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點：原罪背後 2】歷史，就是起點
七十年代在港大荷花池拍攝的合照。其中黎則奮（前排左一）、曾澍基（後排右四）、王卓祺（後排左四），曾樹明（後面最左）、何芝君（前排右四），於八十年代初，成為匯點第一批成員。（照片由黎則奮提供）
（【匯點：原罪背後】其他文章( 編按：為了方便讀者了解文章順序，本文標題改為【匯點：原罪背後 2】，【匯點：原罪背後 1】是本專題的前言《一場民主運動的誕生與落幕》。)
「我一定要問咗先，你們怎樣理解（匯點）這件事？」訪問當日，黎則奮劈頭問記者。
作為匯點創會成員，他的態度，其實不難理解。
過去一年，特別是 831 人大落閘後，許多人指著「民主回歸」四個大字，大肆批評。於批評論者眼中，當時的知識分子單純基於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便貿貿然跟香港主流民意對著幹，推動民主回歸，是無知，是幼稚，更是罪孽深重。而作為全港第一個主動倡議「民主回歸」的論政團體，匯點及其成員，就自然成為罪人中的罪人。
事實上去年九月中，D100 主持黎則奮聽見社會上對匯點及民主回歸、如潮湧來的質疑聲音，曾經撰寫一篇文章作回應：
要批判民主回歸論，請先翻閲當年的文章，針鋒相對，如果連基本的人事也不清楚，胡亂發砲，張冠李戴，只會令人哭笑不得。
— 黎則奮《誰是民主回歸派》，2014-09-14
「很多人由去年開始鬧民主回歸，說支持者便是罪人，很多後生仔話，若不是你這班衰人當年提民主回歸，我們就不用被賣豬仔。但其實，大部份人不知道歷史。」黎則奮正色直言。「我不是想 be defensive，又或者為匯點、民主回歸去辯護，根本無必要。但你一定要睇返整個歷史脈絡，先有得討論。若不是這樣，咁拗來做乜？你鍾意點講，咪講到夠囉。」愈說，就愈動氣。
氣憤，因為由始至終，他想強調的，只有兩個大字：歷史。
「現在有個普遍的問題是，無論什麼派別都好，好多人都好似覺得，歷史由他開始。」
因為歷史由「我」開始，所以配上朦朧鏡的港英年代，永遠是美好的；因為歷史由「我」開始，所以旨在「建設民主中國」的八九民運，鐵定與「我」無關；因為歷史由「我」開始，所以倡議「民主回歸」、被中共瞞騙三十年的匯點成員，當初要不是頭殼壞掉，肯定就是蒙昧良心。
「歷史不是割裂的，有因有果，不是偶然。」
於黎則奮眼中，批判匯點又或民主回歸，絕對沒有問題，甚至理應批判。但批判的意義，應當是承傳、揚棄與超越，而非呼天搶地，撒野叫囂。因此若要再思匯點，當務之急，尤其未曾經歷那個時空的年輕一代，就在於認清歷史，承繼歷史。
「五四夠唔關我事啦！但歷史就是這樣，並非你話割斷就割斷，是一代一代接落去。」
歷史，就是起點。
黎則奮
（一）決定性的七十年代
對不同背景的香港市民來說，「七十年代香港」有一種特殊的意義 — 那是香港社會的黃金歲月，那是大家的好日子。而在差不多所有關於香港的過去、現在與將來的論述中，都有七十年代這一環節，而且佔上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可是，對於七十年代香港，大家只是抱著想當然的看法，不覺得有需要重新認識那個年代。
— 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2012 年
作為論政團體，匯點的歷史始於其成立年分，1983 年。
然而，若我們真箇希望了解匯點眾人的「民主回歸」主張之源頭，則必須往時間軸線的前沿追溯。要認識的，不獨是香港前途問題被擺上議事桌時的八十年代初，還有一切尚未成型的，七十年代。
原因很簡單，大部分匯點成員都參與過七十年代學生運動，而今天回想，無論是呂大樂抑或高達斌，都會承認，他們的思想以至信念，都源於七十年代所接觸的人物、書本、思潮，以至在殖民政府統治下於香港社會發生的一場又一場，大小不一的社會運動。
