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進．未竟】陳文敏：栽種法治 毋分中港
陳文敏
主權移交之初，香港是大陸與世界之間的橋樑，不只在於經濟、文化，還在於眼界與價值。然而不過二十年，隨著「大國崛起」，在大陸眼中，中港孰優孰劣，早已逆轉。香港不再被視為學習對象，而是衰落、內耗的代名詞。
中港之間，亦彷彿只剩下建基於經濟利益或政治投機之上的「關係」。
在成為「反面教材」之前，香港對中國大陸而言是怎樣的存在？曾經，「建設民主中國」並不只是一句口號。
兩名香港學者陳健民與陳文敏，均是在九七前後，毅然選擇投身中國，推動各自最擅長也最關心的領域：公民社會與法治。他們曾經期望，來自香港的經驗，能夠將中國導向真正的自由開放；兩人付出的心血，令他們贏得敬重，在大陸的學界、民間以至政府，傳播香港的價值。
這種真正的交流，卻在佔領運動與北京收權之下戛然而止；兩人與中國的關係，一夜斷絕。
陳健民與陳文敏「北進」的未竟之路，也正是香港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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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記得，九十年代到北京清華大學演講的場面：校園破舊一如香港四、五十年代徒置區，大樓殘，牆壁爛，燈光暗，課室書桌與一般香港小學無異。
「這就是中國一間最大、最 top 的院校……睇到都心傷。」
破舊環境卻掩蓋不了對法律滿有熱誠的一雙雙眼睛。「他們求知慾很強，知道香港行普通法，但什麼是普通法呢？他們會思考好多，還會 link with 中國的問題，法制要怎樣改革呢？…這班學生，很值得去教。」
那時起，陳文敏已認定，培訓內地法律人才，從而改善中國法治，乃香港應有之義。
回歸頭 18 年，他朝這目標作出眾多嘗試 — 於港大開辦碩士課程，向內地司法、政府人員灌輸普通法精神；與內地院校交流合作，在當地模擬香港法院的判案場面；甚至與國家法官學院商討合作，希望大規模訓練法官，將法治理念在神州大地播種開花。
直至近兩年，好景不再。
由佔中開始，到緊接的港大副校風暴，陳文敏被左派瘋狂攻撃批鬥，於內地的一切聯繫戛然而止。「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令北京接受不了。」為免連累無辜，他再沒踏足他甚重視的神州大地。「我諗我上到嘅 ……不過無試過啦。」
廿年來，陳文敏致力為中國法治作出貢獻，豈料一個紅色巨浪翻來，幾乎再沒他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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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播種
香港回歸廿周年，港大法律學院開辦的「普通法碩士課程」，剛好走過 20 個年頭。
兩者不是巧合。1997 年，陳文敏與陳弘毅等創辦此課程，目標對象正是內地人。打開以簡體字寫成的課程單張，有以下一段簡介：
「我们希望透过本课程，培养对普通法与中国内地法制皆有深入认识的法律人才，以应付中国在新世纪的需要，并为推动及完善中国的法治发展作出努力。」
課程旨在為未來中國法治播種，故當年陳文敏將收生條件訂於 42 歲以下：「我想開始播種，睇緊嘅，是十幾廿年後的事。」他說，42 歲在當時中國社會算是年輕，因此他期望受過普通法訓練的學生，他日成為中國司法要員，發揮影響力。
廿年過去，課程有 600 多個畢業生，部分是內地官員，如來自港澳辦；部分更是當地法官。現時深圳人民法院的法官，有過百人都是陳文敏的學生。
「一個人在法院裡做不了什麼；但這樣的 critical mass，就可以帶來一些改變。」
