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點：原罪背後 8】民主回歸的終結？然後呢？

專題【匯點：原罪背後】全部8篇文章：「香港現在最大的問題根本不是政制問題、普選問題。」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如是說。「就算今屆通過了公民提名，2047年後再無基本法、特首普選，亦是合情合理。」

[

「最大的問題，是香港前途問題。我們即將要面對2030年，重新，討論香港前途。」

80年代，隨著租借新界的租約將於1997年屆滿，中英展開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港人的聲音被忽視；香港社會普遍希望維持現狀，但一群懷抱民族主義理想的香港知識份子所組成的匯點，則提出「民主回歸」，支持香港回歸中國，並在港實行民主制度。最終，中央作出「一國兩制」的承諾，將香港前途延擱至50年之後。而「民主回歸」，亦成為往後香港民主運動的指導性綱領。

然而，在三十年後的今日，隨著中央政府不斷收緊對港政策、背棄昔日諾言，「民主回歸」這套論述已分崩離析，一國兩制亦名存實亡。香港問題，回到原點，如黃之鋒所言，在2047年將屆之時、也就是離現今十多年後，香港人要再經歷一次，香港前途問題談判。

但這一次，香港人仍會缺席談判桌嗎？若否，這一代香港人又會抱持什麼理念坐上談判桌？

預想中的大限，此刻仍然遙遠，大家都只有模糊的概念；但他們對香港前路的想法，從他們對民主回歸的評價，可以窺見。

「民主回歸是香港歷史上的，歪路1。」主張香港人是一個民族、具有民族自決權的《香港民族論》編輯李啟迪斬釘截鐵。「好多時命運自決唔到，是前人設了框，你活在前人造成的歷史、命運之中，於是你憤怒，為何我活在你們這班人設置的囚牢之內？」

而繼承匯點部份成員與理念的民主黨中，亦有批判聲音。「我唔會怪罪上一代人提出民主回歸，在那個背景底下確有其貢獻…是世代的分別。」民主黨的28歲中常委區諾軒強調：「我們這一代人的成長階段，一路見證香港在中國治下冧檔。…這代人無法認同香港變為直轄市，若然如此，民主派更加應該排除以往所謂民主回歸的，誤會。」

熱衷參與香港政治的新生代學者方志恒，則如此提醒港人。「我們從來無重新理解中國是什麼…如果中國已變成天朝中國，而這個天朝中國是穩定的、你不能想像它明日就倒台，香港民主化面對的環境會比我們想像的更惡劣，」方志恒斷言：「個黑暗時期，會長好多。」

香港前途問題，從1982走到2030，再談判一次；令人恐懼的是，或許在那片前途裏，此地再無我們所認知的「香港」。

黃之鋒如此設想：「如果這一代學生活在80年代，一定會要求：香港前途，公投決定。」

破，而未立

2014年8月31日，人大頒佈831決定，佔領中環等團體在添馬公園集會。和平佔中聲明稱：「這次決定除了扼殺普選，更是對一國兩制的粗暴打擊。…如果港人對這種「一國壓倒兩制」的做法保持沉默，『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將會消亡。』」 圖：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去年8月底，人大方案還未公佈，但「落三閘」的消息已見諸報端；教院助理教授方志恒，在facebook發表了一篇短文，形容「民主回歸」代表的民主運動路線已死。

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人大決定，標誌著八十年代以來「民主回歸論」所代表的改革主義路線 — 一種對中國改革抱有希望、對香港回歸後逐步發展民主的樂觀思潮 — 已經正式壽終正寢。

香港政治將會進入大變動的年代，過去三十年的政治格局、黨派、人物、互動模式，將會逐一被淘汰和取代，新舊交替將快速完成。

方志恒的宣告，別具意義。數年前，剛進學術界的方加入「新力量網絡」— 如果匯點1994年併入的民主黨繼承了匯點的政治能量，那麼匯集仍未為官的張炳良、呂大樂、葉健民等人「新力量網絡」，則可謂是匯點強於論述一系的重生。