甚至我們可以說，這班人於七十年代的思想與經歷，基本上已經決定了八十年代初，當香港前途問題被擺上中英談判桌、百姓嘴唇邊的時候，他們所抱持的態度和立場。
當然，就如同為匯點創會成員的呂大樂上面所說，今天每當提起「七十年代」，我們的腦海裡總有太多太多前設，和太多太多似曾相識。我們會立即想起麥理浩，想起廉政公署，想起公屋，想起獅子山下，然後蓋棺定論說，那是香港的好年代。
但在當年活躍於學生運動以至社會運動的匯點眾人眼中，「七十年代」可能不是這一回事。談到這個年代，他們想起的，可能是保釣、反貪污捉葛柏、認中關社、金禧事件、油麻地艇戶……
以及少不免的，國粹派與社會派之爭。
故事，理應要由這裡開始說起。
何芝君
（二）認中關社的社會派
一九七三年，經過兩次回國學習之旅，香港學生運動的內部矛盾浮現。主流意見是認識中國，先定下大方向，才處理周遭問題，以免旁生枝節。我屬領袖之一的少數派卻認為，殖民地不公義比比皆是，奉行社會主義的祖國大陸，沒理由反對在香港本土內進行抗爭行動。
七三年夏末的一個中午，我與王卓祺（其後的《學苑》總編輯）、黃醒華（當時的學聯會長）屬少數派的學運份子，加上不算是我們同路人的吳正中，於港大附近、皇后大道西尾段的龍華茶餐廳進食。其間我提出，既然大家意見明顯地分歧，有必要「正名」，以區別界限。討論後，我建議稱自己等人為「社會派」，對方為「國粹派」；記憶所及，三位皆無異議。返回港大，少數派同仁，包括黎則奮、張家興、和曾樹明，都接受這兩稱號。
— 曾澍基《「國粹派」、「社會派」源考》，2001 年
七十年代的大學校園，特別是活躍於學生運動的一群，普遍分成兩個派別，兩派人深入學生會及學生報等不同組織，互相仇視，不停纏鬥。當中以「國粹派」較認同中共施政，主張通過靜態的「認識中國」宣傳活動，拉近中港人民意識形態的差距；「社會派」則認為，唯有透過參與動態的社會運動，走進本土社區，深入平民百姓，大眾的社會意識方得以提高，社會改革才得以展開。
而在匯點人當中，大部分當年都站在「社會派」。除了上面提到的曾澍基、黎則奮、王卓祺等「元老」，份屬「社會派」而又成為匯點第一批成員的，還有何芝君、馬國明、杜耀明、呂大樂等。
社會派的背景，造就這一群人當年的信念。
「我們其實都幾似現在大學裡面，雨傘運動的人，比較關心社會的不公平。」前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何芝君回首當年事，最記得的，是兩派分別。「國粹派緊跟國內的路線，好多時做的都是喧寒問暖，團結同學的東西，就好像現在的民建聯。」至於社會派，則比較著重獨立思考，「大家要識諗嘢呀，參與得來也要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因此早在港大校園的時候，她已跟同路人勤讀馬克思和毛澤東選集等左翼讀物，思考怎樣令社會變得更好。
為了抗衡國粹派每年舉辦的「中國週」展覽，作為社會派大本營的港大現代思潮學會甚至會舉辦名為「拉美透視」展覽，專門介紹拉丁美洲之種種。「因為我們要對抗中國週囉，哈哈，社會派不應該單顧國內。」有份搞展覽的何芝君笑著補充。
對於兩派之爭，1974 年入讀中大的曙光書店創辦人馬國明有相同觀察，「當時大學校園的學生會由國粹派壟斷，他們最著重搞『中國週』，個口號是『認識祖國』。」他回憶 1976 年四人幫倒台前，崇基學生會有壁報被貼上大字報，寫著「反右傾翻案風」，「內容就是將《人民日報》的社評大大隻抄一次，戇居到暈，我當時睇到莫名其妙，老實講，班國粹派就是無腦。」馬國明微笑，「不過講句公道說話，他們是赤子之心，真的是現在的『真心膠』。」
對於國粹派的盲目愛國，社會派大肆批評。「我們在香港喎，一味認識祖國，香港嘢唔駛理咩？」於是大學時代的馬國明，積極參與本地社會運動，聲援社區的清拆事件，「弱勢社群被壓迫，我們什麼都做不了，只是去聲援，精神上支持。」但這些工夫，國粹派是不會做的。
