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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道德行動才能拯救我？— 高絲嘉的行動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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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e M. Korsgaard

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的A805/B833提到，哲學的任務是為了回答以下三個問題：

  1. 我能夠知道甚麼？(Was kann ich wissen?)
  2. 我應該做甚麼？(Was kann ich tun?)
  3. 我可以希望甚麼？(Was darf ich hoffen?)

回答第二個問題正是道德哲學的任務。 [1] 後來，康德在《道德形上學之基礎》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實踐理性批判》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與其他著作中直接或間接回應過這個問題。康德道德哲學與他的哲學系統環環相扣，錯綜複雜，涉及知識論與形上學的問題。筆者想先繞過複雜的哲學史問題，盡量不涉及術語，看看當代康德主義者如何回答這個問題。

道德哲學處理一個直接、卻不易回答的問題：「我應當做甚麼？」這個問題其實會引申出另一個難題：「誰是這個『我』？」不妨將先將這個「我」稱為「道德行動者 (moral agent)」。是甚麼主導或決定我的行動？

「道德建構主義 (moral constructivism)」是當代倫理學的顯學。這套理論架構由約翰．羅爾斯 (John Rawls) 提出，重新詮釋康德道德哲學，再由他的高徒姬絲汀．高絲嘉 (Christine M. Korsgaard) 發揚光大。與羅爾斯一樣，高絲嘉借用康德的哲學資源，建立她的道德理倫。高絲嘉同樣認為，整個道德哲學的基礎在理性 (reason)，而非在欲望 (desire)。她將康德道德理論理解成探討「規範 (normativity) 」的問題，道德行動是可以令我行動一致，使不同行動間不互相違背。同時，道德行動必然通過理性反思 (reflection) 來建立，而非通過欲望。

下文第一部分先介紹道德建構主義，主要集中在康德式建構主義這一派別。第二部分討論高絲嘉道德主體之重構：道德行動者即是純粹實踐理性 (pure practical reason)。她的詮釋最主要集中於康德《道德形上學之基礎》，特別是定言律令 (categorical imperative) 與人性 (humanity) 的部分。最後，筆者會指出，把道德主體與純粹實踐理性等同起來，將無法有效解釋道德惡的問題。

甚麼是道德建構主義？

道德建構主義由羅爾斯提出，後來發展出不同理論型態。康德式的建構主義，內部上也有不同側重點。整體而言，建構主義者都同意：道德是源於理性反省所得到的結果。依這個想法，我之所以行道德，並非因為欲望；相反，身為理性行動者，我就必須要遵從理性。即是，我需要為行動提供理由 (reason)，理性的反省。在康德式建構主義中，一般認為所謂的「定言律令 (categorical imperative)」為行動提供指導與內容。透過反省，道德行動應該出於「義務 (duty)」，而非出於個人好惡。羅爾斯稱這個過程為「定言律令程序 (CI-procedure)」。同時，道德的律則不僅對我有效，而是對所有人有效。換言之，通過理性反思得到的道德規範，普遍客觀地有效。因此，這一派的道德建構主義野心很大。

要留意的是，羅爾斯認為傳統的道德哲學之所以失效，是因為有一些形上學預設 (metaphysical assumptions) ，例如上帝的存在、上帝確保道德的客觀有效性。不過，他認為道德哲學根本不需要這種形上學預設，單純依靠理性，通過哲學反思便可以確立。這意味著，道德哲學必須從形上學分離。這種理解康德的好處是，可以獨立處理康德的道德哲學，而不用理會那些過時、錯誤的前提，甚至乎不用理會他的哲學系統，從而將他哲學活力釋放出來，與當代的哲學問題掛勾。

高絲嘉的建構主義直接承襲羅爾斯的反形上學進路。同樣，她將道德基礎確立在理性而非欲望。高絲嘉將自己的理論標示為「程序實在論 (procedural realism)」 ，意思即是，道德問題通過恰當的反思程序，可以找到答案。她在《規範的來源》 (The Source of Normativity) 將自己的立場和「實有實在論 (substantive realism)」 作對比。 [2] 實有實在論同樣認為道德問題可通過合適的反思程序找到答案，但與程序實在論不同的地方是，它認為道德不僅只是我們的反思過程，而是世界上有「道德事實 (moral facts)」這種東西，反思是為了發掘這些道德事實。

