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點：原罪背後 3】要「民主」還是要「回歸」？
（【匯點：原罪背後】其他文章作為香港史上首個以「民主回歸」作行動綱領的組織，匯點在今日，為人所識、受到讚譽，或許還有更多的是，遭到咒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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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無論功過如何定評，最少可以肯定的是，這個組織在香港歷史上，有它的獨特角色。「民主回歸」的路線，亦幾可說是左右了香港自八十年代至今的政治及社會發展進程。
但回到最初，「民主回歸」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除了要「民主」和要「回歸」之外，這四個字還有甚麼內涵？為何匯點要選擇以它作綱領？當年經歷七十年代反殖思潮洗禮的年輕匯點成員，追求「民主」可以理解，但，為甚麼要「回歸」？
要解答這些問題，不得不先從匯點的誕生談起。而歷史恰恰就是愛開這樣的玩笑：談匯點的誕生，必須先把「民主回歸」暫時擱在一旁。因為在「匯點」之名初次出現的時候，它本是一個與香港前途問題扯不上邊的鬆散團體，甚至從來沒想過要正規化，走上議政、以至參政之路。
故事，從六國飯店說起。
（一）一個知青團體的誕生
六國飯店，是今日灣仔告士打道 72 號那座四星級酒店的本名。這座飯店早在 1933 年開幕，1986 年重建後，才改稱為六國酒店。
在它還是「飯店」的 1982 年某天，幾個知識青年在裡面一所餐廳吃飯，當中包括今日依然活躍議政的 Q 仔黎則奮[1]、呂大樂[2]、王卓祺[3]，與及去年仙遊的曾澍基[4]等。他們都是不同年代的港大人，不是做過《學苑》就是搞過學生會，共通點是同樣關心社會時事。
那天他們關心到的話題是一部名為《靚妹仔》的電影。
由麥當雄執導的電影名作《靚妹仔》，在那一年的 4 月 21 日上映。電影講述數名未成年少女離家出走，墮入風塵的故事，寫實地反映了當時香港的青年問題，對社會造成相當震撼[5]。
然而在當時的香港知識分子界，《靚妹仔》卻牽起了一場力撐與狠批的論爭。
匯點：理論派與行動派的結合
那個年代，學運出身的知識分子畢業主要從事教育、社工或傳媒工作，而在這些界別當中又可概括分為喜好講理論的「理論派」和強調實踐的「行動派」。
不少「理論派」人士對《靚妹仔》反應正面，讚揚電影批判了社會上的道德主義。另一方面，一些「行動派」的人士，特別是教師與社工，卻對此片有頗大不滿，認為《靚妹仔》的風行變相鼓勵青少年學壞，如時任教協會長司徒華便直斥批評這部電影教壞細路。
在六國飯店吃飯的一行人談到這件事，有感理論派有理論派撐，行動派有行動派插，兩個陣營無甚交流。可不可以製造一個機會，讓眾人可以聚首一堂，交流意見？
於是在 1982 年 7 月 4 日，題為「青少年問題所在及解決方法」的研討會在界限街天主教大專聯會會所[6]舉行。數十名有識之士，匯聚一點，唇槍舌劍但和而不同，志在討論，不求結論 — 這個論壇的名字，就是匯點，Meeting Point。
因此你會明白，所謂「匯點」，其實就是理論派與行動派的交匯點。
匯點 Logo
這一點在未來日子也成為了匯點的特色。匯點成員中理論派有曾澍基、黎則奮、劉迺強等人，行動派則有任職社工的王卓祺、曾樹明[7]、社區組織協會 (SoCO) 的馮可立等。
正如匯點初始成員何芝君所言：理論派有行動派沒有的視野與分析力，行動派有理論派所缺乏的實踐功夫。兩者結合，最好不過。
匯點的精神領袖：曾澍基
匯點的初始成員大部份來自港大。不過在《靚妹仔》的研討會上，在座其中一人是中大歷史系 1979 年畢業生。這個人久聞曾澍基的大名。席間聽曾澍基講話，只覺他果然博學多才，條理清晰。
這個人就是創辦曙光書店的馬國明。三十年後的今日，人們尊稱「馬老闆」的他依然說，至今沒有見過一個人的口才比曾澍基更了不起。