這就是社會派中人所做的事，拜讀左翼理論，然後付諸行動，走入社區，用於本土。
但這也不過是他們表面上在做的事情。若要深入了解這班社會派，也就是匯點人的前世，我們必須剖開他們的腦袋，解構這些（當年）年輕人的思想。
然後我們會發現，在社會派中人的腦袋裡，有兩個概念，頗為顯眼。
1975 年，港大現代思潮學會就「拉美透視」展覽而出版的刊物。
三、匯點中人的民族意識
「流在我們的血管裏的，始終是中國人的血液，文化的遺傳性並非可以在二三代之內磨滅的。況且，自香港成為殖民地之後，她與中國的聯絡從未真正割斷，而居民的移徙情況亦使我們沒有懷疑過自己的民族身分，無論我們對大陸裏當政的人（清廷、國民黨、中共）持的是什麼政治態度。」
— 曾澍基《民族主義、回歸與改革》，1982年
第一個，毫無疑問是「民族」，就像被社會派中人視作思想導師的曾澍基這篇文章所寫那樣。
這兩個大字，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成為許多痛恨「民主回歸論」人士大肆抨撃的理據。特別是去年 831 人大落閘、「民主回歸已死」的呼聲席捲全城之時，鞭撻聲音尤其浩大。
上月突然辭世的學者曾澍基在 1982 年撰文《民族主義、回歸與改革》，客觀地理解這篇文章，正是指出「回歸」之念就是基於民族主義；當中亦指出觀念並不單是如何看待三條條約，可是除了圍繞大一統思維之外，就沒有其他具體的論據……在此呼籲「民主回歸論」的主事者，請鼓起歷史人物應有的勇氣，承擔起這個積壓了 32 年的責任。
— 林鴻達《民主回歸之歷史因由和責任》，2014 年 9 月
很明顯，「死抱民族立場」，是不少人痛恨匯點的最最最主要原因。
但問題是 — 夾雜在這份恨意裡頭的，有多少是一廂情願式的指控？「因為擁抱民族立場，認同自己流著中國人的血，所以漠視主流民意，堅持回歸祖國懷抱」，這套說法，究竟有多真實？甚至乎回歸基本，匯點中人的民族意識，究竟是否全部像曾澍基一樣，「始終是中國人的血液」、「沒有懷疑過自己的民族身分」？答案未必如我們所想。
許多受訪的匯點人都承認，當年他們身邊那班人，大多信奉一定程度的民族主義。
「其實同一代人都是這樣的思維，這代人不會夠膽突破的。」黎則奮回憶，這種「匯點主流」的民族主義，指的是承認中共為中國唯一合法政權，亦認同香港的主權和治權將來屬於中國。
擔任匯點第二屆幹事會秘書、現為商人的畢浩明亦認同，匯點中人的民族意識，跟同代的香港人其實也差不多，「我認識的匯點仝人，不見得有比一般人更强的中華民族感情，但亦唔可以話比一般人薄弱！起碼我們在學生時代無積極搞認祖，但有人搞認祖，我亦無抗拒！」
匯點成員之一、現為城大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健民，甚至記得自己第一次到大陸旅行的情景：「那時搭火車由廣州搭到北京，唔係搭飛機，又會好有興緻，起碼上去那程，一路坐在窗口，不停向那些同胞揮手，覺得好過癮。」他說，那是一種很樸素的民族感情。「當年上北京，成日聽到的普通話就是『沒有』，買咩都冇，那個年代，你只可以去友誼賓館、友誼商店買嘢，但當時的文風好樸素，你的感情因素就更加強。」
匯點人有沒有抱持民族主義？答案好像是「有」。
但有趣的是，每當直接問到受訪者自己當年的民族意識，他們卻大多予以否認。
例如當年在中大學生會見識過國粹派大字報「威力」的馬國明，「老實講，我所謂民族立場好淡薄，我見他們學生會戇居到暈，你唔好搞我。」
黎則奮亦然。「我從來不是民族主義者來的，就算我係，也是好早的時候，六七暴動時是同情左派，未入大學前曾經 buy 過毛派，但好早已經唔 buy。」他一貫地斬釘截鐵，「如果你話講本土主義我最早添，1977年寫灣仔，話我籍貫係灣仔，我是異端來的。」
畢浩明今天回想匯點後來的「親北京」舉動，也不認為與「民族」太有關連：「同北京對話，是一項面向香港將來的實務，無需要民族主義驅動！保衛釣鱼台行動就好唔同，少了民族主義同對日本軍國主義仇恨，你唔會參加！」