眾所周知，香港行普通法，大陸行成文法，兩地法制本不相干。陳文敏卻指出，該課程的重點，不僅在於介紹普通法制度（如合同法、侵權法），而是向內地生灌輸背後的邏輯、精神。譬如一宗法庭案件中，控辯雙方為何都有道理？法官判案時有何考慮，又怎樣處理與個人立場不相符的案件？「我想訓練他們這些東西。」
陳文敏還四出替學生找實習機會：針對法官同學需要，他請時任首席大法官李國能幫忙，「擺他們喺香港法院，睇下香港的 case 怎樣拗、怎樣判」；至於在內地做官的同學，就獲安排在律政司、法律援助署實習，「睇吓香港的 system 怎樣運作」。
香港的法治理念與制度，對內地人是一大衝撃。「最初他們常問，為什麼你們教書不停批評法官錯誤？又說判辭錯？」中國式法律教育，甚少鼓勵學生對現有條文作出批判。「如果佢啱，咁駛乜你讀啫？」陳文敏笑說。
「大家要明白對方講乜」
一切源於兩地法律概念之差異。
八十年代末，香港只有港大一家大學設有法律學院，而當時港大法律學院裡面，只有兩個人懂中文，一個是陳弘毅，另一個是陳文敏。兩人一同參與基本法草擬工作，順理成章。
起草基本法，當然要與內地官員緊密接觸，過程中陳文敏發現雙方的法律理解，南轅北轍。「我們受英國 training，好實在的，條 law 要好多細節。」反觀內地，當時因文革致青黃不接，參與起草的專家，如許崇德、蕭蔚雲，所受的法學教育全是四、五十年代蘇聯一套，「只講理論，不講細節，有咁宏觀得咁宏觀。」陳文敏笑言，「咁即係講完等於冇講，講乜都得啦！」
審訊制度也有極大出入。有別於香港法官於庭上反覆質疑控方說法，內地法院傾向相信控方說詞：「控方代表國家，國家唔錯得，所以告得你你都係衰的。」陳文敏反問：「咁駛乜審啫？」
兩地法律概念縱然大異，但天要下雨，香港要回歸，基本法既是香港法律又是中國法律，陳文敏始終認為，一國兩制要成功落實，須靠「大家明白對方講乜」。因此九十年代初，他繼續與內地院校、官員交流，暗中灌輸香港 rule of law 理念。
「他們知道中國法制剛剛起步，好多嘢需要向外求，而香港正有一個好的制度，來自外國但又在華人社會 work 的。」他曾如此相信。
步近九七，兩地交流愈來愈頻繁，陳文敏還相信明天會更好：「如果我們的 law school 可以幫到內地提升裡面的學術質素、法律人才，這就是香港獨有的 role。」
陳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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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輻射
某程度上，明天沒有更好。
有獨立組織每年發表全球法治指數，2016 年中國在全球 113 個國家中排名第 80。這些年來，異見人士被加罪，維權律師遭搜捕，中國法治情況已經惡名昭彰。
陳文敏承認，在政治環境下，就算香港為內地訓練了幾多人材，也無法改變既有制度。以最受爭議的刑事政治案件為例，「法律服務政治」概念之下，政府說有罪就有罪，受過普通法訓練的法官根本無 say。
然而中國幅員遼闊，爭議案件只佔少數，剩下來的案件，假如法官能發揚普通法精神，公平審訊，對黎民百姓未嘗沒有好處。這一點上，陳文敏堅信香港的重要性。
2007 年，陳文敏探訪深圳人民法院，了解其門生畢業後的工作情況，他說他們讀完書有三大改變。「第一，做 criminal trial（刑事審訊），以前會將檢控院個 file 照單全收，現在會問多一點，主動 test 吓 prosecution case；第二，會比較肯聽 defendant（被告）講嘢，這跟香港制度好大關係，因為好多 case 兩邊都有理由，不能只信一方；第三，判詞寫長了，以前照抄 prosecution，現在聽完（辯解），同意與否都會給理由，寫下來。」
這已是極大進步。「大部分的 trial，都做到公平、transparent，對中國成個發展已經有好大幫助。」
