是，就這樣看，看不出右眼曾受重傷 — 2019 年反修例運動，他是名校拔萃女書院的通識科老師，走上街頭示威，被催淚彈擊中右眼，一時鮮血直流，畫面傳遍香港。他右眼視力因此僅餘下 2.5%。後來，他不獲學校續約，便主動辭職。他在 2016 創辦的山道出版社，當時只是副業，用於出版通識科教材，如今成了他全身心投入的事業。
山道出版社負責人、前中學教師楊子俊
《致自由》的內容，是反修例運動參與者所寫的心路歷程。楊子俊在網上眾籌出版費用，因此，被印刷廠拒絕後，他感到壓力好大，擔心辜負參與眾籌的讀者。
那時楊子俊收到業界風聲，稱有建制派議員向印刷工會發備忘錄，「話國安法其實大家都唔知咩事㗎，如果有起事上來的話，有機會影響埋印刷商，即係有人來查消防啊，報海關啊，完全估計唔到嘅。」
為了出書，楊子俊疲於奔命，前後被 7 間印刷廠拒絕；過往印刷廠從不過問書本內容，如今卻提出，要先看看內容。楊子俊找到業內某間他認為「理論上最有能力印政治書」的大型印廠，談到最後一步，藍紙（blueprint）都出了，對方突然覺得「太危險」，最終還是回絕了。
「（印刷）業界那時好惶恐，基本上禁了所有政治類書籍。」他說。
一間小型印刷廠的負責人 Alex（化名）告訴《立場新聞》，國安法出台前後，合夥人告訴他，「唔好再掂政治類嘅書。」Alex 沒有加入印刷行業的工會或商會，他沒有明說原因。楊子俊就說，印刷業工會均是「建制派組織」，「好難入的。」
找不到印刷廠，楊子俊感覺自己站在懸崖邊，「好似隨時都會傾家蕩產、失去所有商譽。」
2020 年 6 月 30 日，港區國安法正式生效；7 月 1 日遊行，有市民被指攜「光時」旗、違反國安法而被捕；7 月 2 日，港府發表聲明，指「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具有「港獨」或分離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等含義。
「去到嗰個位先知驚，」楊子俊覺得，「我們要開始退讓了。」
他和編委會幾個同事一齊，連夜開會，坐在一齊，商量如何修改《致自由》的內容。哪些要刪減，哪些要換個意思，凡是有「光時」的相片、討論到「港獨」的文字，通通修改。「好痛苦，好似自己審查返自己嘅嘢。」
最終，一間印刷廠接手了。楊子俊形容，對方「不敢明刀明槍接呢個 job」，於是把整個生產過程「斬件」了 — 夜晚通宵把內頁印出來，早上再搬去第二處裝訂成書，楊子俊的同事就這樣看著印廠來來回回，搬來搬去。
印刷廠告訴楊子俊，公司內有些師傅很害怕，不是很認同做這本書，他需要保障自己員工。因此，他不敢用公司名義接手，只能分批完成。
「（國安法）前後的分別就是，而家做印刷好似做賊咁。以往係光明正大咁做嘢，而家要諗埋啲『屎橋』來印書。點解而家搞到咁？」楊子俊說。
去到今年 6 月，楊子俊想再版《致自由》，結果，《致》連同其他兩本政治哲學類書籍，一同被拒印了。
今年書展，山道出版社為極少數仍售賣抗爭書籍的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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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商：界線模糊
Ann（化名）和楊子俊一樣，是一間小型獨立出版社的負責人。Ann 早年在大型出版公司做過，入行沒多久，便發生銅鑼灣書店事件，出版中國政治「禁書」的生意，在此後大受打擊。當時她覺得「禁書」離自己好遠，主流大出版社、書店並非以此維生。
沒想到，4 年之後，港區國安法，令「禁書」在香港可能有了新的定義：她出版的一本關於反修例運動的書，上面印著「光時」八字。原先合作開的發行商，拒絕發行這本書。
在出版的世界裏，發行商就相當於出版社與書店之間的中間人，負責倉存、聯絡書店、運輸等工作。中型或大型的出版社，有些有自己的倉庫和倉務人員，如由中聯辦迂迴持有 [1] 的聯合出版集團就擁有全港最大的書籍發行商「聯合書刊物流」。而小型的出版社因人手、資源不足，通常需要與發行商合作，讓發行商賣書給書店。