答案好像突然又變成了「無」。
更大可能的是，真相在「有」與「無」之間。七十年代匯點中人的民族意識、中國聯繫，不是出於血脈的單一盲從（像國粹派），也不是今天年輕人那種義無反顧的抗拒否認，而是徘徊其中，混雜多元的一種狀態。
這種狀態，部分源於左翼「反資反殖」的思想，對於進行社會主義的中國，他們有一定程度的憧憬。
「當時不會將中共視為敵人。」何芝君解釋。「因為我們的 background 都是讀馬克思主義，為何讀馬克思，唔讀 Weber，都是有一定意識形態的方向，都是社會主義 versus 資本主義，所以才反資反殖。」即使是文化大革命，她也曾經有好感。「我記得當時聽到話上山下鄉，其實都幾好喎，真是去服務一些好偏遠的人喎！赤腳醫生點解唔好呀？中國的困乏之中，你肯去窮鄉僻壤去做醫生，點解唔好呀？」
正因如此，當時的學運，無論是國粹派抑或社會派，經常都會問，「中國往何處去」。國粹派會問，明顯是基於單純的民族主義；社會派也這樣問，則多少反映了這班左翼對理想社會主義國度的期望。
偏偏當年沒有互聯網，資訊不流動，身處香港的他們對於神州大地的種種，都不太清楚。「是呀，對於文革，當時我們所知道的事實，實際上不是太多。」資料不足，只得用直覺判斷。
直覺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已經不算是最壞的選擇。
「我們之中無人會 question 是否應該有共產黨的。」何芝君再說，「因為你睇返轉頭，國民黨都好腐敗嘛。」當年的台灣跟今天完全是兩個模樣，白色恐佈時期的國民黨以特別刑法充當政府整肅異己的工具，迫害異見人士（如獨立運動人士、左翼人士），在香港的知識分子眼中，注定不是樂土。
與之相比，「那時共產黨有咩威脅啫？無威脅的。」黎則奮強調當時的背景如此。
「這不過是 lesser evil 的選擇。」
事後審判，我們當然可以批評這班七十年代的年輕人過於短淺，看不清共產黨本質。但這種批評，卻不能抽空於時代背景。而這，恰好是今天想像不了何以「反資反殖」的我們，最難理解的。
對於這班社會派出身，後來成立匯點的知識分子來說，其民族意識、中國連繫以至對中共的想像，不僅緣於「血脈相連」，還混雜了左翼思潮、資訊不足、「lesser evil」等種種因由。
而在身處七十年代的他們心目中，更加 evil 的勢力，不在北方，而在本土。
它的名字，名叫「殖民地政府」。
四、社會不公的罪魁禍首
對於今天這一代香港年輕人來說，「反殖」恐怕是天方夜譚。港英、殖民，只會「戀」，談何「反」？
黎則奮對此感受很深。「他們根本連港英年代哪些值得戀，哪些不值得戀，都唔知！你問我呢，香港最美好就是六、七十年代，但感性上他們都無認識，戀乜叉，有資格戀應該是我們喇。」他思忖片刻，再補充：「當然我會諒解，因為對港共極度不滿，青年人反叛，所以有情緒反應，如果我是他，可能都會咁，一定受社會歷史條件限制，影響思維。」
而事實上，別說眷戀，身處殖民管治年代的匯點人，對於港英政府，心裡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恨。如果說這班年長於七十年代的人有什麼共通點，「民族」不是正確答案，「反殖」可能更接近真相。
當然他們每一個人「反殖」的原因，都迥然不同。有人出於普世價值原則，對大剌剌的「殖民地主義」堅決說不，就像何芝君。
「（我是）反對殖民地主義，你有什麼理由去同英國話，你再收留我啦，又或你再畀『太平門』我們啦。普世價值上，殖民主義是壓迫性架嘛，係咪呀？」她說來理所當然。「無理由面對一個殖民地的宗主國，你仲要求它留低。」
她這種反殖民地主義的立場，源於左翼思維。「Q仔（黎則奮）、曾基（曾澍基）他們根本就是左翼嘛，他們出《左翼評論》嘛，我是認同那樣嘢，真是傳統的 left wing。對我來講，大家都有種反殖的意識，而這種反殖又不是義和團式的反殖，不是逢外國人都衰那種，而是從體制上 question。」