高絲嘉反對實有實在論關於「道德事實」的想法。她認為道德之所以客觀有效，並非基於「道德事實」，而是我們反思後得到的結果。例如「不准說謊」這條律令，它並非不證自明，也不是透過上帝可以保證；相反，我們會問為甚麼要接受它，需要得到支持它的理由。讀者或許會問：這套倫理學與康德有何關係？關鍵在於，高絲嘉認為反思的來源有根據，而這根據是定言律令。定言律令是康德道德哲學的中心要旨，英美學界一般將定言律令從三個不同角度表述出來：1) 普遍性 (universality) 、2) 人性 (humanity) 與 3) 自律 (autonomy) 。高絲嘉特別重視第二條表述，認為這是整個道德基礎所在。道德應該重視人的價值，人不可以純粹當成工具 (means) 來對待，必須時刻都當成目的 (end) 。高絲嘉認為，根據這條原則，我們可以客觀地確立道德基礎。

然而，高絲嘉的出發點實際上異於康德。康德在《道德形上學之基礎》的工作是，對傳統道德哲學作新的表述，而非發明一套新的道德哲學。康德的問題意識很明顯：道德律是否存在？如是，則如何可能？後來在《實踐理性批判》中，他更表明道德意識是「理性事實 (Faktum der Vernunft)」。這種想法，其實比較接近道德實在論的立場。相反，在高絲嘉眼中，道德的問題不是道德律是否真的存在，而是：我應該如何選擇 (choose) ？怎樣行動才有一致性？她甚至在晚近的著作中，作類似沙特式 (Sartrean) 的宣稱：人被宣判 (condemed) 要選擇與行動，即使不行動與不選擇，也是一種行動與選擇。 [3] 道德是令我行動一致的來源，同時符合作為「人」這個實踐身分 (practical identity) 。高絲嘉認為，道德行動最後為了建立「人」的價值；同時，因為「人」擁有理性能力，規定我必須理性地行動，而只有合乎道德的行動才是在實踐上理性的行動，才是理性所容許的。也就是說，因為我是人，所以我必須做人應該做的事情，我必須要道德地行動。

誰是道德行道者？

在高絲嘉眼中，道德價值並不獨立於理性行動者 (rational agent) 而有效。換言之，道德並沒有自足的價值，道德價值是通過哲學反思而獲得。高絲嘉將她證成道德的方法稱為「超驗論證 (transcendental argument)」。超驗論證問的是「如何可能」的問題，她先從「道德行動存在」的前提出發，然後不斷往後追溯；歸根結底，道德行動是人作為人的條件。

因此，只有當我重視人的價值時，道德才是可能的。從簡單的概述可見，道德之所以有價值，是由我作為行動主體所給予，而人的價值在於我擁有自我反省能力。用通俗的語言表達，即人是可以同自己講道理的動物。也因為有這種能力，我可以為行動提供理由，證明自己的行動是容許的，以達成某些目的。同時，我們的行動之所以可能，至少是由於有一個「實踐身分」，而實踐身分與人的價值又是相關的 — 高絲嘉將道德價值與實踐身分扣連起來。不妨將她的想法以簡單的論證方式表達出來：

  1. 理性行動者不可能行動，除非他有動機 (incentives) 作為理由去行動。 

  2. 動機作為理由必須符合行動者的實踐身分。

  3. 行動者必須將人這個身分作為行動基礎，否則他無法維持他的實踐身分。

  4. 行動者必須重視人的價值，以維持他的實踐身分。

    ／因此，行動者必須重視人的價值，作為行動的基礎。

高絲嘉的第一步，從一個沒甚爭議的前提開始：人有能力成為行動者。值得留意的是，「行動 (action/act)」對高絲嘉有特殊的含意，它指的不只是人的物理運動，而是有目的導向的活動；例如，我打開門窗，為了使空氣流通。對高絲嘉而言，我必須要為行動提供理由，而非只是順從欲望。

第二步是，行動者的動機必須與他的身分一致，才可以成為行動的理由，這是因為他的行動是構成他這個實踐身分的元素。我的身分是大學生，所以我有理由交論文。我至少有一個實踐身分，否則我無法真正地行動。即使我有動機去行動，不過我仍然會思考，這是否符合我的實踐身分；因此，有動機並不直接構成行動的理由，當中還要經過思索。