就因為這次大膽的表態，方還被匯點創會主席劉迺強撰文狠罵，怒斥民主回論是死是生「還輪不到方志恒這『沒大沒細』的小孩子說話」。老前輩劉廼強說，民主回歸已接近開花結果。

劉廼強不會明白（或不屑明白），身在民主陣營而對民主回歸尚有期許，是何等掙扎；方志恒年資雖淺，卻也感受甚深。

「我在2012年的時候，已經開始疑惑，諗唔通我哋可以點行落去；溫和派所期待的那種良性互動、開明中國的想像，我已覺得行不通…北京願意對港寛鬆，畀位溫和派走，大家才會覺得可行。但客觀上他已令溫和路線無生存空間。」

但方志恒在2014年初仍決定站上台前，推動18學者公民推薦方案，原因令人哭笑不得：雖然溫和路線的生存空間已被完全擠壓，社會卻仍有呼聲，要求有溫和方案、認為溫和路線應該發揮作用。始終有人，未認清香港面對的困局。「將所有溫和空間扼殺晒，然後話政改你做咩唔同我傾，溫和路線做咩發揮唔到作用，我覺得相當可笑囉。」

「當時我覺得成事機會接近零，但我覺得值得去做多次，是對自己曾信奉溫和路線的一種交代。如果唔得，大家死心啦，唔好再講溫和路線啦，唔work嘅。」

直到今時今日，仍有「溫和派」垂死掙扎，繼續幻想「傾」的可能，但正如方志恒所想，大部份溫和派確已死心，而舊有秩序與論述，也就是「民主回歸」，已經崩潰。

我今年35歲，不屬於民主回歸的一代，但與新世代也不盡相同。我無悔推動「十八學者方案」，這是改革主義路線的最後努力，它的失敗加速了舊有政治秩序及論述的崩潰，刺激了新的政治秩序及論述的建立，對香港來說其實也是一件好事。

舊的崩潰了，社會一度將希望寄托於年輕人領導的直接行動，但這個所謂的新希望亦隨傘運落幕，未直正興起已夭折。831決定激起香港史上規劃最大的社會運動，最高峰時有二十萬人在金鐘、旺角、銅鑼灣街頭高喊「我要真普選」。但79日下來，除了那虛無至極的「公民覺醒」與越發激烈的派系攻訐，似乎，什麼也沒有。

政權，未被撼動一絲一毫。

說黃之鋒是目前香港最具號召力的運動領袖，應不為過。這是他的結論：「群眾運動動員力已經去到頂點，去到一個盡頭。要面對一個政治現實：街頭運動在未來，不見得能做到什麼。細議題如一簽多行、國民教育，佢會讓畀你，但到管治權的問題就真係…」

他露出尷尬的笑容，「唉，民主唔係一代人嘅事囉。」

從反國教運動走到傘運，黃之鋒清楚看到街頭運動在香港的局限：參與度、行動力是有，但大家不知該怎麼去用。「街頭運動在憲政改革上，做唔到啲咩。」

方志恒點出街頭運動無效的原因，還在中央：「香港管治陷入危機」與「開放香港政治空間」對北京而言都只是成本，「但我相信，現在的北京情願香港管治陷入危機、陷入空轉，也不會冒開放政權的風險。」

換言之，即使群眾運動盛大到持續令港府無法管治，北京亦極可能不會讓步。「已經唔好計藍絲支唔支持，香港人支唔支持。」

今年二月，教院講座教授、前匯點成員呂大樂，如此總結傘運。

「『佔領運動』所帶來的一種事前未有預見的效果，是香港社會（終於）要面對實實在在的政治。如何從殘局中走出一條路來，要看大家怎樣理解如何在香港搞 — 可以是很漫長的 — 民主運動了。」

有趣的是，呂大樂在全文結尾，卻寫下這一句：

「誰說『民主回歸』的議題已再無任何意義？」

「前人的歷史」

1983 年 1 月 10 日≪大公報≫

對今日的新生代而言，再論民主回歸有何必要？呂大樂未有繼續講下去。

在這一代人眼中，「民主回歸」這套舊綱領，似乎只剩反省與警惕的價值。區諾軒對此下了一個簡潔的總結：「民主回歸的理論弱點在，它無法處理中港矛盾。」

在當下說「中港矛盾」，大家立即便會想到雙非、自由行大陸客的無禮、一簽多行與水貨客等等問題。但中與港的矛盾又豈止於此？中國與香港的觀念，中國與香港的政制與法制，中國人與香港人的身份之間，何處不存在矛盾？