根據香港電台《鏗鏘集》在 2018 年的調查，在香港，聯合出版集團控制全港超過一半的書店、近 30 間出版社，以及最大的發行商「聯合書刊物流」。書本要進入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局（合稱「三中商」）這些由聯合集團持有的大型書店，均要經過聯合書刊物流（下稱「聯合物流」）。
如此龐大的國有資產網絡裏，經營獨立出版社變得寸步維艱。進一步出版社社長丁南僑曾向《鏗鏘集》表示，在與聯合書刊物流簽約的半年裏，對方沒有為自己發行過一本書。「進一步」曾出版過 9 本和雨傘運動有關的書，包括「香港憲政的未來系列」，丁南僑稱，不知道聯合物流是否認為書籍「太敏感」而不入貨。
不僅如此，一間獨立出版社的負責人 F 先生告訴立場新聞，2020 年開始，聯合物流似乎正在減少與獨立出版社的合作。F 先生在 2020 年 6 月收到聯合物流電郵，稱由於業務關係，聯合物流決定不再幫他發行書籍。他從身邊做獨立出版社的朋友圈子裏，亦陸續聽到不少與他類似的情況。
「大家都是猜測，是否為了避開『黃』書，乾脆全部唔好發？」F 說。
香港本土的政治類書籍要進入聯合集團的網絡、面向更多大眾，難度指數本就極高。不少本土政治書籍依靠的都是在中聯辦網絡以外生存的獨立出版社，經過非聯合集團的發行網絡運至獨立書店。在聯合物流以外，香港有三大發行商：泛華、春華，以及一代匯集。泛華是星島集團旗下的發行商，春華是皇冠出版社的發行代理商，一代匯集則發行不少日本動漫書籍，也引入台灣出版的書籍。當然還有為數不少的獨立發行商。
在國安法下，發行商的卻步，加重了獨立出版社的負擔。
Ann 經營的小型出版社在去年出版了一本與反修例有關的書，在獨立書店銷情甚佳。在去年國安法 6 月 30 日通過時，Ann 正要第三次加印這本書，7 月 1 日從新聞得知，連攜帶「光時」旗都會被捕。Ann 出版的書印有「光時」口號，幾天後就是書展了，Ann 馬上擔心起來：「會不會真的拉人封艇？」
在未有國安法的時候，社會政治氣氛已經日益緊張，決定出版此書時，Ann 抱著「一日未出事，一日都唔想縮咗先」的心態。如今一道法例降下，她和合夥人商量，害怕被捕，也害怕連累書店。
「我哋諗過用貼紙貼住（書印有「光時」的位置），可能上面加一句：奉政府喻。」她半開玩笑。
旺角序言書店一角
早在國安法正式通過之前，Ann 合作開的發行商便拒絕發行此書，理由是：題目敏感。
Ann 唯有自己肩負起發行的工作。她解釋，難以因為一本書而轉第二間發行商，「因為有簽約，好多手續麻煩，書都是交給這間發行商。又有倉存問題，還要結算。」
她讓印刷廠把出爐的書搬到自己辦公室，3000 本左右的，從兩張辦公檯及地面，一路塞到外面走廊。用了兩三日時間，迅速運給不同書店。
但 Ann 也發現，發行商並非拒絕所有社運有關的書籍，例如她們出版的另一本社運書，同一個發行商卻順利發行。
「今日就呢八個字，你唔知聽日係咩。最大問題係你唔知條線究竟放喺邊，你覺得冇嘢但可能聽日佢覺得你有嘢。可能呢嘅位真係會驚。」Ann 說。
2021 年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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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審查」的方式
從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畢業後，阿木做了一年記者，他找來幾位志同道合的媒體朋友，從 2014 年雨傘運動開始，每年出書，以「傘下的人」名義，寫作關於香港的議題。
他大概從未想過，寫了 6 年之後，在香港出書，會遇上自我審查的問題。
阿木和寫手們去年出版了《我們的最後進化》，在國安法風聲出來之前，他們早已決定在台灣出版此書，因為感覺在香港不夠安全。
「我也有驚過，最驚的時候是未見到條文的時候。見到條文，都睇到最首要想阻止的，不是出版業。」
到國安法正式實施，阿木和寫手們打了個邊爐，討論出不出「光時」字眼，提不提「革命」二字。到最後，大家都覺得繼續去馬出書。「我哋未有自信，覺得可以顛覆國家、勾結外國勢力。」他笑道。