當時曾澍基 32 歲。暱稱「曾基」的他曾任港大學生會副會長，以社會派領袖的角色與國粹派對壘。直至離開匯點那一天之前，曾澍基一直擔任著匯點大腦、精神領袖的角色。如今已是浸大新聞系助理教授的匯點創會成員杜耀明，回首當日，依然視曾澍基為啟蒙老師。
曾澍基。圖：曾澍基 facebook
和而不同 百家爭鳴
也是因為有好像曾澍基那樣的人，許多學生才會受匯點這個組織，深深吸引。匯點成立時還在港大政治系就讀的葉健民[8]就說，曾澍基對他而言是一個模範。
「覺得作為一個讀書人，關心社會關心中國，不一定要參加選舉，也可以像曾澍基那樣發揮影響力。」葉健民道。匯點正式成立之後，他主動向匯點副會長楊森要求加入。那是後話。
曾澍基再加上黎則奮、畢浩明、呂大樂等知識分子，令當時的匯點產生一種以理服人，百家爭鳴的風氣。許多匯點人今日回首，都會不約而同懷念那段彼此熱衷知識交流，即使立場迥異也可做到和而不同的日子。
葉健民
三十年後葉健民說，匯點當年是一個「政治慢活」的年代。
「作為一個對政治有興趣的人，八十年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快樂的原因在於那是一種百花齊放、充滿各種可能性的年代，左中右觀點可以互相包容，…更鄙視原始的情緒發洩，人人都帶點天真自以為能為香港尋找出路。」
— 葉健民，《匯點：政治慢活年代》
（二）從《靚妹仔》到「民主回歸」
1982 年，中英聯合聲明談判第一階段開始，關於香港出路的討論開始白熱化。
關心社會的匯點人也自然而然地，把焦點從《靚妹仔》轉移到更嚴肅的香港前途問題上。當時黎則奮、王卓祺、曾澍基等人，亦開始在不同場合發表文章，探討 97 問題。
上述眾人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支持香港回歸，認同香港是中國一部份。其時在《信報》任職的張健波[9]，把這些文章輯成一書，交給馬國明的「曙光圖書公司」出版，是為《五星旗下的香港 — 香港前途問題探討》。
它的封面上，畫著一個染紅了的香港，上面還有一大四小五顆大星。
匯聚力量 支持回歸
要是這本書在今日出現，恐怕從作者到設計師到出版人都會被指媚共，引起一番狠批。事實上在 80 年代初，撐回歸的聲音也是極其敏感的。《五星旗下的香港》文章一出，即引起社會輿論強烈批判，《南華早報》更曾經形容這些回歸支持者是「紅衛兵」。
參加過《靚妹仔》研討會的匯點人們，見彼此站在同一陣線，又不約而同遭受圍攻，便有意繼續以「匯點」之名，再組織研討會，討論香港前途問題。
當時一份「匯點內部座談會通告」，紀錄了一眾匯點「聯絡處成員」的名字：
1982 年 8 月 1 日，在何文田社區組織協會[10]，匯點「97 方案」座談會正式舉行。會上，匯點人們商討了香港面對 1997 的各種可行出路。緊接著在同年 10 月 31 日，他們又舉辦了一個名為「香港未來構思」的大型論壇。當時在座者除了匯點人之外，還有仍未入局的劉迺強，和最終也沒有加入的司徒華。
至此，雖然名義上論壇是為「香港未來構思」，其實匯點人們已經找到了他們認為最理想的香港前途：民主回歸。
（三）何謂民主回歸？
1982 年末，匯點人們開始撰寫一份名為《我們對香港前途的建議》的計劃書，準備在翌年初的成立典禮上，向外發表。
這份建議書全文二千餘字，分為「基本信念」、「對現況的基本了解」和「具體建議」三部份，而「具體建議」又再細分成「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四個細項，詳述匯點對香港前途各方面的看法，是為史上首份完整描述「民主回歸」構思的文件。
建議書以**「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一部份」起首，強調「民族主義是我們基本原則之一，也是我們考慮香港前途問題的出發點」，唯亦指「民族主義並非唯一的原則」，「認同中華民族，不等於認同任何現存政權或政黨」。可圈可點的細節包括「立法局改為市議會，市議會的大多數議員由全港市民選舉產生…市議會主席由市議會自行選出，同時為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當然代表」；「香港設立市長一職，由香港全民投票選舉產生，然後由中國政府認可」；「實現言論、通訊、新聞及出版自由」；「香港服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但在內部行政上仍然保留獨立的法律體制」**。
