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進．未竟】「雨傘運動最令人痛心的，是中國失去了陳健民」
陳健民
主權移交之初，香港是大陸與世界之間的橋樑，不只在於經濟、文化，還在於眼界與價值。然而不過二十年，隨著「大國崛起」，在大陸眼中，中港孰優孰劣，早已逆轉。香港不再被視為學習對象，而是衰落、內耗的代名詞。
中港之間，亦彷彿只剩下建基於經濟利益或政治投機之上的「關係」。
在成為「反面教材」之前，香港對中國大陸而言是怎樣的存在？曾經，「建設民主中國」並不只是一句口號。
兩名香港學者陳健民與陳文敏，均是在九七前後，毅然選擇投身中國，推動各自最擅長也最關心的領域：公民社會與法治。他們曾經期望，來自香港的經驗，能夠將中國導向真正的自由開放；兩人付出的心血，令他們贏得敬重，在大陸的學界、民間以至政府，傳播香港的價值。
這種真正的交流，卻在佔領運動與北京收權之下戛然而止，兩人與中國的關係，就此斷絕。
陳健民與陳文敏「北進」的未竟之路，也正是香港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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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以前，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正常」的一天是這樣度過的：
四點在中大上完堂，立即衝去大學站搭火車上深圳，坐上開往廣州的和諧號列車第五卡（餐車），黃昏便可抵達，再飛的去大學開講座，即晚再趕回香港，第二朝八點半又在中大講課。
對當時的陳健民來說，中國大陸的工作才是他最重要的志業，香港只排在第二；只有在香港政改討論的時候，陳健民才會「暫時」回到香港，事了又立即將重心放回大陸。
在那裏，陳健民被視為公民社會最主要的推手，從無到有，將「公民社會」概念植入中國。
「香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陳健民在中國大陸做了多少事情，」曾長期追蹤報道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媒體人張潔平形容：「也不知道陳健民對中國有多重要。」
然而這全部都已是過去式。現在的陳健民，在大陸仍然有影響力，不過不再是推動建設公民社會的力量，而是大陸當局清洗公民社會的最佳藉口。
收到《立場》的訪問邀約請他談在大陸的經歷，陳健民猶豫再三，因為最近又有一些伙伴遇上麻煩。訪問期間，除了已經出書自況的寇延丁外，陳健民絕口不提任何昔日合作伙伴的名字，不提自己在中國大陸創立過甚麼組織，更刻意淡化自己在大陸曾經有過的地位、聲望與影響力。並非謙虛，而是出於憂慮。
「就像電影《沉默》一樣。」陳健民這樣形容自己的困境。
陳健民作為一個入世社會學者最大的成就，在「佔領中環」過後，變成了他最揮之不去的陰霾。
陳健民辦公室書架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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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負上「佔領中環發起人」的身份之前，陳健民的個人簡介中，寫滿了「中國ＸＸ基金會顧問」、「ＸＸＸ中心理事長」之類的頭銜，甚至曾當上民政部轄下中心的顧問。
「當時我認定，要將自己一生人嘅精力，全部放晒喺中國。」
九十年代，不少香港人忙著安排移民，剛在美國完成博士學位的陳健民則選擇「逆流」，不只回到香港，更再踏一步進入中國大陸，從研究開始，逐步介入、推動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
當時，「回歸」已是不可改變的將來，逐漸逼近的九七大限，將中國與香港緊緊綑綁。「覺得兩岸三地嘅命運已經綁埋一齊。」陳健民回憶：「如果我能夠幫到中國更加自由開放，對香港爭取民主係好事；如果香港保衞到核心價值，都可以輻射返中國。」
眼看小小的香港在經濟、文化等方面，展現出足以輻射中國全境的力量，陳健民深信，香港能夠對中國大陸產生的影響不止於此。除了投資與貿易、港劇與流行曲，香港的價值，包括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對廉潔、監察的堅持，是否也可以北進？