當我有動機作為理由去行動，則表示我至少一個實踐身分。高絲嘉在第三步再推進，只有我將人的價值視為實踐身分基礎，才可以建立其他的實踐身分。因此，如果我不重視人這個身分，則我無法建立其他實踐身分。換言之，人這個身分是所有實踐身分的預設。不過，我仍可以問：為甚麼？不妨用下例說明。

假設我的身分是大學生，則提交論文是我的責任，符合大學生的實踐身分。因此，我應該提交論文，否則將會失去大學生的身分。可是，我可以繼續追問，為甚麼我要維持我大學生的身分？因為我要獲得學分，因為我要畢業，因為我不想辜負父母的期望。不斷地指向另一些目的。可是，我仍繼續再問：為甚麼我需要這些目的？因此，這裡有個無窮後退的問題。在高絲嘉眼中，道德應該要以一個無條件的預設為基礎，而這無條件的預設就是人的價值本身。我沒有辦法進一步回答，為何生而為人；但是，沒有「人的價值」這個最基礎的預設，則我沒法建立其他的實踐身分。「人」這個身分，沒有辦法再後退，因此它是最基礎的。

去到最後的前提：只有當我將人作為實踐身分的基礎，我才有可能真正行動。換言之，如果要建立一個特殊的實踐身分，則我必定預設人這個身分，首先要肯定人這個身分是有價值的。 [4] 

因此，我得到一個結論：道德基礎最後在於人的這個實踐身分。因為我擁有理性能力，當不斷回溯追問，最後會得知我是人這個身分，我必須重視這個身分並給予它價值，否則我沒法為行動提供理由。理性能力正是把握人的值價的橋樑，作為我思考不同行動的可能根據。高絲嘉甚至將這個道德行動者定義為「純粹實踐理性 (pure practical reason)」。所以，當我在選擇時，不外乎就是我的理性在選擇；而感性則被排除，它不是構成道德行動者的元素。行動者不外乎是理性行動者，即是，理性主宰一切的行動。

我們可能會問：如果欲望並不參與構成道德主體，那我應該如何安置它？在日常生活中，我往往是跟隨欲望、而非按理性而行動。這有兩個可能的答案。第一個的答案是，如果欲望對理性不構成影響，則其實根本不是欲望。第二個答案是，如果欲望對我造成影響，則不符合道德主體是純粹理性的說法。對高絲嘉而言，她並不反對我按照欲望行動，只是欲望必須經過理性反思。從這個意思上，欲望通過理性反思過程，則我為欲望提供了理由，因此欲望是理性的。在這個意義下，欲望的基礎最後仍然建立在理性之上，欲望最後可被化約成理性。因此，這並不威脅她的理論。

由於我的理性是純粹的，沒有任何欲望的元素，由此洐生的行動必是出自理性，出於對道德律的尊重。按照這想法，我們沒有理由去作不道德的行為，因為理性已經規定我只能夠按道德原則來行動。簡言之，我沒有動機作為理由去作惡，做違反「人性 (humanity)」的事情。順著高絲嘉的思路，道德是作為人的根據，一但我違反道德原則，則會失去道德行動者的身分。換句話說，如果我做一些違反道德律的事，則同時違反作為「人」的實踐身分，我的行動便是自相矛盾。用通俗語言說，我應該只做人應該做的事情，也即是，做人要理性。

可是，如果理性真的如高絲嘉所言，指導我們只會向善，並只會道德地行動，她又會如何去回答道德惡的問題？

道德惡

高絲嘉並非沒有察覺到這個問題。在她眼中，所有行動的源頭都是純粹實踐理性。因此，她沒有將道德惡歸咎於欲望。相反，道德惡出現，是因為我沒有有效地運用理性。即使理性已充分為道德行動提供理由，也不表示我在操作過程中一定正確地作道德抉擇。

高絲嘉將理性活動定義為有意識的活動。同時，不理性的活動都是無意識的，是理性沒有恰當地活動。那麼，道德惡的行動，即是欠缺理性的行動。理性不可能有意識去作惡。那麼，如果我作惡，則只有一個原因：我已經失去理性，失去意識。然而，這卻產生一個難題：既然不是有意識地行動，那麼我為甚麼要為自己的行動負責？