「新三民主義」與「港人民主港法治港」
民主回歸背後的理念，是新三民主義，即「民族」、「民主」與及「民生」。匯點是這樣理解這三個「民」字的：
「民族」：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在情在理的肯定我們是中國人，香港是中國的地方」；
「民主」：不是一夜間全部民主，而是「循序漸進，逐步開放」；
「民生」：經濟合理化，不是打倒資本家，而是「要求些會資源有較合理的分配，讓全港市民分享安定繁榮的成果」。[11]
或許這句話更能簡潔解釋民主回歸的理念：港人民主港法治港。這八個字源於鄧小平提出的「港人治港」概念。只是匯點嫌它不足，又在中間加插了「民主港法」四字。
匯點如此解釋此話含意：
「法律最後還是要人去運用，需要適當的政治體系相配合。法治要與民主相輔相成，不然的話，如果出現『京人港法治港』，也未必是我們想見的情況，更違反了『港人治港』的精神。我們認為『港人民主港法治港』，更能概括香港市民普遍的意願」。
—《中英談判與港人治港》，1983年7月3日
民主回歸論的不足與辯解
從今日回頭看，不僅是新一代，就算是在許多前匯點人眼中，「民主回歸」的構想確實是不夠完善的。比如，為甚麼市議會只有「大多數」議員由全民選舉產生？選舉，又怎樣選舉法？普選還是小圈子選？真普選還是假普選？誰有提名權？所謂「循序漸進」的民主，怎樣「漸進」法？底線在哪裡？如何防止中共操控選舉結果？
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當初這些問題沒有想清楚，導致了香港今日的困局。
面對批評，儘管許多前匯點人未必否認，不過他們還是有其自身說法 — 無論你稱之為苦衷，抑或藉口。
第一，民主回歸論之所以對中共不夠戒心，是因為當時香港知識分子對中共仍存有盼望。這既因為 1980 年，趙紫陽出任國務院總理，中國出現前所未有的開放局面，前途可期；亦因為當時資訊流通遠較今日不足，令港人對共產黨的鐵腕手段，未有透徹了解。
第二，民主回歸論之所以不夠進取、仔細，是因為當時香港民主進程仍處於初生嬰兒階段。事實上香港史上首次選舉，要等到 1982 年才出現 — 而這還不過是一場區議會選舉而已。這場選舉不僅制度簡陋，當選者其實也幾近沒有實權。
加上當時香港社會主流意識對民主訴求甚低，對許多匯點人來說，「民主回歸論」縱有不足，在此社會背景下已可說是思想上的飛躍。畢竟 80 年代的他們，難以預視中共會以小圈子方式幕後操縱選舉結果，甚至拋出「假普選」方案。
當時的匯點人，只一心懷抱理想，期望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後，實行民主自治 — 不僅如此，他們想的更是在香港得到民主後，進而為整個中國的民主化而努力。
這就是「民主回歸」的終極目標。事實上，曾澍基早在 1976 年已經說了：
「總括而言，香港人民有雙重的任務，不只針對香港問題，亦針對中國問題。但香港的發展要與中國的發展相配合；究竟中國的民主化運動是以甚麼方式進行？速度如何？對香港都有極大影響。…」
— 《香港往何處去》，曾澍基，1976
（四）要「民主」還是要「回歸」？
踏入 1983 年的第二天，一行二十三人聚首於社區組織協會，是為「匯點第一次周年大會」。
眾人在當天正式宣誓，成為匯點創會會員。
當此中國處於歷史轉捩點，香港處於歷史轉捩點之際，我願意加入「匯點」，犧牲我的部份時間、精力與金錢，與其他會員一起建設富強繁榮、自由、民主、法治、公義、和平的社會而努力。我願意遵守「匯點」會章。
— 《匯點會章》，1989 年 12 月修訂版
民主回歸 人言人殊
然而如果你在這些創會成員當中，問他們每一個人，為甚麼支持民主回歸？你會發現，他們的答案千差萬別。
