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點：原罪背後 5】1989年6月4日後 他們仍然緊抱民主回歸
悼念「六四」，不單是為了香港，也是為了中國。
悼念「六四」，不單是為了中國，也是為了人類的良知。
悼念「六四」，不單是為了這一代的良知，也是為了下一代的良知。
去年六四前一星期，在《明報》寫下這段話的，是盧子健1。匯點人稱他為繼曾澍基2後，第二梯隊意識型態領軍人物。
資料圖片：盧子健
以政經評論精闢見稱的他，多年來一直在明報刊登文章。只是今年六四，我們將不會看到他的悼念文字。因為早在去年雨傘運動開始不久，盧子健已經在《明報》寫下告別語，為他的專欄作結。
「你看民調，香港市民對中國政府信心一直下跌。」他說。「除非中共唔 care，否則理應俾少少空間（政改），都唔會對大局有太大轉變。」因此他在 8.31 前曾經計算，中共應會在政改上留有餘地。即使沒有完全民主，也不會徹底落閘。
怎料結果是徹底落閘。「有時諗唔到咁刻薄囉。8.31 不單無公民提名，所有泛民方案都 foul 晒，連建制派都 foul 埋，除了最衰那個之外。即係政治光譜你（中共）拎最差個位，真係無話可說。」
「所以我都唔寫啦，即係咁解。」盧子健說。「即係咁解」是許多匯點人共通的口頭禪。
「個互動空間已經唔存在。」
而對許多香港人來說，早在二十六年前，香港與中國的互動空間，已不再存在。
時間是 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 10 點。解放軍第 38 集團軍在距天安門廣場約 10 公里的長安街向群眾開槍，掀起了六四屠城的序幕。數以千計示威者當夜在北京喪命。而在香港，上百萬人走上街頭示威，群情洶湧。
事件告一段落後不出數月，洶湧的群情演變成恐慌，人人擔心香港在回歸後連人身安全也無法保障，紛紛籌劃移民逃難。
共產黨的民意支持，在香港宣告破產。
在如此形勢下，匯點做了甚麼？
匯點發表了《匯點邁進九十年代宣言》，宣布他們仍然堅定不移，走「民主回歸」的道路。
匯點成員仍會堅持創會時的信念和立場，朝「民主回歸」的目標，立足香港，致力社會建設和改革，並胸懷中國，為國家民族的發展獻出力量。
— 《匯點邁進九十年代宣言》
只是，當主席張炳良3聲言「我們充份明白這是一件艱苦而往往吃力不討好的任務，但是匯點的組織正正是為此而成立和存在的」之際，有會員卻對六四後的匯點非常不滿，甚至因而決定退會。
怎麼當初自己有份創立的組織，會變質成這副模樣？他們慨嘆。
這二人，一個是「Q 仔」黎則奮4，一個是杜耀明5。
當然他們反對無效。二人的控訴與批評，改變不了匯點的大方向。
為甚麼匯點在六四後，仍會選擇向中國靠攏；仍會相信，民主回歸是一條值得走下去的路？
今日有些人會批評說，他們已被統戰；或者溫和一點的意見，是他們當年太天真。
然而他們卻又畢竟是見過世面讀過書的知識分子，與其說他們太天真，或許還會有其他更貼切的答案……
＊ ＊ ＊
六四事件前，不僅是匯點，香港大多數民主派都會認定，中國是可以依靠的。因此當解放軍入城的消息傳來，包括匯點在內的大多數港人、以至全球華人，無不深受震驚。人們對共產黨大失所望，《明報》與《信報》等報章大力譴責；即便是《大公》《文匯》也擺明車馬，直斥其非。今日許多建制中人，都是當年曾經在報章上表達過憤慨的聯署者。
《文匯報》 1989 年 5 月 21 日以「開天窗」形式發表社論，刊登「痛心疾首」四個大字，抗議中共下令解放軍進京執行戒嚴令。圖：維基百科
匯點亦同樣。這個組織其時正與港人一同靠著電視和收音機，緊貼事態發展，並頻頻表態。由 1989 年 3 月 5 日起至 6 月 4 日止，以匯點名義就八九學運發出的公開信息，就有多達九封。
3 月 5 日： 致公開信予中國領導人，要求釋放國內政治犯。
4 月 22 日：與其他團體聯合發表對學運及香港記者採訪被毆事件聲明。
4 月 28 日：發表聲明要求中國與學生對話、特赦政治犯、加強全國人大功能。
5 月 3 日： 與其他團體聯合發表對北京學生《告香港同胞書》的回應。
5 月 17 日：致電報予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及總理李鵬，呼籲接納學生要求。