「主張民主法治回歸的，也未有認真想到將來一國兩制在操作時會遇到的問題；在當時的想像之中，中港兩地只有低度的接觸，根本就沒有人研究中央與特區如何相處…」

（呂大樂）

方志恒從非常個人的角度出發：「以前不需要思考什麼是中國人；以前我們不用在地方主體性與中國人身份之間做trade-off。回到一國兩制設想，香港核心價值，與中國主體性聯繫之間，其實不應有矛盾。」

民主回歸無法處理，因為這套理論誕生時，假設了這種矛盾不會出現。回到80年代初，提倡「民主回歸」的人，看到的是一個不斷開放的中國，而在他們的想像裏，中國會開放下去。

方志恒

方志恒指出，問題是歷史走向早已易轍，而擁抱民主回歸的人，仍在繼續想像。他認為民主回歸作為一個論述，最關鍵的是其背後的設想，但至今仍無人認真檢視、討論甚至批判這套設想。

民主派對中國的想像，一直滯留在80年代。

方認為民主回歸建基於以下假設：中國會不斷進步，隨著經濟改革開放，政治改革會隨之而來，而民主回歸令香港擔當獨特角色，推動中國走向開放，中國開放繼而令香港民主自治的空間擴大，是一個良性循環。即使在六四之後，時任匯點主席張炳良等人，基於亨廷頓的第三波民主化理論，仍認為中國開放之路無法逆轉。

「當前世界的一個總潮流是民主化，東歐近期的發展更是一項明證。歷史是無情的，任何阻擋民主化的專制力量終歸仍會被歷史洪流所淹沒。」
— 張炳良，主席的話，《匯點成立七周年特刊》，1990年1月

為何回歸與民主沒有矛盾？為何一個共產政權會容許一個兩制？一切都是對「開放中國」想像的投射。

但中國早已變成天朝。直到去年8月，與中共頻繁交手的香港泛民陣營相信的仍是，民主回歸；但海外學術界十年之前，已在熱切研究中國威權體制的穩定性。

](../../匯點原罪背後/")

方志恒引述2003年，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研究專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提出的「韌性威權主義」（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概念。該文嘗試解釋為何中國共產黨在八九民運後，未有如西方預期加入第三波民主化，反而越發鞏固。

雖然中國將來仍有可能民主化，但該國過去二十年的經歷顯示，民主化並非必然；在同樣的條件之下，其他國家轉型為民主政體，但中國卻自極權轉向威權，政權更似乎越見穩定。

…中國的案例揭示一個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即使在高度現代化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當下，威權主義仍是一種可行的政體形式。

對比之下，香港爭取民主的陣營仍然相信民主回歸路線，並非建基於客觀因素：「其實好多人只係基於良好意願，覺得唔使去到咁盡啦，一人讓一步啦，北京裏面可能都有溫和派啦….完全冇咩根據。」方志恒直言，這是一廂情願。

「基本上所有民主派的朋友，都無檢視過千禧年後，中共政權係咩嚟。」2010年有份推動超級區議會方案的方，特意強調：「包括我自己，我都批判埋我自己。」

李啟迪

「…那班人都已經意興闌珊、大部份已無甚政治能量，鬧都冇乜意思。如果你真係好唔滿意，就只可靠自己去改變當年做錯了的歷史。」

李啟迪強調，民主回歸既為歪路，年輕人要改變「錯」的歷史走向。

2013年，李啟迪任港大《學苑》編輯期間，曾撰文論證港人是否有民族自決權。當中，李狠批80年代的民主回歸論「與其說是希望透過推動香港和中國民主化來保障自身自由，不如說是肉在玷板上用來自我麻醉的假希望」。