這種解釋道德惡的進路，其實一早出現在柏拉圖對話錄《美諾篇》 (Meno) 第 77a 至 78b 。對話中，蘇格拉底反對美諾的立場，認為人不可能有意識去作惡；人之所以作惡，是因為他錯誤地將「惡」當成「善」來看待。假設人有足夠的知識去分別善惡，則只會選擇為善，而不會為惡。高絲嘉的思路，與蘇格拉底的如出一轍：人不可能有意識地利用理性去作惡。那麼我們只能接受，作惡是因為理性之喪失，是人的無意識活動。

可是，這理論結果難以令人接受：倘若作惡只是理性缺失，又是無意識活動，行動者便不用談道德責任。將道德與責任切割，這反而令她整套的康德哲學處於不利位置。然而，是甚麼原因導致這個問題出現？問題在於，高絲嘉將欲望從道德哲學抽走，而這並非康德的真正意圖。道德主體也不是僅建立在純粹實踐理性之上。高絲嘉忽略了康德哲學中最關鍵的預設：人是理性與感性的動物。以下將簡單說明，並結束全文。

康德並沒有否認為人可以有意識地作惡，甚至在《單純理性界限內的宗教》 (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ßen Vernunft) 中提到，人天生就有作惡的傾向 (Hang zum Bösen) 。人有作惡的傾向，因為他除了有理性能力，還有欲望能力。康德將人的兩種能力區分為「Wille」與「Willkür」。為方便討論，暫將前者稱為「意志」，後者稱為「意欲」，兩者分別是指人的認知能力與欲望能力。意志負責道德立法，意欲則負責行動。對康德而言，這兩種能力不能再互相化約，兩者負責不同的功能。

可見，康德並沒有將道德主體定義為純粹實踐理性，也沒有將所有行動基礎純粹建立在理性之上。他不否認人可以按照欲望行動。按照欲望的行動也可以符合道德律，只不過，這些行動沒有道德意義而已。這些行動出於人的動物性，自然而發。因為欲望沒有普遍性，因人而異，當人將「自愛 (Selbstliebe) 」變成普遍律則來行動時，則有機會出現道德惡的問題。由於道德惡是出於意欲能力，屬於主體的一部分，因此人必須為自己的行動負責。康德的基本立場是，不論如何努力，理性與感性之間的張力都無法消除。這是整個康德道德哲學、甚至他知識論的基本預設立場。

回到高絲嘉的詮釋。她將所有行動基礎都收攝回理性，排斥欲望，將行動主體定義為純粹實踐理性，其實是更接近柏拉圖的立場。這種由羅爾斯提出，再經高絲嘉發揚光大的建構主義進路，是好是壞，取決於讀者對康德道德哲學的理解。

註：

  1. 為方便討論，文中「道德哲學 (moral philosophy)」 與「倫理學 (ethics)」將交互使用。
  2. 參考Christine M. Korsgaard 的 The Source of Normativity (1996)，頁 36 至 37 。
  3. 參考 Christine M. Korsgaard 的 Self-Constitution: Agency, Identity, Integrity (2009)，頁 1 。
  4. 讀者可能會質疑高絲嘉的論證有點跳躍。人這個身分可以僅是行動的基礎，本身不包含任何價值。最直接的 回應可以是：的確，人本身並沒有自足價值，價值是人通過理性反思後，自我給予的。不過這同時會產生另一 個問題：有些人可能在經過理性反思後，並不認為人是有價值的。我如何保證其他行動者會都認同人是有價值 這個想法？如果人的價值是屬於「道德事實」，獨立於道德行動者而存在，則又違反高絲嘉的基本立場。高絲嘉對這些問題當然有回應。不過，這涉及她其他哲學問題，暫且擱置。先當她的論證是成立的。

參考資料：

  1. Korsgaard, C. M., & O’Neill, O. (1996). The Sources of Normativ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Korsgaard, C. (2009). Self-Constitution: Agency, Identity, and Integ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Rawls, John (2000).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Moral Philosoph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 Wuerth, J. (2018). “Does Kantian Constructivism Rest on a Mistake?”. In K. A. Moran (ed.), Kant on Freedom and Spontaneity, pp. 137–1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