5 月 20 日：就中共決定鎮壓民運發表緊急聲明。
5 月 22 日：發表聲明，譴責廣東省黨政首腦支持李鵬鎮壓。
5 月 31 日：發表聲明，要求中國立即撤銷北京市戒嚴令。
6 月 4 日： 發表緊急聲明，強烈譴責中國武力鎮壓。
5 月 20 日，八號風球高懸，風雨交加，四萬港人由維園出發，遊行到當時位於皇后大道東的新華社辦事處。與他們一起在濕漉的柏油路上流淚的，是匯點人；5月28日，與 150 萬港人並肩參與全球華人大遊行的，也是匯點人。
1989 年 5 月 20 日，港人在八號風球下遊行抗議。圖：支聯會
劉迺強6或許有被統戰，但在新華社門前幫忙持咪高喊的是他。王卓祺6今日或許屢發親共言論，但黃雀行動期間，有份幫忙聯絡交通的，是他。
當時還是學生的葉健民，目睹這些平時講求冷靜、理智、理論的大人們哭得鼻涕橫流，感動非常。
「你覺得他們不是做戲。」他說。
只是對黎則奮來說，匯點仍然做的太少。他不忿匯點作為一個重要政治團體，在此歷史關鍵時刻，竟然只能成為群眾一部份。
當時他正與其他社運人士忙著更有用的事，比如主動約見學生，遊說他們集會聲援北京學運；籌備組織全港性民主團體（後來的支聯會）；自資出版刊物《民主潮》，討論政局，包括武裝起義的可能等。
裡面甚至有一篇文章，號召中國人暗殺鄧小平。
黎則奮
「如果當時有人起義，中國政局可能改變。」黎則奮直言，當時他考慮的，是推翻中共政權。連方法都想好了：外交上予以孤立，或者在經濟上作出杯葛。
陳文鴻8曾經認真考慮過經濟杯葛。曾是匯點要角，今日則是「梁粉」一員的他，在當時倡議號召全港市民向中國銀行擠提，配合金融界向中國銀行抽資，藉此向中共施加經濟壓力。
對於陳文鴻的意見，黎則奮說：「我當然支持！」
只是當陳文鴻此言在匯點一出，卻被曾澍基與畢浩明等直斥不妥。
「想要推倒大陸銀行，是幼稚思想。利用貨幣做成恐慌，怎會懲罰到軍政核心？」畢浩明9說。
「你們這些人，連自己少少存款都計較，不肯為國家犧牲，我不屑與你們為伍！」陳文鴻應道10。
然而不用陳文鴻號召，六四翌日早上九點，香港已開始有多間中銀分行出現提款人龍。香港仔湖南街的中南銀行，整日有近四百人在門外排隊提款。
經過一輪爭辯後的匯點，這時候也選擇了它的立場：
匯點表示就香港….可能衝擊經濟基礎事宜，深表憂慮，並發表強烈呼籲：
香港市民務須理性冷靜，緊守崗位，切勿向中資銀行擠提。
各界….請勿隨便號召市民採取損害香港安定繁榮的破壞性行動。
….以理性、和平….行動支援中國愛國民主運動。— 《明報》，1989 年 6 月 6 日
正是這起小小的擠提爭議，折射了匯點一種潛在的意識型態。
而此一意識型態，對匯點在六四的取態，以至它後來所走的每一步，均具決定性作用。
朋友，你害怕嗎？我很坦白的告訴你，我很害怕。
….中國局勢發展到這個地步，我們已無能為力。在香港，無謂的犧牲，可免則免。
──艾凡（劉迺強），〈救救香港！〉，《信報》，6 月 11 日
就在六四一星期後，劉迺強寫下這篇呼籲港人別作無謂犧牲的文章。再一周後，他乾脆把標題定作《自保之道》，建議香港人盡早抽身：
千萬不要向北京當權者作無謂的挑釁，尤其是要盡快停止向內地作於事無補的介入。
──艾凡，〈自保之道〉， 《信報》，6 月 18 日
而在這一篇之後，劉迺強亦以結束這個〈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專欄的方式，身體力行實現了他的自保之道。
劉迺強，1990。無綫《新聞透視》截圖
為甚麼要三番四次強調自保？這實際上是基於「政治現實」考慮：「事到如今，我們已經很難積極地要求、爭取多一些甚麼，即使爭取、要求的，說到底都只是追求保護。」「我們還要跟這政權各方面打交道，如有人堅持劃清界線，義不食周粟，那還要每天喝東江水，用東江水洗滌。至於杯葛『中銀』，自欺欺人而已」。
劉迺強一人的說法，或許未能視為匯點所有人的思想。然而「政治現實」四個字，卻無可否認就是許多匯點人意識型態的重點之一。
事實上，「政治現實」本來就是「民主回歸」的起點。正因為香港無可避免要回歸，所以才在「政治現實」的前提下爭取民主。而這四個字，也將會在八九六四後，繼續成為匯點人堅持民主回歸的最大原因。