較陰謀論者溫和的是，李的文章指當時提倡的精英是「自我麻醉」，而非「投共賣港」。

而今日，李啟迪指自己「開始多咗同理心」。「如果我要求每一個人從政或表態、想為香港做事前，都要有超前30年的目光…如果睇到仲支持民主回歸，就係呃自己，但睇唔到，只能話佢哋在迷霧之中，做不了正確決定」。

「克服到歷史局限的人是先知。但就算先知誕生在當時，又能否力挽狂瀾呢？」

李啟迪翻出83-84學年第四期《學苑》的覆印本，標題赫然是〈香港五百萬人自決前途〉。「這兩個就是先知，」他指指文章的署名關永祥和洪逸生，「但有多少迴響？可否抗衡當時的主流聲音？」

與莊友於2013年出版《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的李指，他是近期寫論文，才翻出這篇文章。「寫完（民族論）發現，咦，一樣嘅？」

「如果我喺當年，我都可能係關永祥同洪逸生2，我覺得我會係。」

但李啟迪、以及與李啟迪有著共同理念的人，今日已有衝擊主流的能力。最明顯的例子見退聯；當時有不少來自「左」的聲音認為，退聯根本是路線鬥爭，不僅是意見分歧。

李啟迪一再表示自己並不怪責當年提倡民主回歸的人（因為當年他們其實改變不了甚麼），但強調「如果他們認知到民主回歸已破產，應該交給新一代去做、去扭轉他們的命運。」

「他們掌握了媒體機器、話語權、論述主導；中央覺得對手是泛民，繼續對付泛民、與泛民談判、要泛民妥協，但其實泛民不代表香港年輕人、認同本土主義的人…如果有人仲講一定要含淚投泛民，潛台詞就是（泛民）要繼續dominate、要代表香港人。」

在李啟迪眼中，「民主回歸」作為民主陣營的綱領，到今日影響仍存。而這是不可接受的。

「為何常有人要打左膠、打泛民，其實就是要終止這個政治綱領，以新的政治綱領去取代。這個綱領的存在是一個枷鎖。」

區諾軒

要終結民主回歸綱領，有人打左膠、打泛民，也有人執意從內部改變。「我參選民主黨主席，其中一個目的是修改黨綱；民主黨黨綱相當『民主回歸』。」

去年底，區諾軒第二度參選民主黨主席，再挑戰劉慧卿；外界讚賞其「明之不可為而為之」的擔當，為民主黨大佬文化千秋萬代而扼腕。焦點集中在「陪跑」之上，沒多少人關心區一旦當選，會推動什麼樣的改革。

「我提出要適當地本土化，要按時勢作出改變，在理念、政策及行動上，畀到人吔睇你有關注本土問題。」

區諾軒強調： 「民主回歸喺嗰個背景底下，有其貢獻，但而家已經過咗時。」

「泛民應該要提出一個新嘅論述，真正回應香港人的期望。」

他將民主回歸在今日的現實意義概略為「睇中央」。「講要保衞兩制時，以往民主回歸的說法就會隱現，」區諾軒語帶不滿，「例如話面對中國強權，我們都要作出一定妥協…『顧兩制都要顧返一國』，就會出現狄志遠、黃成智嘅講法。」

「民主陣營內有此信念的，不止狄志遠與黃成智。」

區諾軒能夠理解這部份泛民的邏輯：他們覺得自己務實，既然現實上不能違抗中國管治，不如「逐啲逐啲攞返嚟。」

政制方面如是，在政策上亦如是。正如部份泛民，有著區諾軒形容是「匯點邏輯」的理想：著緊「同政府deal」，千方百計進入政府的諮詢組織，期望以此影響政府施政、發揮影響力（狄、黃就身負幾個相關公職）。然而，一不小心，他們就變為政府的說客，轉過身來說服黨內支持政府的做法。

聽起來確與匯點的故事不無相像。

區諾軒仍相信，大家都認同兩點，一是民主普選很重要，二是面對中共或許需要妥協。「正路」的人會較重視前者，再言退讓，但不可有違前者的原則；「佢哋就調轉先後，覺得有乜爭取到先，先再諗民主普選好重要……我唔會第一步就話佢哋出賣、收錢，我只是覺得他們的理念是錯誤。」

「佢哋冇睇嘅係，政權就係要利用你呢一點。」

民主回歸被質疑，連帶以民主回歸為綱的一代民主爭取者亦落入尷尬位置。今後，要怎麼走下去？

新一代理解前人的抉擇，但他們覺得改弦易轍更加逼切；這幾年，城邦自治、中港區隔、港獨、歸英……一個又一個似是而非的方向浮現，但始終未有一套清晰的新綱領。

民主回歸 2.0 ?