杜耀明承認，匯點當年對「民主回歸」四個字的討論，並不足夠。
「有時一日問題未出現，你就不會（把議題）討論得夠充實，只會講空泛原則。」他說。
民主回歸，民主回歸。民主與回歸其實是兩個迥殊而無必然關係的概念。
在匯點，有人更強調民主，有人則側重回歸。但他們都是民主回歸的支持者。籠統而言，匯點人支持民主回歸的理由，可分為以下三類：
（A）反殖
首先要說明的是，「民主回歸」並不是80年代初香港社會的訴求。恰恰相反，絕大部份香港人，希望 1997 後，香港可以「維持現狀」。
1982 年社會組織「香港觀察社」發表的民調結果就指出，「維持現狀」是其時港人最願意接受的方案。87% 對「維持現狀」表示「非常好」、「幾好」或「普通」。
只有 12% 港人願意接受香港歸還中國。
當時不少團體都曾提出過反對回歸的方案，如鼓吹英國繼續租借香港的「續約論」，與及讓香港名義上成為中國一部份，但實際上仍交由英國管理的「主權換治權」等。
時任立法局議員周梁淑怡一篇文章，很能反映這些觀點：
「我們享有高度自由，大概是所有非民主政制之冠…政治穩定、基本上尊重個人自由、完善的管理制度、政府和市民間的合作精神，以及洞悉國際形勢和本身的處境。所有這些因素，都促使香港人致力生產，達到遠較鄰近國家為高的生活水準。…香港要繼續安定繁榮，唯一方法是保持過往所以致之的制度。…我們一向把握著繁榮安定的鎖匙，真正關心香港的人為何要更換繁榮安定之門的鎖匙呢？」
— 《保持現狀 繼續安定繁榮》，1983 年，《信報財經月刊》
正如黎則奮形容：「民主回歸其實是當時的少數派，就好像幾年前的本土港獨一樣。」
黎則奮
然而匯點一行知識分子所唱的論調，卻與民意背道而馳。
「他們說維持現狀，當然接受不到啦。」杜耀明說得有氣。「你參加得學運，做乜維持現狀？反殖架嘛大佬！」
杜耀明口中的「學運」，指的是中運（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言）、釣運（保釣運動）、捉葛柏等等。那是香港學運史上的火紅年代。當中包含的，既是一代學生對自身華人身份的回溯，又是對殖民政府貪污與歧視的不滿。
黎則奮的話不難理解：「你想想，這個年代成長的（學運）青年，怎會願意被英國佬繼續統治？」
值得一提的是，「反殖」不一定等於「親中」。何芝君就強調，自己一心只希望反對殖民統治，對於中華民族主義，則觀念淡薄。
「在普世價值上，殖民主義是具壓迫性的嘛。」她說。「無理由面對一個殖民地的宗主國，你還要叫它留低！」
所以，她支持民主回歸。
（B）民主契機
儘管去年在英國公開的解密文件顯示，上世紀英政府確實曾有意在港推動民主，只是因為受中共阻撓而作罷，但在80年代，匯點人並未知悉這一點。
他們的看法是，殖民政府在港統治多年，而民主竟無寸進，將來也看不到民主化的可能。若要讓香港走上民主的道路，單純向英政府爭取不是辦法。唯一的可能是運用一個獨一無二的歷史契機 — 1997。
杜耀明是匯點人中，特別強調民主契機論的一員。對他來說，匯點一直是一個「民主 project」。
杜耀明
「政權的改變才可以推動香港走向民主。」他解釋說，民主契機論源於中英雙方在香港交接時必然產生的矛盾：英國為了在香港光榮撤退，必定會力求取得香港民意支持；想得到民意支持，最聰明的做法就是香港民主化。與此同時，中國要贏人心，必定要安撫港人與投資者，在一定程度上承諾「港人治港」。如此一交一接，香港就可以在空隙裡頭爭取最大的民主空間。
「這是一個動態的博奕遊戲。」而對杜耀明來說，匯點則是試圖在這個遊戲中撈「民主油水」的中間人。
講民族情懷，杜耀明自言很弱。
「真正的民族主義必然同時存在民主。」他把話說得清楚。「因為民族屬於所有人，而不是單一政權的，否則那就是一個由少數人操控的民族，就是民族不能自主。民族要能夠自主，一定建基於每一個人都有平等參與的權利。」
「直覺上好像是 side with 中國好過 side with 英國，但其實對我來說都是 indifferent，誰能把香港導向民主進程，我就靠那邊站。」
三十多年的歷史，的確證明，民主契機論某程度上是對的 — 自80年代起代議政制改革，到後來彭定康的「新九組」方案，某種意義上都與香港回歸不無關係。