當劉迺強正在自保之際，另一邊廂黎則奮正忙著在外頭奔走。匯點的會議，他無暇也沒興趣參與。
「又無領導作用，駛乜理佢！」他如此道。其實黎則奮也曾經去過匯點一兩次，只是在他眼內，匯點除了「廢噏」外無一點實際行動。
「那是大時代，隨時可以帶來巨變的呀！」他不忿。
另一個有類似講法的人，是杜耀明。「爭拗來做乜？上街好過，叫學生上街好過，何必浪費時間。」
這時候二人已經萌生了退會意願。不過黎則奮真正向張炳良遞交那封名正言順的退會信，還是之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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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1989。圖：維基百科
六四告一段落。
曾經因為訊息混亂而遭香港傳媒誤報的中國內戰，沒有發生；傳聞鄧小平死，也沒有死；謠言李鵬中槍，也沒有中槍。民主沒有戰勝歸來，中共極權繼續話事如昔 — 若不是力度更狠更強的話。
1989 年 5 月 28 日，《明報》
而香港社會的民主熱情，則在六四後被拋到外太空，迅速冷卻至冰點。有能力移民的加緊申請移民；無能力移民的，一手爭取居英權，另一手把抓住個「錢」字當做救命草。
對民主集會，人們敬而遠之。
香港人害怕。
這不僅是因為中共會開槍殺人，更因為這個政權曾經承諾過不會秋後算帳，卻當著全世界的面食言。
人命關天都可以講大話，何況區區「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如果中國領導人是理性的，就會主動保持香港不變。這點近年來已成為香港人討論中國對港政策的一個假設。
北京「六四事件」從根本地否定了這個假設。中共當權派血腥鎮壓民運，….對中國就香港前途所作的種種承諾如何能有信心！
— 盧子健， 〈香港人的恐慌〉，《廣角鏡》 1989年7月
或許更大問題就在於，不僅香港視中國為洪水猛獸，反轉過來也是一樣 — 六四後匯點發現，本來是他們一直在防範中國干預香港事務，如今卻是中國要求香港不要碰中國內政。
正是六四期間香港人的行動，與及以下這些言論，驚動了中共政府：
一黨專政已經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現在有種種事實證明，共產黨自己，是不可能自我監督，制止其內部腐敗的，甚至會不惜一切，設法保持及保護其特權。…共產黨若再強求一致，只會越來越脫離現實，走到人民的對立面。
— 艾凡，〈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國〉，《信報》，1989 年 6 月 4 日
中國政府已經爛透，中共已經爛透，統治集團已經自絕於人民。…軍隊成為唯一可以穩定國家的力量，大大增加了軍事政變的可能性。…這種悲劇已變成「好事」。
— 盧子健，〈準備內戰〉，《明報》，1989 年 6 月 6 日
學生死去、人民死去，中國共產黨的政權自一九四九年建立起來的基礎必然會一朝盡喪。中國，以及香港將會重新開始。
— 陳文鴻，〈屠殺命令引發的新鬥爭〉，《明報》，1989 年 6 月 8 日
因此，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才會說出「井水不犯河水」這番話。直截了當去講，就是「決不允許香港成為顛覆中共的基地」。
江澤民
黎則奮仍然脫離「政治現實」，站穩他的立場：「中國歷史上，香港從來都是革命基地。歷史選擇了香港，這是沒辦法的事。」
而選擇面對「政治現實」的劉迺強，則深感恐懼。
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上，當權者認為港人已犯了規，並已作出警告，我們服氣與否是另外一回事，但我們不可能期望在風頭火勢的情況之下，我們堅持再犯，會永遠沒有事情發生的…
— 艾凡， 〈自保之道〉，《信報》，1989 年 6 月 18 日