**

今年六四晚會後，多個學生及社運團體捧著《基本法》道具，遊行至中聯辦，要求「港人制憲。圖：朝雲**

「儘管回歸已經十七個年頭，卻原來中港雙方還未真真正正的進入『一國兩制』的問題…」

主導的新綱領未現，眾說紛紜，但共通點是「唔想中央理香港咁多」；但這是行不通的，前人說。去年6月一國兩制白皮書發表翌日，呂大樂撰寫了一篇分析文章，題為〈中港關係：香港的尷尬〉。

在文中，呂大樂稱「本土自主」的說法作為一種政治主張，「沒有什麼現實意義可言」，白皮書的頒佈已說明「一廂情願地期望中共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互不相干的繼續存在下去，基本上不切實際」，中央如此態度下，要認真爭取本土自主，最終必須考慮站在主張脫離中國、反中共的一方。

「以為只要取回那所謂原裝的『一國兩制』便天下太平，那恐怕只是迴避問題而已。」

於是又回到這條問題：「誰說『民主回歸』的議題已再無任何意義？」呂大樂在文中諄諄拷問，不準備分離或反共者，必須思考什麼是「可行」或「可持續」的一國兩制。

但在年輕的一輩眼中，對中共的態度，不因訴求輕重而異。

「無論你爭取普選、修憲、港獨，其實爭取的對象都是中共；不論你的訴求是什麼，最後都係同共產黨鬥。」黃之鋒說，幾年前想到香港前途，討論的會是「如何延續一國兩制」，「但當一國兩制已經名存實亡，我唔知延續嗰舊係咩。」

對黃之鋒與相當一部份港人而言，一國兩制，已經唔存在啦。

「退一萬步講香港獨立都好，共產黨一樣繼續影響香港；除非共產黨喺地球上消失，或香港唔再喺中國隔離。」黃之鋒講得得直接。「所以同共產黨呢場仗基本上係打唔完。」

如何面對北方，是思考香港前路的關鍵問題；若說回歸後十多年，民主派對中共的認識有誤，致使跌宕多年光陰，今日我們又該如何理解中共？

方志恒如此概括：匯點及泛民原先抱持的，是第一種對中國的想像，即是民主回歸路線所代表的開明中國；這套想像已因831全面垮台、不再存在。

現時出現的另一種想像，方志恒喚作「獨立建國派」的想像。獨立建國派很複雜，包括城邦派、民族論…. 論述不同，但方志恒覺得背後的設想都是同一種：「中共崩潰」。因為中共會崩潰，所以香港就有空間自決未來。說中共會崩潰，這一刻，你信不信？

兩者都不認同的港人，就要尋找第三種對中國的想像，而方志恒總結出這個可能性：天朝中國。一個穩定、客觀地結合經濟實力與威權政治的宗主國，現正無孔不入地操控香港的政經社會。在此設想底下，香港的民主運動如何走下去？