有人出於原則反對殖民，也有人放大雙眼，觀察到當時社會處處不公，因此歸咎罪魁禍首。
「當時仲有好多寮屋，好多時政府走去拆，但無安置，等你自生自滅，好似現在荃灣榮豐咁。」馬國明當年積極參與學生運動，有時聲援被趕絕的小販檔攤，有時關心籠屋問題。走在社會最前線，對於港英政府的惡行，他看在眼內，頗為感慨。「起碼我知道，好似現在一樣，表面上香港是繁榮，但是好多弱勢社群被壓迫呀，要住在籠入面。」所以對於港英政府，他反感；對於盲目擁護港英的，更痛恨：「我對那班親英的，好似對現在的建制派咁的感覺。」
另一匯點成員、現為立法會議員的葉建源，也對殖民地管治的黑暗做法，記憶猶新。「殖民地管治基本上就跟整個人的尊嚴，是對立的。七七大示威，岑建勳等人，在維園是被警察扑濕的。」說的是 1971 年 7 月 7 日，全港大專生為「保衛釣魚台」發起示威，結果演變成流血鎮壓。警察為阻止示威行動，動用了防暴隊、警棍及老虎槍，撃打手無寸鐵的學生，有示威者被警司威利用警棍毆打，頭破血流。
翻開事件翌日由各大院校出版的聯合號外，你會發現裡面好些描述，例如是：
七時十七分，警方警告如果人群不從速離開公園便會用警棍亂掃。此時情況萬分惡劣，中區警司威利指揮並帶領使用警棍向坐在草地上的群眾橫掃及腳踢。
防暴隊頭戴鋼盔，手持滕盾、警棍、老虎槍及催淚彈，從維多利亞公園的東面朝示威者方面推進。
示威至此趨近尾聲。一場原可以平靜無波的示威抗議行動，經警察的加入及濫用暴力，竟然變成為血淋淋的暴力事件。
竟然是這樣似曾相識 — 就像雨傘運動中，在龍和道、添馬公園上演那、一幕幕驚心動魄的血腥場面。
四十三年前港英政府處理事件的態度，以至警隊鎮壓示威者的手法，就跟今天的特區政府、香港警隊，不相伯仲。
這就是殖民統治，這就是今天許多人懷念眷戀的，殖民統治。
除此以外，還有更多更多的匯點人，每天走在街上，如常呼吸，如常心跳，然後在日常生活的血脈氣息之中，把港英殖民的壞處盡收眼底。
「曾幾何時，大學有鬼佬唔知教乜……我在學時這種不知所謂鬼佬講師能保持教席，可能就因為香港還是殖民地，這種情况港大比中大多。」畢浩明有此回憶。「St. John（港大的聖約翰書院）又招些牧師來港，遊埠咁，是殖民地標誌，好無聊，當然覺得香港不需要（這些東西）。」
八十年代中期加入匯點的葉健民，當時年紀稍輕，但對於殖民時期的香港，他同樣沒有好感。「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就會覺得港英沒有現在講得咁好。」例如說，廉政公署成立前的香港，根本就是另一個模樣。「我自己細個，親歷過周街貪污的情況，對我們來說是好自然。」他甚至說，自己的成長階段當中，幾乎從沒有一個經歷，會令他對英國人產生強烈好感。「雖然我做童軍，差不多日日都念誓詞，話對女王效忠，但是無意思的，這些說話。」總之，對於英國，葉健民自問很難有發自心底的認同。
另一不願具名的匯點核心成員，對於港英時期的身分認同，有深切感受。當時他負笈英倫留學，「一下飛機，揸 BNO，如果你寫 nationality 是 British，Immigration 是會在你面前塗走你的。他真的會在你面前話：You are not British。所以好難忍的。你話你係咩呀？」是屈辱，也是陰影。
當然，我們也可以質疑這種反殖意識的真確性。它會不會只是事後回想的悔不當初，而不是那時那刻的真實心情？這的而且確，是合理懷疑。
因此，翻開七十年代匯點人所寫的文章，可能更準確地了解當時這班知識分子，對於殖民統治的真實看法。
經濟利益是殖民地存在的主要原因，殖民地主義根本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向外擴張的一種形式。要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除了赤裸裸的暴力壓制外，還需要其他比較「軟性」的方法。政治上「分而治之」，文化上加以壓抑，意識上加強控制便成了非常重要的統治手段。