1989 年 10 月 31 日，中共行動了：人大常委以敵視中國政府為由，終止司徒華與李柱銘基本法起草委員（草委）的職務。同年 12 月 13 至 16 日，草委會主張在第 45 條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上，把「最終達至普選產生的目標」，修改為「最終達至經提名委員會提名，由普選產生」的規定，同時引入立法會分組表決，以限制立法會權力。
新的政制安排，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保守、不民主。回想中共在六四後曾承諾「中國對香港政策不變」，這番話繼六四曾答應不秋後算帳後，成為第二個笑話。
這時候作為「第二梯隊」的領軍人物，盧子健有了如下反省：
現在回過頭來看，民主派大規模地投入支援大陸民運活動，未必是最明智的做法。
— 盧子健，〈中共為何收緊對香港政策？〉，《廣角鏡月刊》，1989年11月
盧子健的計算是，從「政治現實」考慮，中共必定是未來執政政權，因此中港關係只能好。中港關係不好，只會損害香港安定繁榮。六四後中港互不信任，邊個最開心？邊個都唔開心。
因此，他認定當前急務是修補中港關係。
然而與此同時，匯點又有另一把聲音浮現。不僅黎則奮和杜耀明，不少匯點成員均認為，中共已不再是香港可協商的對象。
「因為發生天安門事件後，中共政權的性質根本有問題。」畢浩明說。就連張炳良，都計算出中共對香港民主化實際上已亮紅燈的結論，因為共產黨已經認定，香港民主化會帶來群眾政治、民主派力量坐大，而兩者都會反共。
1990 年的張炳良
中方最害怕的，是將來香港出現一個與中央對抗的特區政府，因此要盡一切力量壓抑香港的民主化。
— 張炳良，〈九十年代香港政治的隱憂〉，《信報財經月刊》，1990 年 1 月
如此一來，各有各說法，「民主回歸」還該不該談下去呢？
這個問題，在匯點內部引起了自 1983 年成立以來最重要的省思與討論。
1989年後半，匯點進行了五次特別擴大會議和四次特別會員會議。同年 10 月 29 日，張炳良與盧子健起草一份名為《邁進九十年代宣言》的文件，為匯點在六四後的方向，作出定調。
他們決定，堅持「民主回歸」。
原因首先在於，二人認定中國仍有希望。
他們認為，雖然六四令人失望和悲憤，但這件事件不能簡單視為一場民主自由與共產極權之間的衝突，而更應視作一場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政治與經濟的綜合矛盾大爆炸。
「其實，在社會主義國家所進行的改革，從來沒有不出現波折。」在《邁進九十年代宣言》草稿中，他們如此寫道。因此，從改革道路講，二人計算中國的步伐並不會因六四而停滯，而會繼續走下去。他們計算，當掌握實權的元老去世，改革時期成長的一代上台，中國便將迎來新局面。加上其時整個東歐正在發生推翻共產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政府的「蘇東波」，作為一個關心世界時局的知識分子，二人計算，民主之風吹到中國，是遲早的事。
當前世界的一個總潮流是民主化，東歐近期的發展更是一項明證。歷史是無情的，任何阻擋民主化的專制力量終歸仍會被歷史洪流所淹沒。
— 張炳良，主席的話，《匯點成立七周年特刊》，1990年1月
東柏林，1989。圖：維基百科
因此，他們認定，中國將會變好。
其次，依然是從「政治現實」出發，無論中國會否變好，香港都要回歸。這一點不會因為六四發生而改變。因此張炳良認為，任何與中國隔離的做法，都是漠視「政治現實」的簡化思維結果。「香港應從回歸中國、應從中國的整體範疇去確立本身的位置。」
「『政治現實』是這（中共）就是中國政權，我就是一個中國人。」時任匯點外務副會長李華明11如今憶述。「Q 仔好激，堅持不溝通，但張炳良領導的匯點是一直主張溝通的。我永遠係務實，會覺得如果劃清界線，當它（中共）不存在、隱形，一點幫助也沒有。」
李華明
即使是咬定中共政權「性質根本有問題」的畢浩明，被問到是否認同匯點堅持民主回歸時也坦言：「你無辦法不走這條路，因為你是被動的，又不能推翻它（中共）。」
「政治現實」如此，奈何。
