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傳忘 2】黑鳥樂隊郭達年：不單守住記憶　更要開墾未來

音樂人郭達年

2016 年，六四廿七周年前兩天。郭達年回應屠城事件的大碟《九歌》，在灣仔富德樓艺鵠舉行發佈會。等到活動開始時間，房間內仍只有郭達年和朋友兩人，默默地做手工活兒。光碟的封套，他一張接一張，人手製作。

郭達年抬起頭說，訪問可以隨時開始，反正都沒有人來。他感嘆，近年傳媒對六四的關注大不如前，寥落的場面也是預算之內。如是者，「發佈會」變成「傾偈會」。

曾經遊行靜坐，參與燭光晚會，今年六四，郭達年不再留在維園，而在艺鵠與一眾藝術家舉行音象作品《九歌》音樂會。「去不了，也不再是甚麼遺憾。」他平靜地說。

就像今年的新作，從六四延展到獨立的討論，他形容審視這段歷史，需要概念的擴張。「不光是守護記憶，更加是開墾未來」。

郭達年親手製作唱片封套

出事喇，開槍喇！

1989 年 6 月 4 日，原本是郭達年的黑鳥樂隊受國際特赦組織所邀到澳門演出的日子，卻沒想到成為日曆上血色的一頁。演出前一天，他與團隊到澳門準備。雖然大家都好緊張，但實在太累，還是決定睡去。

沒料到朋友拍門大喊：「唔得喇唔得喇，出事喇，開槍喇！」

郭達年記得，參與演出的音樂人和劇場人，立即走出來一起看電視，「大家完全崩潰」。翌日早晨，他們決定臨時更改演出劇本，在澳門重現一次屠城事件。他們也參與了澳門市民的大遊行。大三巴前一張張哭臉，至今他仍歷歷在目。團隊在市政廳前近乎即興的演出，獲得觀眾共鳴。「好多市民一齊睇，一齊喊。」

六四的國家暴力，震撼當時已過而立之年的郭達年。那一年，黑鳥樂隊推出卡式錄音帶《民眾擁有力量》。他形容這盒錄音帶是當年眾人在「好大的情緒波動下完成」，是「好 raw 好血淋淋的經驗」。儘管從藝術角度而言，郭達年覺得仍有相當完善的空間，但「文化藝術都需要機動性，否則回應不了社會狀態。」

其中一首名為〈無助抗爭團結〉的作品，以電子音樂為主調，糅合自新聞聲帶收錄的警號、救護車聲和人語吶喊，講述無助的感覺、抗爭的需要、團結的希望。此作尤其引起解嚴後台灣人的共鳴，近年更有小劇場借用此作，讓它在社區抗爭的劇本上，繼續發揮作用。「我們一開始做音樂，已經強調人們自發流傳，講求的是一種 cultural sharing，不是攞隻碟去搞生產賺大錢。」

守衛記憶，擴張至自由文化

身為音樂人，郭達年不但參與遊行靜坐，更在 1990 年起每年舉辦「六四音樂祭」，用音樂力量提醒市民血的教訓。音樂祭持續至今，他形容沒有「年年都搞」的壓力，從來只是「約到朋友便一起做」。

「自由文化音樂節」多年來都訂於 6 月 3 日舉行，但今年仍未有消息。郭達年強調，無意用《九歌》的發佈音樂會取代，詳情安排仍在討論中，或會延期舉行。今晚，他則會與友人繼續於尖沙嘴文化中心外作簡單演出。他又指，音樂節參與單位都「好自覺地預留時間俾大家去維園」，但以他個人來說，六四去維園不再是必然。「去報數的心情長此下去，就會變成一種 comfort，對參加者來說，那並不是一種動力。」

今年臨近六四，郭達年與朋友就「自由文化音樂節」的安排討論多時未有定案，決定講多無謂，把握時間「做啲嘢」，而「做啲嘢」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直接做作品。「悼念其實很 passive，creative 則是 active 的東西，所以用 creative 去記念最好。」

六四不光是中國人的事

四月底，郭達年談起想做「音象記憶文件」為六四做歷史檔存的時候，獲艺鵠眾人的鼓勵，便下定決心將作品做到底。他打電話聯絡相熟的朋友，形成今日黃仁逵、生田萬二、邱立信等橫跨 50 後至 80 後的陣容。

「音象記憶文件」不是一般音樂唱片，它包括多種聲音創作，例如：讀白、讀詩、唱歌、電子音樂等。其中日本人生田萬二，年輕也是個左派分子，曾到中國「拜訪共產大哥」。直到八九六四，他猛然驚醒中共政權並非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為甚麼可以這樣戮殺青年人？」懷著糾結的心情，他當年寫下的小曲，今天收錄於《九歌》的音象文件之內。

六四專輯《九歌》

「好多人覺得六四是中國人的事，其實那是好民族性的、矮化的語言。」郭達年認為，生田萬二的參與，正好反映六四的議題並非只有華人關注。他又以美國九一一事件為例，多少無辜生命的消逝，引起全球各地對極端伊斯蘭聖戰手段齊聲譴責，反映人道關懷超越民族血裔。

郭達年感嘆，八九至今社會愈來愈荒謬，暴力或者不再具象如坦克，卻轉而以其他形式存在。「高鐵某程度上也是暴力。它要了那麼多錢，那麼多人生活。」今年年初的「銅鑼灣書店事件」，在他眼中同樣是「心理暴力」，以恐懼作為一種暴力。

「根本這是不正常社會，怎麼好似小孩子玩泥沙？傾唔掂就砌佢，但這是國家，有行政制度和憲法，你說可不可惜？」郭達年感到現今社會很多人都望不到出路，希望據於六四再思考的《九歌》，能夠「知道條路怎樣走來，懂得怎樣走出去」。

悼念太被動，創意才是未來

「《九歌》雖然是六四廿七周年語境下的產物，但我們談論的是如何生存下去的題目。」郭達年看著一片寥落的發佈會，直言即使討論六四的人減少也無所謂，「最重要是關於生存狀態的討論。六四只是其中一個窗口，反映國家暴力的操作。」

大專學界今年六四舉行「香港前途問題」論壇，郭達年完全理解，只補充一點「不過如果流於開好多研討會，出好多論文，就沒有意思了。」他又形容《九歌》也是借鏡當年思考明天的作品，其中邱立信的創作更直接討論本土議題，以美國夏威夷的獨立運動作比較，提出「如果夏威夷作為美國其中一個州，都有權公開地要求成為一個獨立國家，香港點解唔可以？」

面對今日社會的混沌，似是沒有出口的困境，郭達年認為「創意」是黑暗路上的明燈。所謂「創意」，不限於文化藝術圈子，而是「過一種拒絕暴力的生活」，不受制於現實框架，他說：「如果我們再不發聲，不再 living creative 的話，我們下一代可以點搞？好多嘢，唔諗就無㗎喇」。

音樂人郭達年

文／gr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