2021 書展，不少與國安法相關的書籍都被放在當眼處。
出版業步入噤若寒蟬的年代，但今年他們打算繼續出書，還找香港的出版社合作，認為這樣在本地宣傳可以做得更多。不過，相比以往，出版社對他們說，要求有更大的審稿權，希望有權修改書本內容，有稿件最後的決定權。
阿木說，他是理解的。「我好理解大家點解要用最保守的方式。出書又不是賺錢多，做咩為了出書而出事？」
他和寫手之間也熱烈辯論，因為有了國安法，稿件內容一些字眼、寫法，是否要修改。
「例如，『言論自由因國安法而失去』危險啲，定係『中央政府剝奪言論自由』更危險？我哋將幾多指控擺在中央政府如何管理我哋，定係純粹停留在國安法導致的後果？呢啲線我哋要小心處理。」
「國安法，我哋的演繹，是你有幾挑戰中央的權威。所以第二種寫法會危險啲，我哋的判斷。」阿木說。
不少人都會換掉書裡面有「光時」的字眼、相片，例如獨立出版的《在浪裏》，或者楊子俊出版的《致自由》。由楊子俊的山道出版社出版的漫畫集《假如讓我畫下去》，還經歷了一種特別的「自我審查」方式：在最後兩張畫有警察的漫畫裏，作者為警察打上了格仔。
「唔打格仔的話，印廠唔肯印。」楊子俊說，「以前邊度駛咁。」
由楊子俊的山道出版社出版的漫畫集《假如讓我畫下去》，還經歷了一種特別的「自我審查」方式：在最後兩張畫有警察的漫畫裏，作者為警察打上了格仔。
今年書展，不少出版商不敢帶時政書籍參展。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告訴《立場》，「今年自我審查好緊要，係我從未見過，大家只係想安安穩穩度過書展。」
他說，《國安法》力度太大，又不能司法覆核，若出版社被控違法，將求助無門；他同時擔心像去年書展取消前一樣，傳出有人會到場舉報書商。他和相熟的書商私下交流，都認為不值得冒險。
不過，彭志銘仍繼續出版身負「初選 47 人案」的大律師劉偉聰的新作《北狩人間：華夷莫辨》。他認為劉偉聰雖是敏感人物，但此書與政治無關，是比較文學作品的翻譯好壞，「如果佢出咩書都唔得，咪即係剝奪佢終生出版權？」
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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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者的自省
網絡作家、時事評論員盧斯達去年想出書，和出版社一切談妥，國安法來襲，印刷廠馬上拒印，說現時政治風險高。盧斯達說，自己的書是想從本土視角，介紹香港歷史，他認為無甚激進內容。被拒印後，楊子俊的出版社表示，願意接手出版盧的書。楊承認，編輯這本書的過程，存在自我審查。
國安法後，作為寫作者，盧斯達感覺，「有一個執法人員喺你個腦裏面。」每當下筆，他會想：「咁樣會唔會有問題？」
回想起自己剛開始出書的年代、雨傘運動之後，他感覺那時眾人關心社會，是「理直氣壯」；如今「氣氛寒冷」，出版的權利大受影響。
「他不是令你不能賣書，而是令你諗賣書之後有什麼後果。」他說，「最深的恐懼就是恐懼未知。」
盧斯達
如今寫文章，盧斯達不再首要看寫得好不好，而是看有無政治風險。「而家你會諗不同人看到時，會唔會對你採取任何行動。」
他每寫一篇文章，都要經歷這樣的自我審查過程：好多中國與外交事件，他想評論，但馬上意識到，講到北京、習近平，「好似會有啲人唔高興。」
「都係轉個（寫作）方法啦，佢哋好忌諱㗎嘛。」
想要寫的事情，只能生吞下去。他想起以前自由寫作的「放心」感，感覺「好懷舊」。如今，一想到自己的讀者群或許有來自中國的人，他感覺自己生活在某個雷達範圍內，如履薄冰。
「我係寫嘢嘅人，我覺得如果我唔寫嘢，我就唔係我。但我表達自己時，就要顧住我嘅安危。『我手寫我心』，已經遠離我。」
寫作的過程變得不再享受，很多事情無法討論。他希望盡量從這種痛苦，尋找意義。
「扭盡六壬，講一些隱密的文本，或者都是一種抗爭，對我來講。每一日都有恐懼，然後每一日寫嘢就嘗試跨過恐懼。一日寫緊，一日都未死。有任何空位，我都會鑽入去，鑽到最後一刻。條魚死都要躂到最後一刻，我覺得我要躂到最後一刻。⋯⋯掙扎本身就是一種意義。」
書展發售的盧斯達新書
他甚至覺得，這種與恐懼鬥爭、無法隨心寫作的痛苦，證明自己走在正確的路上，從中獲得了與香港的連結。