— 曾澍基《香港式殖民地制度》，1975 年
這篇文章寫於一九七五年五月，頗為完整地呈現出當年仍然在學的曾澍基，身為社會派的思想導師，對香港殖民統治的想法 — 於本質上殖民主義跟不公平劃上等號，它意味著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不對等的關係，而這種不對等既然存在，統治階級自會想盡一切方法，維護自身，以至宗主國的既得利益。
曾澍基在文中更引了當年哄動一時的著作《香港：一個必須答辯的控訴》(Hong Kong: A Case to Answer) 中一小段文字，進一步闡述殖民統治對香港社會的「禍害」：
在香港，沒有：
最低薪金標準
有薪分娩假期
最高工作時間限制（十八歲以上男性）
傷病援助
失業援助
寡婦及幼兒的保險援助
全民的免費醫藥治療
強迫教育
眾人一致推崇的理論家曾澍基想法如此，其他當年飽讀其著作的匯點人有近似的見解，也就不難明白。
但今天我們看到以上文字，仍不免失笑。基於普世價值的原則反對殖民，也許尚能理解，然而今日回望，眾所周知，港英政府（尤其是麥理浩任內）於七十年代，正正對香港社會，以至平民百姓，做了許多許多的好事。在百姓心目中，這些好事，正好造就了香港社會今天的繁華盛世。如此看來，當年他們反殖的理據，又似乎不是那一回事。
這是事實一面，同時恐怕又是誤會一場。
1976 年版《香港與中國之間》，曾澍基著，封面由畢浩明設計。
五、沒有民主的自由香港
以當代香港的社會史來看，「麥理浩時代」是過去幾十年裡歷久不衰的一個神話。它並非單純是殖民政府的思想工作、政治灌輸的後果，又或者只是一種論述的建構，而是實實在在嵌於香港人的生活經驗，建基於具體的社會變遷之上的意識形態……這種想法限制了我們反思的空間，同時壓抑了某些反提問及批判的可能。
— 呂大樂《「麥理浩年代」的殖民性》，收錄於《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2012年
上面提到曾澍基那篇文章，收錄於 1976 年由一山書屋出版的《香港與中國之間》。這本紅色小書，封面由畢浩明設計，幾年後跟曾澍基一同成立匯點的陳文鴻（現理大教授）、黎則奮和王國柱等，則給予編輯及財政上的支持。
這本小書，也啟發了當時許多有志參與社會運動、文化批判的青年學生，其中一個是呂大樂。去年曾澍基逝世後，呂撰文悼念友人，並提到：「我一直保存自己在 1976 年所買的《香港與中國之間》，事隔多年再翻一次，仍記得當時腦袋所經歷的震盪。」
這份震盪，也使呂大樂即便事隔多年，回望七十年代的香港，依然頗有戒心。2012 年，他出版《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解拆香港主流社會對這個「好年代」的種種神話。其中一篇題為《「麥理浩年代」的殖民性》，開宗明義，透過閱讀三十年後解封、時任港督麥理浩與倫敦政府往來的書信文件，點出今天被許多人忽略，當時香港社會的殖民性。
其中很重要，而又有助我們理解匯點人於八十年代初提出「民主回歸」背後因由的，在於麥理浩年代對香港政治改革的不作為。
又或這樣說，八十年代之前的港英政府，根本不願意在香港推動任何形式的民主改革。
在上任初期，麥理浩的議程中並無政制改革這一項，原因很簡單，因為就如同一眾前任港督，他需要看中國臉色。因為政制改革被視為一種有機會引起中方強烈反應的舉措，繼而有可能衝撃到殖民政府管治，麥理浩不得不有所顧忌。
呂大樂於書中描述，到了 1974 年，事情起了變化。為了嘗試「建立一種建基於公民的自豪感上的本地認同」，令百姓不再視港英政府為外來政府，便於管治，麥理浩開始重新考慮改變政制的利弊，但同一時間，他於跟倫敦的外交通訊又強調，在香港「邁向正常以選舉為機制的負責政府之路存在障礙」，甚至明言自己未能「看見在本地市民之中對真正的民主改革有任何明顯的興趣」。
你無興趣，所以我不搞了。