問題是，廿年來普通法碩士課程的畢業生只有區區 600 人。現時全中國有多少個法官？30 萬。陳文敏苦笑：「真係得一滴咁滯。」
除了遠道來港讀書這批精英分子，中國還有無數司法人員，或英文欠佳（難以接觸普通法世界），甚至未受過法律訓練，偏偏坐上了法官高位，審判平民。「他們佔了（法官）大多數，你不能不理會。」
要改變中國法治，就要大規模地由這班人入手。於是陳文敏有一構思：與官方合作，直接上大陸訓練法官。
訓練法官 示範審訊
時為 2000 年代中期，身為港大法律學院院長的陳文敏，向專責培訓法官的國家法官學院提出建議。「我話，有版你睇，我們教過的學生，出來明顯不同。但很多人未必 能 afford 讀一年書，那倒不如搞一些兩三星期的短期 course，甚至可以針對性地做：你是刑事法官，我就講刑事嘢；你想知知識產權，我就專做這一邊。總之，可以提升他們的視野、審判的能力。」
陳文敏真正想的是，若課程能成功開辦，香港的法治精神便可循官方渠道，輻射到內地各省各市。
他視這個大 project，任內多次親身飛到北京蹉商，拉扯以年計，終得以落實。豈料到簽約當日，對方突然換了黨委書記。內地人事大過天，一切需要推倒重來。訓練大陸法官的大計，就此功敗垂成。
但他改善中國法治之心不滅。「一樣嘢唔得，咪做第二樣囉。」官方渠道不通，陳文敏改從學術界著手，與內地院校合作，邀請西方法律學者，赴內地講堂以普通法世界的制度，模擬審理一些真正發生過的內地案件，起初只談民事訴訟，逐步引入講經濟法、環境爭議，最後連本質上挑戰憲法的司法覆核，也拿出來講。
旁聽者不單有學生，還有教授、司法人員、政策制訂者，以至人大代表。「聽完之後，他們就具體知道，這個 case 如果在我們法院會怎樣判。大家會看見 difference，而非紙上談兵、只談理論。」
「我想，他們 get 到的。」
於法治議題上，中港民間曾經有這樣的交流、互動。
2012 年，陳文敏到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演講，剖析香港司法審查制度（圖：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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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斷交
陳文敏笑言，自己與早期那批大陸學生，互動較多，感情亦較深。如今，這班學生一如他當初所願，部分已在中國國務院、公安部、司法部一步一步往上爬，發揮影響力。他和這些舊生不時聯絡，直至近一兩年。
「他們知道我發生什麼事，替我不值，但又不方便講太多。」
2015 年 1 月，左派報章引述消息指，陳文敏可能出任香港大學副校長，並開始大篇幅批評他領導下的法律學院表現不濟，源於有人「不務正業」，高調參與政治而忽略學術研究，並在佔中一事上與戴耀廷「沆瀣一氣」。
事件擾攘大半年，有報道指期間中聯辦及特首均曾插手干預港大校委會，要求否決任命。同年 9 月，校委會以 12 比 8 暗票否決委任陳文敏為副校長。
「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令北京接受不了。」[1]
事實上，陳文敏從沒參與佔中。2014 年 4 月他甚至公開呼籲各界放下公民提名，具體討論其他政改方案；佔中期間，他已卸任法律學院院長一職，並前赴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任客席教授。
他曾說，對一切指控只覺莫名其妙：「大學副校長原來要中央信任。是否要勞動到北京咁嚴重？」
這場紅色風暴影響之深遠，在於它除了把陳文敏由副校長席位捲下來，更斷絕了他與內地之間的一切交往。
2013 年北大—港大法律研究年會，陳文敏最後一次以港大法律學院院長出席。（圖：北京大學網頁）
不上大陸 免累同伴
出事後，陳文敏仍收到不少來自內地學生的信件、心意卡。但更多舊生礙於身分，不便直接聯絡，只好趁陳的港大同事上大陸採訪時，再三叮囑幫忙傳個口訊。