「如果你想做某啲嘢，如果嗰樣嘢係啱嘅，一定會有好多阻力。因此，受苦的時候，個心都係安定嘅。」
「一齊去受苦係一個儀式來的。我覺得，一齊受苦，係應該嘅。呢個係我嘅義務。喺呢個痛苦裏面，我搵到自己同香港的連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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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出版：實體書在手，一種信念
在可見的未來，香港作者走向海外出書，似乎是一種趨勢。2021 年 1 月，流亡海外的港人創辦了一本雜誌，名叫《如水》，雜誌的成員包括羅冠聰、周永康、黃台仰、梁繼平、張崑陽、鄺頌晴等人，均是國安法下，有傳被香港警方通緝或不能再回港的人。
雜誌在台灣由「經濟民主聯合」（經民聯）出版發行到全球。經民連的研究員、《如水》編委會成員之一江旻諺告訴立場新聞，關於雜誌要不要實體寄送香港讀者，編委會曾進行辯論，經過三輪表決，決定用安全的方式，寄實體雜誌到香港。
「編委會裏的台灣老師在這個決定上相對保守，香港年輕人反而不甘心。」江旻諺說，他們也曾擔心，預設最壞的情況，就是國安憑雜誌搜捕市民。
然而，編委會收到許多香港訂戶的留言，感謝他們願意實體出版雜誌。
「他們感覺在運動的低潮，拿著雜誌好像是一種希望感。」江旻諺說，「比較像是一種信念的傳遞。」
對於海外出版所產生的成本和困難，江旻諺說，成員還在摸索。「香港只有一個香港，有了這個原點，經過這個歷史，大家想要回應這個地方。」
中央圖書館亦沒有《蘋果日報》的蹤影
國安法實施之後，去年 7 月，公共圖書館曾下架 9 本書，包括黃之鋒的《我不是英雄》、《我不是細路︰十八前後》，陳淑莊寫的《邊走邊吃邊抗爭》，以及陳雲的《香港城邦論》、《香港城邦論 2》、《城邦主權論》、《香港保衞戰》、《香港遺民論》和《身土不二》。這一度挑動出版界神經，模糊的紅線不知延伸到何處。
今年 5 月初，公共圖書館再下架 9 本書，包括《香港民族論》；5 月 27 日，康文署第三度因要檢討書籍是否違反國安法，將 16 本書下架，當中包括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的《打橫嚟講 2：愛香港不愛黨白皮書》、5 本書名有「公民抗命」的書，以及兩期《Breakazine!》；6 月 24 日，《蘋果日報》停刊之日，康文署著公共圖書館將黎智英 30 多本著作即日下架，包括《肥佬黎食遍天下》。
直到截稿前，公共圖書館網頁顯示，這 60 多本書「沒有符合的搜查結果」。
儘管擔心、害怕、小心翼翼，在香港的出版人和寫作者也仍在努力。出版過《在浪裏》的 Erica.T，已經開始著手另一本雜誌的籌備；阿木和寫手們今年要出的書，準備講過去一年香港的言論自由情況，阿木說，這本書的封面，會出現敏感口號，「最緊要靚。」Ann 亦在準備新書，「書店都咁夠薑，無理由我哋縮㗎。」除了被拒印的 3 本書，楊子俊還有 7 本書在書展前後出版，其中一本是盧斯達那曾被拒印的本土歷史書《如水赴壑──香港歷史與意識之流》。
楊子俊說，他希望業界守住剩下的空間，不要紅線未至，自己先退讓了。「感覺大家好似喺一間黑暗的密室，其實仍有空間，但不知紅線在哪，大家都不願去試。」
阿木就說：「捍衛出版自由最好的方式，就是繼續出版嘛。」
資料圖片（Nasha Chan 攝）
撰文｜楊子琪
攝影｜Nasha Chan
註：
[1] 根據公司註冊處資料，「聯合出版集團」截至 2020 年 6 月時大股東為「新文化事業（香港）發展有限公司」，該公司唯一一名自然人股東為李濟平；李同時是「聯合出版集團」的其中一名董事。
而「新文化事業（香港）」截至 2020 年 12 月的公司周年申報表顯示，其大股東為內地註冊的「廣東新文化事業發展有限公司」，地址位於廣州。
《壹週刊》 2015 年曾報道，根據中國工商局的公司註冊記錄，「廣東新文化事業發展」背後的單一股東，就是中聯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