「要真正實踐民主，不止選舉政治，還需要社會環境。公民社會的出現，其實係為民主做準備。」
回到九十年代的時空，「公民社會」四字在中國猶如天方夜譚，大陸幾乎沒有大學設有「社工系」，真正發自民間的組織亦幾不存在。換言之，陳健民要在中國講「公民社會」，需要由零開始。
「如果盡我一生嘅努力，將『公民社會』四隻字帶畀中國，令佢可以喺中國生根，我覺得已經差唔多。」
曾經多次採訪陳健民的張潔平指，陳健民的國語非常流利，發音標準，加上對大陸真實情況理解透徹，往往令她以前聊著聊著，會忘記了他其實不是大陸人，而是香港人。
為了能夠與大陸社會有效溝通，陳健民不放過任何練習自己國語的機會，也要求自己多寫簡體字，去到後來，很多字的繁體都不太記得怎麼寫。陳健民深知，要傳達自己想傳達的訊息，一定要「落地」。「既然將自己的使命放在中國，要真正做到事，就不能還帶著香港的心態。很多香港人仍然帶著香港本位，好似完全唔知大陸發生緊咩事咁，係冇辦法同佢哋溝通。」
從民間 NGO，到傳媒，到由商界人士設立的基金會，慢慢走向政府，與當局互動、影響其政策制訂 — 培訓、資金連結、傳播與政策倡議，陳健民都著力推動，深得各方信任。
在「七不講」之前，「公民」曾經是大陸的熱門話題。因為有了習近平高壓的五年作為對照，在 2017 年回望 2003 到 2012 期間的中國大陸，少不免要用上「更開放」、「更自由」這樣的形容詞。
那段時間的中國是怎樣的？從關注愛滋病患慢慢走向六四傷患、營救維權人士的胡佳，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入獄三年半；與此同時，以批判體制聞名、關注各地社會行動的叛逆青年韓寒，成為全世界瀏覽量最多的博客。劉曉波發起「零八憲章」聯署，因而陷獄；與此同時，北京上海廣州成都各地湧現民間沙龍，憲政改革成為熱門的議題，國安派員扮聽眾，但沒有阻止討論。
強權肆虐，光怪陸離，卻又有股力量蓄勢待發。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香港學者陳健民在大陸，身段靈巧地宣導自己想宣導的信念。陳健民不時應省宣傳部的邀請開講，以專家身份獲邀到不同政府部門為基層官員上課，講解世界各地的民間組織發展模式，尤以香港經驗為主要。
網上圖片
然而，學術地位備受敬重、與大陸官方關係良好，不代表陳健民在大陸的日子過得養尊處優。
經過多年積累，陳健民與他的學生們，漸漸在中國南方建立起一個以草根 NGO 為主要對象的培訓系統。「富裕的城市已經有很多人在做。」陳健民解釋：「唔使我哋去。我哋嘅精力應該花喺資源少、知識少，最無人理的地方。」
而正是這樣的地方，對 NGO 營運知識與經驗的需求最大。「很多草根的 NGO，都是在四川、山東這些地方的小山溝裏生長出來的。」張潔平形容。
對社會制度較為完善、政府與社福機構合作無間的香港而言，大概很難想像中國草根 NGO 的生長環境。在中國社會生活，每個人身邊都總會見聞很多不公的事。礦坑裏患上肺塵病的工人，病重是無法平躺，要趴著甚至跪著死去；農民工蜂擁到城市，農村留守的兒童無法得到正常教育，貧窮一代代地延續。政府漠視的問題，總有人見到之後良心會不安，想要做些甚麼，卻不知如何起步。
為甚麼中國會有這麼多草根 NGO 出現？因為不平則鳴是人的天性。而陳健民的角色，就是要告訴這些苦無方法的熱心人，原來大家可以組織起來，一步一步，實踐改變社會的願望。
因此陳健民除了出入學園與政府大樓，也帶著一套關於「公民社會」的理念，深入底層社會與農村，協助他們由零開始建立屬於自己的組織，同時也與他的學員一同食路邊攤、飲茅台，去沒有門兼且爬滿蟲的厠所，「無論咩環境，我都可以適應。」
在理念與組織方法以外，陳健民也為民草根 NGO 帶來資源。除了民間，商界也在尋找改善社會的方法，各式基金會亦如雨後春筍般在中國大陸出現。
「有一批而家搵咗好多錢的企業家，當年曾經捲入八九，好失望，覺得搞群眾運動不是出路。」陳健民解釋。「但佢仍想中國可以改革，會覺得『公民社會』這一套，是漸進改革，可以慢慢累積社會力量推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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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港人眼中，中國大陸是道德淪喪、土豪跋扈的地獄鬼國，寸草不生；但陳健民看到的是在民間與新生代當中不斷積聚，那股急切尋找出口的動能。