「然後呢？」

傘運之後，民主陣營出現嚴重分歧，往來最多的除了攻訐，還有這一句：「然後呢？」

這一刻，當下，我們能夠做什麼，沒有人能夠說得清。

在「命運自主（或自決）」的共同願景下，年輕人們分裂成不同派系，互相攻訐。圖為11月21日晚，黃之鋒在金鐘接受參與拆大台行動者的質詢。圖：朝雲

除了那比粗口還難聽的「深耕細作」。因為，大家都已明白，民主有多渺茫。

「民主回歸」之謂落幕，不止是對中國開放幻想的殞落；港人還要，暫時放下對「民主」的理想。

時事評論員練乙錚，在831頒佈數日後曾在專欄論斷：「北京否決合理的民主訴求，港人是毫無辦法的，惟有此局認輸，卻非戰之罪」。

「不能也不應花太多氣力，去做不會有成果的爭取或抗爭；民主的夢之放在心裏，慢慢傳開…」

「但不再作為主要的、當下的首要工作目的。」

「由於本地民主訴求遇到中共強力封殺，已然劃上休止符…社運轉軌，從一直以來的『民主拒共』，轉移到『本土抗赤』（全力阻擋社會各範疇的赤化）。」

方志恒的看法，與練相通。過往三十年的民主運動，以開放選舉、進入議會為目標，「要攻打政權、開放政權，要進入議會」；但在穩定的「天朝中國」之下，香港的建制將成「攻不陷的堡壘」。以政權為導向為中心的民主運動已證明是失敗、無法推進民主，民主運動就應將戰略中心轉移至社會。

「民主自治的設想，以往是政府透過民主政制去自治，但可否是民間自治？…如果民主派在廣大的公民社會、各個界別、各行各業，都有好強既民眾組織，就會出現社會包圍政權的客觀形勢，最少可以頂住香港唔倒退。」方志恒強調並非要棄守議會，仍應寸土必爭，「但根基應在公民社會。」

但出身公民社會的黃之鋒，卻對當下民主陣營的組織力不感樂觀，反認為民間組織不應再延續鬆散的狀態，議會的路「一定要行」，「重點唔係去選，而係要建立實質影響力。」

黃之鋒勾勒出學生組織面對的困境：街頭運動到頂，而民主陣營現有的議會及其他資源，「十年後會全部冇晒。」

「十年之後，泛民政黨仲有冇咁多人選到而家嘅議席？…可能最後保住否決權，係靠本土派。」

不過，即使泛民政黨成功交棒、年輕化，「如果做嘅嘢同以前劉慧卿、何俊仁一樣，但立場綱領取態無分別，咁有咩分別唧？」

「如果泛民係一個結構，而個結構要改的話，你唔係淨係做塘邊鶴，或以學生組織身份去介入。」那為何香港的雨傘運動，未如台灣太陽花一般催生出由學運領袖擔綱的新組織？「呢個問題，我都問咗好耐。」

「選又點？唔代表啲咩。入議會而無新觀念，攞完議席，提供唔到新vision…夾硬為當選而入議會係冇意思。」而這套新思維會是什麼，黃之鋒坦言「我諗唔到啊。」

「你又要跟議會規則玩，係咁表態政府根本唔理你，民間又覺得你做唔到嘢。」打算堅持政黨工作的區諾軒坦然承認：「你喺個議會做得咩？拉布擲嘢到頭來，都無法迴避一點，就是你實際上推進不到普選。」在政制的問題上，今後「單靠政黨，係冇乜嘢可以做。」

但做政黨最重要的一點，是「頂住個政權」。「如果冇人頂住啲位，所有資源、社會影響力，會全部拱手相讓晒畀民建聯。」對他而言，政黨與社運從來密不可分。「民間團體有局限：冇乜代表性。人人都走晒去倡議、抗議，都要有人在社區搵人出來，認同你、去遊行。」

「組織工作上，政黨有其用處。」

爭取更多人支持，建立更緊密的組織，這是每一個派系都打算做的事；而本土派的方式，有點微妙的不一樣。

李啟迪指，未來要將重點放在「nation building」，繼續鞏固自已的（民族）身份認同，「靜待一個時間中共對香港的控制減弱，可以產生政體轉變；未必獨立建國，總之是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

而年輕人念茲在茲的「勇武抗爭」，正是李啟迪所講的nation building重要手段。「你點解展現你嘅民族身份、主體性？除咗抗爭，都有嘅，踢波囉。」

「雨傘革命又好運動都好，重要的是那一刻你實踐了命運共同體。我覺得之後的抗爭也要有此內涵，而非情緒宣洩。如果抗爭可以令港人越來越團結、累積力量，並削弱中國對港統治，才是有意義。」