「由佔中開始、我件事發生之後，我都無上過大陸。」
陳文敏和內地院校的交往，始於九十年代初，以往他經常接到邀請北上演講、授課。副校事件發生後，一切都變了，除了少數相熟的仍冒險力邀，其餘已成驚弓之鳥。「好熟的人會話你知，是政治原因；唔熟的，就求其畀個理由你，甚至唔講，突然間無咗。」
陳文敏說，他相信自己仍可以過關，但亦不願冒險，怕的是連累大陸的朋友。「就算我自己無事，走咗之後，上面的人點算呢？」
事實上，不僅陳文敏，整個港大法律學院亦受牽連，佔中後不少兩地院校合作項目都急速煞停，暫時擱置。「未必是真正的政治壓力，但大家的感覺是，HKU 是敏感的，HKU law school 是好敏感的，有陳文敏、戴耀廷，呢啲咁嘅人喺度，我們都是暫時避一避。」
陳文敏等辛苦建立的兩地民間交流，戛然中斷。
2015年10月6日，為抗議校委會否決陳文敏任副校，港大教職員發起港大校內靜默遊行。二千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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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長城
1993 年，陳文敏第一次上長城，有感而發，回憶起自己的少年歲月：「中學畢業那一年，在東坪洲的礁石北望神州，看着滔滔江河，不知哪一天可以披長衫、踏輕舟，衣袂飄飄地渡長江、跨洞庭、登黃鶴樓，看那落霞孤鶩與秋水長天。」[2]
陳文敏如今回想，自己之所以落力推動中國法治發展，一半原因是中國情懷作崇。
八十年代初，大陸改革開放不久，還在港大就讀的陳文敏與友人北上神州，遊歷大地，旅途中被問及國籍，他總帶幾分驕傲地回答：「我們是中國人。」答完，甚至會怪責自己的民族感情往往不夠持久，「他朝回港，這份『衝動』又會瞬息間煙沒於中環簇簇眾生中。」[3]
1989 年中，陳文敏人在倫敦讀書，卻心繫天安門。六四屠城後，他與同窗發起哀悼行動，抬著兩口棺材，五千人無聲遊行。那一年，人人籌謀移民，身邊朋友都勸他別回香港發展，他卻堅持要「走進風浪之中」[4]。
「或許，我仍固執地相信，人性中仍有光輝的一面，在來臨中的日子，面對歷史，面對民族，但願我們都能無愧地當一個中國人！」[5]
原本在英倫象牙塔深鑽歐陸歷史文獻，埋首博士論文的他，適逢論文導師調動，加上時代的呼喚，開始質疑自己所作的，「讀博士，除了滿足自己，讀來做乜啫？反而如果回來，我可以做更多事，更加實在，更有價值。」未幾，他決定放棄學業回港，推動人權法、公民教育，以至促進中國法治。
當時他不知道，廿多年後他會因為這決定，被港大校委會成員質疑沒博士學位，不勝任副校長一職。
何美歡教授（圖：HKU）
何美歡的故事
委身的人不止他一個。何美歡是陳文敏於港大法律學院的同事，乃商務法權威。於香港土生土長的她，一直心繫中國，甚至曾說自己的一切學術，都為中國而做[6]。2002 年，她毅然決定離開港大，往人工低九成的清華任教。時任院長陳文敏聽見消息，馬上追問：「你諗清楚喇？點解要入去教？」
「我如果能夠教到未來一代的領導人，而能夠改變這個世界，這就是最大的 attraction。」
何美歡在清華待了六年，期間特別為內地學生特別制定一套普通法教學計劃，深受同事、學生尊敬，甚至獲譽「以一人之力在清華法學院内部辦了一間法學院」、「花在學生身上的時間是天文數字」[7]。2010 年 8 月下旬，她在清華宿舍中風送院，入院期間，她的學生 24 小時在病房外守候；9 月初她離開人世，學生紛紛撰寫悼念文章，數量足以成書；陳文敏則在她的喪禮上發表頌詞。
「這一代人，有些就是單為理想而入去（中國）。」他說。
陳文敏和何美歡走的路不同，但目標一致。「如果這是自己國家，無論政權是怎樣，我都希望它好。我們身處比較 privileged 的 position，有這樣的 training、experience，如果能夠幫助他們，我覺得應該去做囉。」