「好多年輕人望住自己身處嘅社會，覺得好唔舒服，但唔明白問題根源 …. 他們好想搞清楚問題所在，搵到出路。」
陳健民形容，在他的講座與課堂上，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人，個個帶著疑惑眼睛，搏命舉手、不斷發問：「嗰種求知欲、好想將學識轉化做行動的欲望 …. 同我喺香港教書，係兩回事。」
初期，「公民社會」概念對大陸而言仍屬陌生，學員只是乖乖聽講；但越到後來，越來越多年青人帶著豐富的 NGO 組織經驗來到，向陳健民請教自身實踐中遇到的困惑。「其實佢已經比我知得更加多，我已經無咩再畀到佢，只能夠肯定佢做的事，佢已經好開心。」
陳健民形容，很多大陸草根行動者面對比香港更艱難的困境，但仍能比香港走得更前；譬如廣州就曾有一群女大學生，為爭取增加女廁比例，直接「佔領男廁」，在微博上引發全國熱議。
陳健民提到的另一例子，是2011-12年間在廣州的「Brain is Brighter」行動。當時一群青年不滿政府斥資 1.5 億人民幣，在觀光熱點進行「光亮工程」，造成光污染兼浪費電力，號召市民剃光頭抗議，果真有超過一百名市民響應。經過無數次「被喝茶」、媒體報道禁令，半年多以來持續不斷的行動，最終令當局將項目預算由 1.5 億大削 1.2 億至 2700 萬。（數年後，陳健民自己也做了一個剃光頭的佔領行動，不知當中有否受到這群廣州青年的啟發？）
陳健民坦言，每次從中大校園啟程北上，不是沒有猶豫，畢竟香港的生活比大陸舒適太多。「但上到去，就唔想落返嚟。」
「中國問題幅度太大，只要一捲入去，佢就會不斷掹住你。」
貧窮、弱勢、環境 — 中國大陸的任何議題，都比香港來得廣大、深遠。
「好多人帶住問題嚟到你面前。當你見到（大陸）社會問題有幾大，而民間社會嗰種細，完全冇辦法回應得到 …. 會好焦急。」陳健民形容在當時的大陸，不論是民間還是官方都求知若渴，希望透過香港（或他本人）這扇窗，了解外面的世界是如何運作。官方著眼中國如何走向國際社會，民間則關心真正的公民社會如何建立。
「佢令你有強烈嘅使命感，覺得好多嘢需要你，覺得可以做到好多事，只係唔夠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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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長一段時間裏，來自香港的經驗、視野、資源，對內地各個範疇幫助都很大。現在不好說，但這一點在 2010 年以前很明顯。」張潔平如此形容。在民間組織發展方面，「那時1香港幾乎是中國 NGO 與國際接軌的唯一橋樑。」
過去二十年，在中國大陸協助民間組織發展的，當然不止陳健民一人；不少國際組織如樂施會、世界自然基金會等，也以香港為基地，進入中國大陸。然而不同的價值取向，是陳健民最大的特點。
陳健民當然知道，大陸當局歡迎他這個「專家」，並非真的想推動公民社會發展。「佢哋覺得香港應該學，但當然係揀嘢嚟學。」
譬如香港政府向民間購買服務的一套，政府可以透過掌握資源控制民間團體，大陸當局就覺得較可取。「但除了服務性、補充政府功能的一面，『公民社會』監督政府、倡議政策的一面，我們也要講。至少在胡溫時期，官方講『和諧社會』、講善治，我哋就用呢一套框架，講點解需要建立公民社會。」
利用那時候相對寛鬆的空間，陳健民巧妙地將自己的理念與「主旋律」嫁接：2007 年陳健民一次應廣東省委宣傳部之邀演講，講題就叫「從公民社會走向和諧社會」。
陳健民在省委宣傳部主辦的論壇上演講。（網上圖片）
在廣東一家草根 NGO 任職的青年小錢（化名），曾經參與中大公民社會中心舉辦的赴港交流計劃，也經常參與陳健民在大陸的培訓。陳健民講授的課中，「公民社會」背後的精神是寛容、多元、平等、制衡，而小錢記得最深刻的有一點：NGO 之於政府是「伙伴」，而不應是「伙記」：「NGO 應該同政府有平等嘅關係，係互相合作，而唔係好似『打工仔』咁不平等嘅關係。」