「港唔港獨、係咪其他國家托管，都是手段而已。邊個手段好咪用邊個。」李啟迪這樣理解：勇武抗爭的目的是建立民族性，而建立民族性之上，尚有更大的目標。

「目的係自我管治。」

黃之鋒

「其實由李卓人到李啟迪，都係等緊中共倒台…大家都係等運到。」黃之鋒苦笑。「但係等係冇意思，你要有個timetable。」

黃之鋒希望大家能將視野放在203X年，走到那一步，「香港人點都要透過公投，去決定香港前途。」他相信這一代人，不論認為自己是華人或中國人、左膠或本土，都會同意這一點。

「咁你點為那一次全民投票做好準備，就睇呢十年你做到啲咩。」

繞了一大圈，又回到「深耕細作」、「公民覺醒」的套路去。黃之鋒也覺得自己說得好虛無，「我諗唔到，學生嘅身位仲可以做咩。」個人的抉擇牽動組織，組織的走向取決於大氣候；既將眼界放到至少15年以後，這一刻很難說要具體地做些什麼。但黃之鋒腦中有模糊的方向。

「先爭取公投修憲，後爭取公投自決。」

「歷史不斷重演。」黃之鋒形容，今日的香港年輕一代人，將要重新經歷80年代，香港所經歷過的一切。「在那之前，我們如何做好準備？當《基本法》諮委會、草委會重新出現，（社會）要如何討論？」

「到時，香港人要如何，與中央角力？」

＊＊＊

《匯點：原罪背後》專題後記

本專題訪問了一共十六名受訪者，包括前匯點及今日活躍於政壇及社運界的人士。當中一些受訪者早已淡出傳媒視線，本無接受訪問的義務；另一些人則恰恰相反，是傳媒焦點，公務繁忙。然而他們亦不吝抽空接受訪問，在此首先向各受訪人士表達謝意。

《匯點：原罪背後》刊出以後，有幸獲得不少迴響。各家意見中，這邊廂既有評論直指立場新聞撰此專題，目的在埋葬民主回歸論，以鼓吹本土及港獨思潮，甚至漠視歷史事實，嘲弄上一代的民主推手；另一邊廂也有人觀點完全相反，認定我們試圖為民主回歸辯護，尤有甚者，收了共產黨的錢，試圖進行另類維穩作業。我們認為，這些意見恰恰反映當下時局，人人立場先行，事實次之的心態。捫心自問，我們落筆撰此專題，力求客觀持平，並未試圖惡意批評或侮辱箇中任何人士。洋洋八萬字，我們只想盡最大努力，梳理這一段對香港民主運動至關重要的歷史。

當然我們了然於心的是，區區八萬字，又如何能把民主回歸梳理好？事實上，僅以匯點談民主回歸，本身就是此專題的最大漏洞。三十年間，多少非匯點人士、組織均是民主回歸推手。只恨篇幅所限，我們未能在此一一細說。另外，一些人士如張炳良先生、劉迺強先生、楊森先生、王卓祺先生、陳文鴻先生、馮煒光先生、馮可立先生、李植悅先生等，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接受訪問，亦令專題未能圓滿，我們對此十分理解，惟亦感可惜。

匯點畢竟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曾經參與其中的人回首當初，版本各有些微差異，我們在比較眾人說法後，選取了最可信的版本，然而仍未能排除與事實不符的可能。網路媒體，好處是容易收集各家之見。若有讀者發現資料有誤，還望幫忙補遺，我們定當虛心受教。

註：

1. 李啟迪認為，民主回歸建基於以下四點：一、中國擁有香港主權，回歸不可避免；二、民族主義情懷；三、民主可保障自由，而中國承諾給香港民主；四、中國會民主化。「三、四冇晒，二在年輕世代不再成立，一正受到衝擊；四樣都衝擊晒，民主回歸論可以證實是香港歷史上走的歪路。」

2. 關永祥，曾任東方日報記者，後轉職貿發局及九巴，現為港鐵企業傳訊部高級經理；洪逸生，Director of User Experience at Samsung Mobile，已移民美國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