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與認知科學：我的個人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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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與科學之間的關係是一個錯綜複雜的理論問題，本文不直接觸及它，而是要來分享我進行哲學與認知科學跨領域研究的經驗。由於是個人體驗之談，許多部分或許不能一般化，也歡迎讀者在底下留言區分享相關經驗。

我是文科中的文科人：高中的性向測驗及個人興趣都在人文領域中，而大學除了選擇哲學外，輔修的社會學與歷史學（學位均未完成）也都在人文社會的範疇中。我在臺灣的碩士後段參加了 Associat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Consciousness 在臺北舉辦的年會，以及一些類似的場合，這激發了我的 “science envy” 情結，因此開始接觸認知心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

十餘年來，除了各種場合持續大量學習外，唯二值得提起的，是在倫敦大學伯北克學院 (Birkbeck) 修習的大學部心理學學程，以及即將完成的倫敦大學國王學院 (King’s College London) 修習的碩士精神醫學學位。要在這裡坦承的是，即便經過了這些努力，我自評的相關科學背景依舊異常薄弱；身為一個土生土長的文科人，我對於自己目前與未來在認知科學的理解與貢獻都抱著極其懷疑的態度。

由於是談個人體驗，以下就具體談談一些例子。在紐約求學的兩年是我開始大量接觸哲學與認知科學疆界的日子，當時我的導師是 Jesse Prinz ，身邊類似取向的哲學家包括 David Rosenthal 、 Ned Block 、 David Chalmers 、 Christopher Peacocke 、 Hakwan Lau（雖然他的本業為認知神經科學），還有許多不那麼知名但也十分優秀的哲學家與認知科學家；我選擇的題目 —— 注意力與意識的關係 —— 也是在該處十分熱門的題目之一。兩年的時間很短，除了這樣的研究外，我對與科學完全無關的傳統哲學亦十分有興趣，因此就在恍惚之間把時間都塞滿，帶著很充實卻又有點暈眩的感受離開了紐約，前往倫敦進行下一步的學習（關於為什麼選擇在求學階段更換地點，可見同於《立場新聞》哲學版刊登的〈當代英美哲學的差異：兼論留學的建議〉）。

到了倫敦之後，由於感到在紐約的學習不踏實，加上在倫敦的時間預計較長，因此當時設定的目標是實際進入科學家的實驗室做第一手的學習。在其中一位哲學導師Michael Martin的建議下，接觸了同在倫敦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做研究的認知神經科學家Patrick Haggard和他的行動與身體實驗室。首先，接洽的過程完全符合我對英國的刻板印象：不像在紐約時，人們多半熱情討論但具體合作不易確定，在倫敦的這次（以及其後許多次）經驗開始時門檻頗高，Patrick以及其他科學家對於我的進路抱持懷疑，儘管討論過程中可以感受到他們的禮貌與耐心。在多次解釋自己的意圖與計畫後，終於順利能夠開始參與他們的實驗室事務，並被安排到特定的實驗規劃。

在這裡首先遇到的難題是，雖然現今認知科學中也很鼓勵跨領域合作，但常見的跨領域是自然科學內部的跨越，比如我在該實驗室遇到許多藥學、醫學、工程學背景的研究者；雖然他們彼此的語彙及思考方式有所不同，但相較之下，哲學或人文似乎隔了一座更大的山，即便他人不刻意排斥我，但實際能進行的交流十分有限。我在該實驗室待了大概五年的時間，直到第四年左右才漸漸開始有合作的成果。關於出版方面，在文末我會另行討論。

在倫敦的另一個跨領域學習是在感官研究中心 (CenSes) ，它隸屬倫敦大學 (University of London) 下的高等研究院。此單位的主導者為哲學家，包括 Ophelia Deroy 、 Barry Smith 、 Nicholas Shea 等人，而朝外進行的合作者包括 Fiona Macpherson 、 Matthew Nudds 、 Charles Spence 等人。雖為哲學家主導，此中心跨領域的野心很大，邀請的外部講者幾乎都是科學家，也因此令部分周邊哲學系所不滿；這引出了另一個哲學與認知科學跨領域的現實難題：人文與自然科學的平衡該如何拿捏？從該中心的角度來說，哲學的部分我們自己就可以涵蓋了，外部講者當然要多請自然科學家；從反對者的角度來說，這是哲學自貶身價，因為科學家來基本上就是談他們原本會談的問題，這樣辦活動就像是哲學家自己去聽科學單位的演講而已。

簡單來說，以上我遇到了兩種困難：一、在科學家的實驗室中，我遇到的是科學家們內部跨領域相對容易，而我找不到自己定位的問題；二、在哲學家的研究中心裡，我遇到的是科學家以完全未調整的方式來進行演講，而周邊哲學家又對這樣的情況不滿意。在當時雪上加霜的是，其中一些對此不滿的哲學家就在我所屬的博士班單位裡，所以我那時候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克服如何在不惹怒兩方的情況下，繼續在兩個單位學習。這可說是一個學術政治窘境。

以上都是學術外部的描述，接下來我想談一些較實質的學術內容。如前所述，我在紐約研究的題目是注意力與意識的關係，其主要問題是：意識的內容是否比注意力來得多？若答案是肯定的，則注意力就不是意識的必要條件。此問題之所以不是純經驗問題，是因為在實驗上無論怎樣將受試者的注意力引開，都無法確保其他地方完全沒有注意力的分佈，因此科學上似乎找不到一個「有意識但全無注意力」情況，而這也是為什麼哲學有著力之處。在紐約的兩年我未能夠進入任何實驗室做實質研究，僅靠閱讀科學與哲學文章進行概念分析；一些文章發表在一些不是很好的（幸非掠奪性的）期刊，不值一提。