「當時，中國大陸真係提倡『公民社會』價值的 NGO 好少。」自 2008 年起投身 NGO 事業的小錢回憶：「強調民間自主、主體性，同政府要建立健康嘅關係，從呢啲角度去推動民間工作，陳老師可謂獨樹一幟。」
小錢形容，陳健民提倡的這一套，在大陸 NGO 工作者看來，可謂「太過超前」—「不過對大陸同香港嘅年輕人嚟講，『激進』同『保守』嘅標準，當然完全唔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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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當局控制手腕時鬆時緊，風向變幻莫測，陳健民卻始終能夠維持自己的獨特角色。
「這當中絕非一帆風順。」陳健民強調。有份創辦的雜誌被逼停刊，建立的研究機構被官方用封條封上勒令關閉，合作的同道人被當局帶走甚至陷獄，這樣的事，在過去十數年反覆發生在陳健民身上。
「行兩步，就要褪後一步 — 但係總覺得，仲有空間、唔係冇晒，眼前仲有一步路行。」
在香港，陳健民一直有參與爭取普選的工作，是學界中少有的行動派學者，但為了確保在中國大陸的工作不受影響，陳健民一直在某些議題上保持低調。在香港講民主、談政改可以，但來自支聯會的講座邀約，絕不參加；2008 年，劉曉波發起《零八憲章》聯署，身邊不少緊密合作的朋友都加入了，但陳健民沒有簽署。
在香港民主派當中，陳健民一直扮演大陸當局與香港泛民「中間人」的角色，也是民主黨 2010 年走入中聯辦談判的幕後主力之一，即是不少人眼中的「妥協派」、「投降派」。不只當時的社運人對他不信任，2010 年陳健民一篇呼籲警惕社運走向民粹主義的文章，就被文化研究學者馬國明狠斥為「謬論」，暗批他所屬的普選聯主張「秦始皇也要溝通」。
陳健民溫和的程度，即使在大陸也受到學員質疑。失明維權律師陳光誠，也曾經是陳健民的學員，當陳健民解釋公民社會要先求生存，再自主，再去尋求影響政府時，陳光誠就站起反駁，不維權，怎麼稱得上公民社會？
一名關注中國維權運動的媒體人指出，由陳健民那套系統培養出來的年輕人，有部份因為不滿其保守而「出走」：「他們後來成為了運動的中堅行動者，以及政治犯。」但她仍肯定陳健民在推動大陸公民社會發展的地位。「2003 年後那段較寛鬆的時期，大陸民間對一切民主化、自由化的知識與資源都如饑似渴，而香港就是最直接的進口地。」
「香港民主自由資源、價值的輸入，對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而陳健民，就站在輸入者的位置。」
「對大陸來說，香港是一個方向、目標。」張潔平說。「歐美不是華人社會，難以直接學習；台灣也差很遠，因為台灣已經完全實現了民主。」
「香港值得參照之處，在於她沒有民主，卻有自由、法治。早年中國的改革派知識份子熱衷研究香港，他們覺得中國大陸可以學香港 — 像香港那樣，讓法治與自由得到保障，有沒有民主都沒所謂；我們沒有非要你中共學台灣，但你至少可以學香港吧？」
在政治化還不明顯的年代，「香港模式」既進步，又安全，每一項社會運作的細節，都可以成為中國大陸的學習對象。
但香港作為一個模範社會的示範作用，與陳健民一直小心翼翼維持的橋樑角色，在兩地政治角力日趨白熱化之下，終究無法長久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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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並在一次訪問中說出了朱耀明及陳健民的名字。陳健民與朱耀明，均是在閱報時，才突然見到自己被點名。
好點唔點，恰恰就點中了香港學者中，對中國大陸公民社會涉獵最深的陳健民 — 而陳健民竟然極速落嗒。
小錢還記得，當年聽陳健民講課時，陳健民曾經在課上提到香港的長毛「掟蕉」是暴力行為，十分激進、不可接受；但事隔一、兩年，陳健民卻與長毛站在一起，揚言要「公民抗命」佔領中環。「陳教授會投身咁嘅運動，對我哋而言係好難想像。」
「當時我仲未明白，佔中呢件事會有幾嚴重。」小錢說。「我淨係知道陳老師要做一件好難嘅事，要捨棄晒佢過去在大陸嘅一切成果，可能以後，都唔可以再做返以前嘅嘢。」
「陳健民的決定讓我非常震驚。」張潔平回憶。「這根本是事業上的自殺。」