結果，在「避免觸怒中方」同時又想「保持香港政治穩定」的考慮下，麥理浩最後做的政制改革（甚至跟「民主」無絲毫關係），就是於 1976 年將立法局的議席數目增至四十六個，然後委任了四位比較貼近草根背景的本地基層領袖進入議會，僅此而已。
而這就是七十年代香港社會經歷的政治改革，沒有民主成分，沒有公開選舉，只有由上而下的委任議員、官守議員。
那時候的香港，未有代議政制（直至 1984 年政府推出《代議政制綠皮書》，詳列立法局民主化過程）；市政局議員一半委任，另一半在有限度選舉權的制度下被選出。
香港市民，要到八十年代初才真正開始接觸到選舉，和民主。而港英政府主動作出改變，很明顯也不過因為時代巨輪轉動，香港前途問題被擺上中英談判桌上。沒有這個契機，香港的政治制度是如何，沒人說得準。
匯點創會成員、浸大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亦有這個想法。「因為港英老奸巨滑，你推到他要動，才動；不要，就不動。假如無主權變動，他們不會搞代議政制改革。」比曾澍基、黎則奮後一代的他，當年已經判斷，要推動香港走向民主，不能單靠本土力量。環顧七十年代，單靠本地推動到的社會改革，只有「反貪污捉葛柏」後成立廉政公署一次。「壓力團體政治加社區行動，組成結集本地力量，是不成規模推動整個社會權力變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性質敏感，更難由下而上爭取。
「假如無回歸，香港只會繼續在英治底下 hea。」這是杜耀明今天的結論。
於是，我們漸漸能夠明白，時代究竟在匯點中人身上留下怎樣的痕跡，致使他們到了八十年代初，時代巨輪開始滾動的時候，站在「民主回歸」的一方。他們可能一如後人的批評，單純為了基於血緣的民族意識，更同樣不能抹煞的，是這幫人因時代背景而生的反殖思想，以至對於民主，真正的民主（而非麥理浩式民主），的熱切追求。
「沒有民主的自由，這件事我完全不可以接受。」馬國明的說法，最是直接。
所以現在回想，港英統治下的七十年代香港可能很黃金，很美好，也很自由，但對於不少知識分子而言，由始至終，社會卻（至少）缺了一件東西。
民主。
* * *
六、小結：基於歷史的批判辯證
這就是香港的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尾聲，黎則奮跟曾澍基、何芝君等人從大學畢業，卻未忘「社會派」理想，於是搞《文化新潮》、《左翼評論》雜誌，又組成「大風社」，時常走上灣仔譚臣道的一山書屋，跟昔日的學運同伴，相約議論時政。
用今天的角度，就是「吹水」。
離開七十年代，步入八十年代，這班「社會派」（還加上杜耀明、馬國明、畢浩明等人）因為「吹水」，吹出一個名為「匯點」的論政團體；然後也許因為時代，也許因為吹水，「匯點」成為全港首個有組織性推動「民主回歸」團體。
The rest is history.
「所以我一定要問你們，怎樣理解（匯點）。」回到黎則奮劈頭那番說話。「好多人完全唔明這段歷史，你同他討論，就是嘥氣。」
作為匯點創會成員，兼「民主回歸」其中一個重要推手，黎則奮說自己絕對歡迎批判「民主回歸」。「但你應該用別的態度，啱就留低，唔啱就 discard，歷史就是咁演進。可能之後有人會批判本土主義，因為歷史環境不同了，好正常。」所以批判沒有問題，問題在於用怎樣的態度，以及他始終強調的一點：歷史。
當然，認識過七十年代在匯點中人身上留下的思潮痕跡過後，你也不必就此斷言今天很多人的反思與批評 —「民主回歸」是幼稚，是無知，是被中共瞞騙，是背棄香港百姓今天的福祉 — 是錯誤的。
但至少，你不能將這班人的主張，單純視為「頭殼壞掉」、「蒙昧良心」的結果。他們的想法，在時代背景的框架下，起碼有根有據。
「歷史不是割裂的，有因有果，不是偶然。」
匯點的故事，正正由這裡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