到了倫敦之後，與認知科學的合作較實質，出版情況也稍微好些，以下用編年條列的方式舉出數例來解說：

“Obstacles to Testing Molyneux’s Question Empirically” (2015)

在 2012 移居倫敦後，先以兩年時間完成研究型碩士 (M.Phil)，並前往柏克萊加州大學進行一學期訪問。雖然當時的名義是哲學系訪問學者，但也分配了許多時間在一些實驗室中學習。這篇著作是與其中一位博士後研究員 Val Morash 合作的，探討傳統哲學中的 Molyneux’s question ，以及最近以科學方法驗證這個問題的嘗試。 Val 很謙虛地推辭了第二作者，因此我只能在文末感謝她。後來很遺憾地在一場意外中她不幸離世，我也十分慶幸當時有具體合作，能夠以智性的方式紀念這位好友。

“The Trajectory of Self” (2016)

這篇短文是與美國、蘇格蘭與加拿大的作者們共同完成，評論一篇關於自我在認知架構中扮演的角色之文章。此合作與倫敦無直接關係，但時間點是在與倫敦學者們開始合作數年卻苦無成果的一段日子。以通信方式完成這個小規模的合作，對當時的自己是個不錯的鼓勵。

“Spatial Perception and the Sense of Touch” (2017)

在 2014 年順利進入 Patrick Haggard 的實驗室學習後，這是我們第一個合作所產生的文章，且是一篇理論文章。文章的緣起是兩位哲學家正在編輯一本關於身體自我意識的論文集，邀請了 Patrick 撰寫專書篇章，而他邀請我擔任第一作者，因為裡面主要的取向是哲學。然而編者們對我所寫的版本一直不滿意，因此最後仍由 Patrick 為第一作者重新撰寫，我成為第二作者。

“The Recurrent Model of Bodily Spatial Phenomenology” (2018)

這篇文章承接上一篇。上一篇的原先版本我認為仍有可取之處，因此，修改過後投稿期刊，終於順利刊登。上文與此文的範圍大致重疊，但期刊的版本更強調哲學的推證。

“A Mechanism for Spatial Perception on Human Skin” (2018)

上面兩篇文章的實驗部分記錄在此文中，而我所佔的位置是最不重要的，也就是倒數第二位作者。根據經驗，作者排序常由第一作者決定，而在這篇文章裏我佔最不重要的位置是公平之至。然而，在參與的另一組實驗中，我自認貢獻比這篇多出不少，但那邊的第一作者不認為我應該出現在作者群裡，這讓我更珍惜自己在本篇實驗論文的出場。在努力多年後，本篇是我唯一共同作者的實驗論文，可見身為哲學家要參與實驗論文的困難度（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

Spatial Senses: Philosophy of Perception in an Age of Science (2019)

在上述與感官研究中心的合作當中，我也參與了一些實驗，但由於當初該實驗室屬草創時期，嘗試的許多實驗皆未成功；在我即將畢業要離開之前，覺得沒有留下什麼成果頗為遺憾，因此探詢幾位成員是否願意與我合編論文集。兩位前輩 Ophelia Deroy 與 Charles Spence 慨然允諾，於是便以我為首編輯了這本書，其中包括了聽覺、嗅味覺、以及身體感等等空間知覺的議題。

“Molyneux’s Question and Somatosensory Spaces” (2020)

經過以上的努力後，在一些相關領域中知名度有些許打開，因此開始會直接受邀撰文。在 2015 年關於 Molyneux’s question 的文章中，我主要探討某些以實驗方式處理此問題的做法，而本文則嘗試探討純概念的相關議題，因為當初 Molyneux 與 Locke 的通信中，所提的問題可以被解讀為經驗問題，也可被解讀為思想實驗。

“Touch and Other Somatosensory Senses” (in print)

在Patrick的實驗室中與我合作最密切的同事為 Antonio Cataldo ，後來我們一起申請到一個小額經費，進行了一組實驗。然而， Antonio 行事較為完美主義，實驗的部分遲遲未能整理出版，因此在另一個專書篇章的邀約中，我邀請他當第二作者，共同撰寫文章討論與這組實驗相關的哲學問題。

“Post-Perceptual Confidence and Supervaluative Matching Profile” (in print)

在倫敦時期我也與紐約的學者們保持聯繫，後來他們關注的一個題目我也有興趣研究，就是是關於知覺的信心（比如透過視覺我確信開過來的巴士是 38 號而非 88 號）本身究竟是否為知覺狀態的一部分。雖然在倫敦的同事較少關注此議題，但我仍舊獨立完成這篇文章，並順利為期刊接納。

Expected Experiences: The Predictive Mind in an Uncertain World (in preparation)

回到臺灣後，我開始與東亞以及紐澳學者有更多的往來，並在因緣際會下與佐藤亮司及 Jakob Hohwy 共同編輯這本關於大腦預測編碼框架的論文集。這個計畫由於疫情多少有些延宕，但預期在 2022 年會順利面世。

透過以上的具體例子，希望可以給讀者有更多實質的參考；至於本文前半的經驗敘述多半是個人體驗，有許多偶然與主觀成分，或許較不具參考價值，但希望能夠拋磚引玉，讓有心朝類似方向發展的朋友更有相關的心理與知性準備。

我於 2019 年回到臺灣任教，在接觸幾個興趣與我相近的實驗室之後，我目前主要參與的是臺灣大學心理系謝伯讓老師的腦與意識實驗室，並與幾位成員共同探討注意力、工作記憶、聽覺、時間知覺等等議題。由於參與的時間還不夠長，所能分享的心得不多，所以就在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