陳參與佔中的決定，在大陸自由派之間引起很大爭議，一直與陳健民並肩作戰的大陸知識份子，不少都無法理解，甚至對其作出公開指責。很多人不明白也不認同，為何佔領中環發起人之位，非得要由在大陸深耕了十多年，角色無可替代的陳健民去做不可呢？
對此陳健民這樣解釋：「因為我知道我參唔參與，會影響到件事出唔出現。如果我唔跳落去，『佔領中環』可能就只係一篇文。」
此前，陳健民與戴耀廷並無私交，僅有的接觸，是每次學術界有甚麼聯署，陳健民就會致電邀請戴耀廷；多年來，陳健民一直是香港學界少有的行動派，聯署、組織等行動，往往是由陳健民統籌聯絡。戴耀廷提出了佔領後，向傳媒坦誠自己沒有社運經驗、「一定不會是組織者」；在記者追問之下，戴耀廷要說出一個具行動力的學者名字，只想到陳健民。
被戴耀廷點名後，朱耀明私下詢問陳健民的看法，並表明若陳健民不落水，他也不會參與。陳健民意識到，如果他不加入，「佔領中環」可能就只是停留在紙上，不會成為現實的行動。是否要就此捨棄自己十多年來，在大陸建立與累積的一切？這無疑是個重大決定，陳健民卻說，當時他下決定的速度之快，令自己亦感驚訝。
當時的判斷，部份基於他對中國政局的理解。2012 年習近平上台後，原本較寛鬆的氛圍開始收緊，「公民社會」成為禁語，陳健民已覺即使留在大陸，發揮空間亦會大大受限。「上面收權收得咁犀利，更加覺得佢肯畀真正普選嘅機會好微，如果唔博一舖，機會一定係零。」
雖然把大部份時間投放在中國，但陳健民從未遠離香港本地的脈搏；他知道，香港問題已經去到臨界點。「一剎那覺得，自己身於斯長於斯，對香港有好深感情，冇理由香港出現咁大危機的時候，仲望向一個更遠的地方。」陳健民說。
「如果嗰次爭取唔到普選，我完全睇唔到香港下一步點走落去。」
作出決定後，陳健民與大陸所有朋友、伙伴、組織「割蓆」，斷絕一切合作關係，然後與戴耀廷及朱耀明一同開記招，宣佈啟動「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在那一次記招上，陳健民一反平常有禮有風度的形象，全程一點笑容也沒有，只不斷在想，這決定究竟會為大陸的伙伴帶來甚麼後果？
「呢個係我參與佔中嘅唯一憂慮。」
2013年3月27日，「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記者會。圖：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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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佔中時，廣東好多 NGO 都受到好大影響。」小錢說。「只要被認為同佔中有啲關係，辦公室被逼遷、個人受到調查、不斷被約談，都有發生。」
佔領早已在兩年半前結束，但對陳健民而言，件事一直未完：直到今日，「占中」仍然是大陸當局清洗南方公民組織的最佳借口。
佔領期間，多名大陸異見人士在網絡上公開聲援香港，遭當局羅織罪名起訴，包括陳啟棠、蘇昌蘭等，判刑以年計。而針對公民社會組織的打壓則持續至今。小錢形容，鄰近香港的廣州曾經是全國環境最寛鬆的地方，但由 2015 年起，當局陸續推出新法規，對廣州 NGO 的限制，比其他城市更嚴格。「一啲服務性的機構，生存環境反而放寛咗，但一涉及權利倡導嘅，就面臨好大壓力。」
最頻繁的時候，小錢指自己每個月都被公安問話；但小錢清楚，即使沒有佔中，也會有其他事件觸發當局的打壓：「有人覺得佔中影響咗廣州 NGO 的發展 …. 但咁係指責受害者。」
「佢哋冇一個人怨過我。」陳健民說。雖然有很多學界的朋友至今不理解，但有趣的是，在大陸從事 NGO 工作的年輕人，大多向他表示支持，並一再向他表示被公安請喝茶「沒甚麼大不了，老師不用介意」。
即使未就佔領運動發表過一字一句，甚至沒有與陳健民合作過，也會受到牽連。除了寇延丁，還有很多大陸民間組織者被大陸國安系統拘禁，反覆的審問中，「陳健民」三字一再出現。陳健民引述，其中一位朋友「肥仔」遭拘禁半年獲釋後，特地托人向他報平安。「佢哋係咁話唔關我事，政府只係乘機打壓，話自己冇嘢，『半年之嘛！』咁樣。」