只是去年北京推出 8.31 方案，又證明某程度上，民主契機論是錯的。
「歷史現實跟我們主觀想像是兩回事。」如今回望，杜耀明如是道。
（C）民族主義
在今日，對中國仍抱有民族情懷的香港人，會被負面地貼上「大中華膠」的標籤。一來從文革到六四到今日，中共政權已有太多事例，讓香港人對它的誠信跌至冰點；二來中國經濟起飛後，大陸人諸多不文明舉措令許多港人恥於與「中國人」為伍；三來，時移世易，種種原因下這一代的香港已建立了屬於他們的本土意識。
然而回到六四未發生、經濟未起飛、本土意識未萌芽的80年代，對當時許多香港知識分子來說，中國確實是一個值得愛護和信任的國家。黎則奮坦言，民族主義是當時匯點的主流意識。
曾澍基這段文字，很能反映匯點人對中國的信心與感情：
「…中國由一個貧窮落後的破爛攤子，發展至現今初步昌盛繁榮的社會主義社會，其間實在經歷了不少翻天覆地的變化。…毛澤東主席的一句『六億神州盡舜堯』便充份地顯示了這種（社會主義的）氣慨！只有在一個不折不扣的共產主義社會裡，人人皆為舜堯的理想，才可以實現！而中國人民所已經表現的奮鬥精神和堅強意志，正好替這個理想打下了一定的主觀基礎。…」
《六億神州盡舜堯》，1974
又如劉迺強，單憑他在信報的專欄名稱，已可見其民族情懷：《胸懷祖國 放眼世界》。早在 1980 年，他已在這個欄目中提倡「中國香港化，香港中國化」，稱這就「好比一雙青年男女，要互相取悅遷就對方，才會有幸福的婚姻」。
自言抱有強烈民族意識的，還有李華明[12]。回憶多年前在加拿大求學的日子，他依然記得有日，一個鬼佬見他黃種人臉孔，向他講普通話。李華明對他說，我不懂說普通話，但通英語。
鬼佬道：「你是中國人也不懂講普通話？」
正是這一句話，讓李華明意識到自己的身份：「覺得自己是中國人，不是香港人。」
1978 年，李華明自加拿大返港，1984年在楊森引薦下加入匯點。他直言，這個組織之所以吸引他，某程度上正是因為匯點透露的民族氣息。
李華明
港獨？
今日的港人讀在這裡，或會提出一個問題：既然有回歸「契機」，何以不推動港獨？
回想當年在匯點的日子，葉健民坦言這個組織從來沒有質疑過應否回歸的問題。「即使有匯點人不認同國民身份，或者可能對共產黨有各種各樣的批判，但我從未來他們口中聽過『我們應否獨立』的問題。」
為何會這樣呢？
與匯點並無關係的香港文化學者羅永生，或許可以為這個問題提供一個比較客觀的答案：
事實上，追求香港獨立的聲音，既沒有在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期間出現，在邁向 1997 的「過渡期」以至「回歸」後的頭幾年，「港獨論」也都沒有成為氣候。原因除了當時普遍香港人並不視中國人身分是互相矛盾，並且有頗強的中國民族意識之外，也因為香港媒體慣性地都有自我審查違反大一統主張的習慣。例如報章普遍都視台獨、疆獨、及藏獨為高度政治敏感的問題，香港獨立的主張更被視為奇談怪論。…
—《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
除此以外，問到許多匯點人如黎則奮、盧子健為何非要回歸不可，他們都會不約而同回答說：「政治現實」。之所以不搞港獨，對匯點來說是因為，「根本行不通」。當時由黎則奮主理的《信報》專欄「論盡太平山」中，就有一篇由吳默然撰寫的文章，如此解釋「行不通」的理由：
香港人可沒有甚麼足夠的動力去進行這樣的鬥爭。世界上只有三種因素會促成這種長期流血的運動，是民族主義、宗教思想和階級仇恨，在香港，這三種因素都缺乏，所以，香港人不會這樣去爭取「自決」。既缺乏足夠動力和政治上的理由，進一步的爭取「獨立」，就更難出現了。
—《「自決」夢話》，1982 年 7 月《信報》
「當時不是問你回不回歸，由頭到尾講的是『怎樣回』的問題。」葉健民如是道。於是，「怎樣回」這個問題，終於還是把匯點帶回到這四個字上：民主回歸。
（四）小結：成立典禮和匯點的「親中形象」
1983 年 1 月 10 日≪大公報≫
好歹民主回歸的方向訂下了，但怎樣走下去，怎樣不會走歪，又是另一問題。