1989 年 12 月 17 日，匯點周年會員大會通過了《邁進九十年代宣言》。翌年 1 月 13 日，在半山堅道明愛中心餐廳，匯點對外發表了這份文件。
文件宣言，匯點將繼續「立足香港，胸懷祖國」，繼續堅守民主回歸。此外，他們也再三強調，香港從屬於中國；同時呼籲，港人別理大陸家事太多。
中國領導人又曾警告，決不允許香港成為顛覆中央政府的基地。其實絕大多數香港人都沒有這個意圖…
香港人以香港為家，主要政治活動可針對香港本身，….搞好香港也是對中國的重大貢獻。….穩定的中港關係是維持香港的繁榮安定以至保證香港對中國發展有所貢獻的重要條件。
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將來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從屬於中國中央政府，是一個憲制現實。
— 《匯點邁進九十年代宣言》，1990 年 1 月
而匯點一直以來作為綱領的「新三民主義」中的「民族」概念，在宣言中也得到再次確認。
匯點堅持民族原則。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份，香港人作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關心中國和為中國發展貢獻力量是基本權利和義務。
— 《匯點邁進九十年代宣言》，1990 年 1 月
回想當年，葉健民12說：「就算在六四之後，我想匯點這夥人也沒有放棄過民族立場。當然對中共會有更多批評，但（匯點）始終都無否定回歸，亦無去到一個地步要和中共割蓆。」
卻說當時在《宣言》裡面，還有一段如下：「中國必須制訂一份符合港人意願和體現中英聯合聲明的基本法，把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政策清楚規定。」
而就在數天之後，基本法草委政制小組就在中方委員一致支持、包括譚惠珠在內的港方委員無一人贊成下，決議通過那份自六四後改得極不民主的《基本法》，直接成為香港今日仍未有真普選的遠因。
這一年三月，匯點刊物《匯點動態》刊有這篇文章。
基本法大局已定。
….現時拍板的方案，我們不能認同。不過我們對政制方案的失望和反感，不單是由於直選比例偏低和分組投票等不合理機制的原因，而是基於拍板過程所充份暴露了中方不民主、不尊重港人意願、不信任港人的態度。….基本法是失敗的。
— 《匯點動態》，1990 年 3 月
基本法是失敗的，那怎麼辦？
匯點選擇繼續面對它的「政治現實」。這時候盧子健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基本法後，港人如何正視未來？〉。他認為香港人有兩件事可做。
第一是了解中國，「既然我們不能擺脫中國的影響，與其爭取隔離，不如了解這些影響，好了解自身的處境。」
第二是認同中國人身份。「大多數香港人在1997年之後都會成為中國公民，這個中國人的身份須要逐步適應。」
同月，黎則奮正式向張炳良遞退會信。
敬啟者
基於個人及政治理由，本人現決定退出匯點，並辭去評議員一職，特函通知。
匯點成立之初，原為全港以至海外政治意識型態最強之組織，對團結及領導海外進步力量，不無積極作用。可惜發展下來，匯點卻未能擺脫時下一般論政及參政團體之覆轍，過於重視政治利益上之得失，而失卻意識型態上之尖銳性和啟迪作用。去年北京學運期間，匯點成員在支聯會內多達三、四十人，竟無實則政治影響，更遑論政治上的領導，充分暴露了匯點作為政治組織之弱點。
更令人遺憾的是，作為意識型態組織，匯點已失去批判和自我批判的能力，內部就中國政治和香港政治問題，多次出現意識型態分歧，都得不到嚴肅和認真的處理。對於會員間政治上的分歧，更有意無意迴避，結果空有團結之名而無團結之實，整個組織一盆散沙，各自為政，在現實政治上，匯點的影響力愈來愈少，實不無道理。
事實上，匯點成立之初認同的幾項原則，現時都大有重新檢討之必要，至少今時今日，我們已不可能無條件地肯定民族主義、中國統一和含義愈來愈不明確之社會主義，更不應該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唯一的合法政府。正是意識型態上之混亂和含糊，匯點以至香港和海外的政治團體和政治活動，才踟躕不前，無法全面開展過來。