之後一個仍留在大陸踩鋼線的香港人，給陳健民捎來一張照片，是肥仔獲釋後所攝。看著相中人瘦削的樣子，陳健民不禁流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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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是幾年以前，香港在公民社會、學術、傳媒、法治等各方面，大陸自由派銳意學習，大陸官方亦（在一定程度上）容許交流。然而隨著北京祭出「七不講」、逐漸收緊對民間社會的控制，香港的價值通通成為敏感詞。在此背景之下，「佔領中環」的爆發，因為大陸輿論機器的刻意利用與抹黑，令香港由學習對象變成反中亂源。
香港示範角色失落的過程，就這樣濃縮在一個學者的命運與選擇當中。清場之後，張潔平曾聽過一名備受敬重的大陸學者，如此總結：「雨傘運動讓我最痛心的是，中國失去了陳健民。」
2014年12月初，陳健民與其他佔領參與者，一同前往警署自首。圖：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facebook 專頁
投身十多年的事業，突然要完全抽身，陳健民今日又如何回望這個抉擇？
他說自己並不感到失落，覺得以往走遍中國，太多邀約、太過忙碌，反而沒有時間將經歷放入研究。「我在中國經歷咁多，腦裏面好多寫作計劃，已經有三本書想寫。」
不過，「如果仲可以，我覺得我都係想去中國做嘢。」
「如果戴耀廷當日冇點我名，可能我仍然會守住自己（在大陸）的位置，花更多精力推動兩岸三地的交流。」
這兩年多來，陳健民不可以返大陸，但他說自己仍在延續昔日工作。當年的學員來到香港，往往會專程入中大探望陳老師，一談就是數小時。「以前太忙，上親去都係不斷開會、演講，無法同人有深入的個人交流。」陳健民說。「而家可以坐低傾兩個鐘，聽佢哋嘅個人掙扎、人生嘅問題，點解受咁大壓力都要繼續。」
「所謂鞏固公民社會，除咗組織、架構，還關乎人的信念。我而家係換一個方法，從個人的層面去繼續自己的工作。」
陳健民鼓勵這些年輕人，不論打壓如何強橫，總會有可以前進的空間；不講公民社會價值，民間組織還是可以繼續固本培元，靜待風向改變的一日。但空間不斷收緊的趨勢，在可見的將來不會改變。
而回到曾經傾注畢生精力的中國大陸，對陳健民而言，現階段也是不可能的願望。「如果一個被認為係顛覆國家嘅人可以返去，係一個好大嘅指標，意味著中國已經走向自由化。」
「嘩嗰時你仲唔全力幫手投入返中國？梗係一齊幫忙啦！」
開玩笑地說著這個實現無期的設想，陳健民的聲線不無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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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份與中國的淵源，陳健民被不少年輕人視為無可救藥的「大中華膠」；主權移交二十週年臨近，個個記者都會問到身份認同的問題，陳健民準備好一套答案：我是世界公民，我關注的是問題本身，非洲我都關心㗎，只不過我能夠發力的地方，是在中國大陸。
2008 年四川地震，陳健民是最早進入災區的人之一 — 直面如此深重的苦難，他深感個人的家國認同，何其渺小。「已經唔係中唔中國人的問題。只有你相信某種價值，去到嗰個地方，自然就會有強烈責任感。」
再往回溯，陳健民從中國人到世界公民的轉換，早在大學已經完成；陳健民從不諱言，大學時代的自己，是帶著強烈的民族感情，去關心中國。但九七問題令他意識到，如果僅僅因為民族主義，就要將香港無條件交給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他覺得不能接受 — 中英談判期間，學生會討論立場，當時身在中大代表會的陳健民，就動議學生會在站定立場之前，應交付全中大同學公投決定，可謂是學生會中的「自決派」。
在民族感情之上，有更高、更重要的信念。
「我唔會否定民族主義，而係睇在特定歷史時空，究竟佢係帶嚟更高價值，定係破壞我哋持守嘅價值。」
「我關注中國、投身中國，好似係好民族主義嘅事；但我最終係想中國接受民主、自由。若果企喺民族立場，可以帶來呢啲價值，咁我會站在民族立場。」陳如此總結自己在中國近二十年的深耕。
「但如果民族立場要我壓抑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我一定做叛國者。」他說得很平靜：「我會毫無懸念地叛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