1983 年 1 月 9 日，天氣微寒，間中下小雨。下午，一行創會成員在灣仔溫莎公爵大廈磨拳擦掌。嘉賓抵達，記者到齊，主席劉迺強開始發言。介紹過「匯點」的組織架構及成立背景後，他把咪高峰交給副主席楊森，宣讀《匯點：我們對香港前途的建議》。
讀畢，研討會隨即舉行。背景寫著「匯點：香港前途建議」的論壇上，除劉迺強和楊森外，還有匯點邀來的四名外界政經人士，包括鄭宇碩[13]、江大惠[14]、劉佩瓊[15]與及何俊仁[16]。
其時正在成立典禮上採訪的其中一名記者，來自《大公報》。翌日，《大公報》以差不多共大半版篇幅報道此事。
「（匯點提出建議）這是值得鼓勵的。只要大原則一致，甚麼意見都可以談。大原則是同意香港主權屬於中國，中國將於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整個地區……」
「編者的話」，《大公報》，1983 年 1 月 10 日
這份親中報紙，幾乎把整份《匯點：對香港前途的建議》作全文刊登，除了這一段 —「認同中華民族，不等於認同任何現存政權或政黨。歷史是發展的，沒有任何一個違反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政權可以永遠不變革而存在。」
成立典禮舉行三周後，匯點一共二十二名成員召開了正式成立後的「第一次會議」。有會員提到，「香港前途研討會」反應比預期熱烈，但「略有親中形象」，「認為應將匯點形象中性化」。
看到這「親中形象」的，當然不只匯點中人，還有中共政府。三個月後，一個叫做許家屯的人從北京被委派到香港，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察覺到這個組織的存在，他將會在匯點成立一周年的慶典上前往親自恭賀。與此同時，匯點與新華社的交流也日益頻繁，一些成員開始成為新華社的常客，當中幾乎每周都會進出這個中共駐港機構的，是劉迺強。
誰是劉迺強？關於他，許多匯點人自言打從一開始已不太熟悉。而更少人知道的是，他為甚麼會走入匯點，成為創會會長……
許家屯出席匯點成立周年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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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黎則奮，現職時事評論員，網台 D100 主持
[2] 呂大樂，現任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香港研究講座教授
[3] 王卓祺，現任香港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
[4] 曾澍基，去世前為浸會大學經濟系退休教授
[5] 當年《靚妹仔》叫好叫座，在第二屆電影金像獎中獲七項提名，上映三星期票房 1033 萬港元，其時一張戲票價錢僅約 10 元而已。
[6] 天主教大專聯會會所，位於界限街134號明愛中心6樓
[7] 曾樹明為曾澍基之弟
[8] 葉健民，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9] 張健波，前《明報》總編輯，現為《明報》編務總監
[10] 其時社區組織協會會址位於何文田公主道54號
[11] 撮自《民主改革與港人治港──「匯點」文件集》導言，劉迺強，1984
[12] 李華明，現職公關，民主黨成員。
[13] 鄭宇碩，時任中大講師，現任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
[14] 江大惠，時任中大崇基神學院講師，現居多倫多
[15] 劉佩瓊，時任理工經濟系講師，現已退休
[16] 何俊仁，時任執業律師，現為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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