「我知道，現在這可能不太 fashionable。」他微笑，承認這一點。
少年陳文敏，攝於港大陸佑堂（圖片來源：《走在公義路上》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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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崗位
陳文敏著緊中國法治，一半因為民族情懷，另一半是為了香港。
經過多年來與內地官員接觸，陳文敏早已明白，對方根本無意學習、仿效香港法制。「他們只覺得香港是特別的 experiment，不影響他的，就無所謂。」對方之所以對香港制度有興趣，只為了印證自己心目中的一國兩制，成功執行。
「他們有種 national pride，覺得一國兩制成功是值得驕傲的。」
問題是，一國兩制成功嗎？
陳文敏形容，一國兩制本建基於兩條支柱，第一是中央政府的自我約束。「你張德江不停走來話，『主權在我們手』，這是無意義的。我夠知啦，但你知不知道要 control 自己權力呢？」
中國幾千年歷史，一直未能發展出一套制衡權力的制度。「中國人有種壞習慣，就是什麼都要管，卻不懂什麼時候不要管。」[8]
另一條支柱是香港法治。從李波被擄到人大釋法，種種跡象皆說明，法治正急劇倒退。陳文敏從不相信中央意圖全面推倒法治，「起碼他們知道香港法制和經濟是扣住的，不能就此推冧」，但這正好說明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對方根本不明白何謂法治。「他們自小的 training 是，法律是為政治、經濟服務的。我們覺得 law 是 end，他們覺得只是 means。」
「中國對法治的認識，仍然停留在依法治國的層面，法律是統治的工具而非約束公權的手段，刑法不再是維護公衆利益而是穩定政權的利器。」[9]
當中央不約束自身權力，當香港法治逐漸崩壞，一國兩制無疑已岌岌可危 — 這偏偏是陳文敏堅持促進中國法治的原因。
近年愈來愈多年輕人提倡，將香港和中國分割，河水不犯井水。陳文敏偏相信，兩者的命運，根本緊扣相連。
「Practical 來看，如果中國愈 liberal，我們就愈有機會維持自己的價值；如果中國繼續無法無天的，我們香港無可能維持到我們的法治。」因此，他認為香港人至少要令中國明白法治的意義，例如公平解決爭執，維護個人尊嚴。「這些普世價值，擺在哪裡都適用。」
「我們有責任幫囉，無論是幫佢（大陸），或者幫我們自己。」
怎樣幫？陳文敏卸任院長後，碰上中港政治環境丕變，兩地以往締結的民間交流，已經被摧毀得所餘無幾。
他承認形勢不妙，但強調推動法治乃長線工作。「大陸過往三四十年，行前兩步又退後一步。」他相信，現在只是後退的那一步。「可能要過多一兩代，他們才能建立我們所講的法治觀。」
陳文敏想提醒香港人，要堅守自己的位置。
「在中國體制裡，我們（香港）的位置不能翻天覆地。但如果我們能堅守崗位，令中國有些事可以做得好一點，令我們這制度能夠 maintain 住。」
「這就是我們的角色。」
陳文敏
註：
[1]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51001/19316469
[2] 陳文敏《走在公義路上》，頁272
[3] 同上，頁270
[4] 同上，頁270
[5] 同上，頁271
[6] In Memory of Professor Betty Ho, HKU Faculty of Law Newsletter Autumn 2010
[7] http://pargsos.lofter.com/post/31032e_4cc251d
[8] 陳文敏〈回歸二十年：自我約束〉，明報，14-06-2017
[9] 陳文敏〈回歸二十年：法治〉，明報，21-06-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