國家不幸，人間無情，我只能獨身走我路，就此拜別，後會有期。
此致
匯點執委會評議會主席
黎則奮 謹啟
九零．三．五
沒有正式遞交退會信的杜耀明，也在此時捨棄了匯點會員的身份13。
他的感想發人深省：「匯點一路發展，我發覺愈來愈多考慮，沒有那麼單純了。」
「他們很多人覺得自己有腦袋，會有種精英主義。有腦袋的人不會只有理想嘛，也會有策略，他們有些人還會因此而取笑另一些人，說他們太理想主義，嘲弄他們『講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容乜易？要講策略！』」
「我覺得兩樣都要講。」
回想自己創會的時候，杜耀明亦有感自己曾受精英主義荼毒。只是後來他詰問自己，當一班自認為精英的人，愈來愈強調策略，會不會反而沒有了原則和理想？
因此他退會。
杜耀明
匯點不會因為二人退會而終結。兩年後的 1992 年初，匯點舉辦六四後首個國內社會民生考察團，前往上海，與時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顧問李儲文見面，正式與中共政府破冰，恢復交流。
六四的故事，在此告一段落。作為總結：匯點損失了兩名要員，民主回歸原則繼續，與中共的接觸繼續；香港方面，安定繁榮得以維持，唯被硬塞了一套完全不民主的《基本法》，為今日的真假普選爭議以至雨傘運動，埋下伏線。
而六四仍未平反。
資料圖片：2014年 六四25周年
盧子健慨嘆：「我想，當時的人誰都沒有想過，二十六年後還要悼念六四。1989 年正值台灣和南韓民主化後不久，誰都不會料到，自己的國家竟然捱到今日仍然在捱專制政權。」
有些匯點人仍相信，如果不是發生了六四這件無從預測的事，中國就不會對香港民主派有那麼多顧忌，香港社會就不會轉入極度政治冷感的冰河期，民主回歸論便得以完美實現。
今日的香港，或許就是一個特首與立法會，全面真普選的自治體。
當然「如果不是 XX 就 YY」的計算，從來只能是計算。古往今來，歷史的發展永遠是最聰明、最深謀遠慮的智者也無從計算的。一次六四就導致了匯點始料不及的分裂….
下一次匯點人無從計算的分裂，發生在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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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盧子健，現職公共事務顧問及政策分析員
[2] 曾澍基，匯點創會會員，去世前為浸會大學經濟系退休教授。
[3] 匯點創會副會長及第三任主席，前民主黨成員，現為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4] 黎則奮，匯點創會會員，現職時事評論員，網台 D100 主持。
[5] 杜耀明，匯點創會會員，現為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
[6] 劉迺強，匯點創會會長，前全國政協香港區委員。
[7] 王卓祺，匯點創會會員，現任香港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
[8] 陳文鴻，匯點創會會員，現為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
[9] 畢浩明，匯點創會會員，現為商人。
[10] 陳文鴻不願接受訪問。此句僅由一位當時在場的匯點人憶述。
[11] 李華明，1984 年加入匯點，前社工、立法會議員，現職公關，民主黨成員。
[12] 葉健民，八十年代中期加入匯點，現為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13] 由於杜耀明沒有遞交退會信，因此無法確切知道是何月退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