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炭如是觀 1】 呂振光：「別期望愈來愈輝煌」
呂振光在失身忘我吧
華聯，一座位於火炭的工業大廈，一代代本地藝術家棲身於此，成為香港創意藝術聚落的標誌。
曾在中大執教藝術系的呂振光，十五年前落戶華聯工業中心 A 座。推開沉甸甸的灰色大門，1,200 呎的一流畫室，只有呂振光一人坐在失身忘我吧前看手機。幽暗的工作室沒有開燈，日光從窗外山嶺照進來。曾經，這裡圍滿學生，一起聊天飲酒繪畫，而今桌上的塗鴉都已褪色。老師小心翼翼地給它們蓋上玻璃，好讓孩子們的一筆一畫得以儘可能延長。
沒有酒沒有煙，呂振光說當日來到火炭，也是學生介紹來的。
學生在失身忘我吧聊天時做的隨手塗鴉，呂振光用玻璃覆蓋保存。
「那時候是林東鵬和白雙全他們，在這裡合租了一個空間。他們告訴我這裡環境不錯，又便宜，便帶我來看看。我們看了很多單位，最終買下這個（呂振光的單位）。我在 A 座，同學在 B 座。」
呂振光由是說起，從 2001 年起十五年來火炭的藝術聚落和變化。
從火炭到伙炭：聚落是怎樣形成的？
事隔十五年，呂振光還記得初到火炭時的印象。「那時很多單位都是空置的，好像荒廢了很久，沒有人打理。」2001 年，香港工業北移，火炭工業區冷冷清清，租金也相對便宜──便宜，是藝術家進駐的最主要原因。
工業單位地方寬闊、樓底又高，寧靜又不騷擾其他人，適合藝術家進行創作。早年火炭華聯一個 1,200 呎的單位，才不過 3,000 到 4,000 月租，售價也大約 20 萬左右。在讀學生即使沒有能力買下，也可以跟幾個朋友分租，故吸引不少鄰近中文大學的藝術系學生遷入，「以前來來去去都是那三幾屆的同學，大家都很熟，氣氛是熱鬧的。」
同學覺得呂振光像小丸子的爺爺，女同學更親手造一個「櫻友藏」黏土玩偶送他。
呂振光還在中大教書時，偶然會將上課地點搬到工作室這邊來。他認為離開校園的空間比較自由，坦言「在這裡會比較容易放下老師、學生的身份。」同學來到固然會談論藝術，但也會輕鬆聊聊天、坐坐玩玩。現在書架邊、櫃面上還放著好些「櫻友藏」的玩偶，「女同學都覺得我似小丸子爺爺，總是叫我『爺爺』。」放下教鞭之後，舊生偶然也會來探望老師，「那時每次展覽結束，大夥人一起到附近的大排檔吃東西，坐滿幾圍枱。現在大家都是十個八個約好，情況沒那麼『洶湧』了。」
說著說著，呂振光沒流露半點可惜或者感嘆，卻道：「那時候大家都年輕嘛，一切都很新鮮。現在年輕藝術家也會常常見面，午飯時間約在一起。」
大排檔小念頭：開放日是怎樣展開的？
談及城門河邊的大排檔，不但是中大人「食宵」的集體回憶，更是「伙炭工作室開放日」的源起。
火炭大排檔
呂振光 2001 年 7 月搬進華聯 A 座，兩個多月就準備開放。他強調開放日的初衷並沒有甚麼「前瞻性」，只是純粹從一個藝術家的角度出發，希望邀請朋友來分享作品，「除了創作時的滿足之外，作品被人欣賞則是另一個層次的滿足。」直言喜歡開放的呂振光指，十多年前展覽空間有限，所以他一直有邀請朋友、學生在家分享作品的習慣。一流畫室開幕之後，聚會就搬到火炭去。開放工作室的意念，對於他來說猶如新居入伙，「有個新地方，想告訴其他人。」
2001 年畢業的中大藝術系學生當中，林東鵬和白雙全等四五人合租了華聯 B 座一個單位，並計劃在工作室展示畢業作品。同屆另一同學李傑卻因為經濟困難而沒有參與，身為老師的呂振光主動邀請他在一流畫室舉行個展。師生一次在大排檔吃飯時，互相分享展覽的進度，漸漸發展出第一次開放日的雛型。「在工業區看展覽，那時候還算是比較新鮮的概念。」呂振光憶述首次開放，在火炭工作的人已經下班，只剩下藝術圈的人走來走去，「大家拿著酒杯，穿梭於 A、B 座之間，有一種超現實的感覺。」
呂振光隨手翻開 2003 年開放日的海報，說起從前到今天。
伙炭工作室開放初期，藝術家沒有資助，只能以有限的資源儘可能做好。第一年開放，師生發現原來附近尚有幾個同行。第二年重來，增加至四五間工作室。呂振光看著今日偌大的工作室，回憶當年藝術家聚集這裡，通宵達旦製作開放日的海報和請帖，一起吃杯麵、熬夜，「每個人只是拿幾百元出來做印刷，但都好熱鬧好開心。」
火炭藝術村是一個偶然
「開放了三、四年之後，大家都有個想法：再過一、兩年，便不再有人來了。」呂振光笑言，大家一直以為開放日愈辦愈多，參觀者便會厭倦，沒想到持續十年，人還是那麼多。他坦言火炭藝術家搞開放日，目的不在於「搞旺個場」，創作人自然聚合，形成藝術村的生態，更是一場偶然。
藝術家最愛自由，最怕管理，火炭群體一直堅持避免組織化，「我們不樂見有人牽制整個活動，做出自私行為。火炭不可能出現大台。」早期火炭藝術家人口不多，彼此關係比較密切，也有默契。例如開放日的時間，大家會覺得讓參觀者「摸門釘」感覺不良，所以都自發自願堅持開放。工作室之間講求合作，而非制約管理。呂振光形容火炭是一個容許自由創作的地方，開放日是附帶而非強制的活動，「工作室只有一個目標，有空間進行創作。」
火炭華聯，呂振光在一流畫室見證十五年光景
十多年來，伙炭工作室開放日無間斷地舉行，人流一年比一年多。呂振光認為進駐火炭的藝術家漸多，香港欣賞藝術的觀眾也培養起來，讓活動可以一直持續發展。跟中上環的畫廊或者尖沙咀的博物館不同，他眼中的火炭開放日如同節慶，能夠吸引更多不同背景的觀眾前來欣賞藝術，意義特殊，「不管他們懂不懂藝術，能夠讓他們接觸到藝術，就已經相當珍貴。」
自 2008 年起，信和藝術主動接觸火炭藝術家，接受資助之後，開放日便愈搞愈熱鬧。每年一月的開放日，漸漸寫進香港藝術界的日程，甚至吸引兩岸四地和東南西北的藝術界人士，特地前來參觀，「現在不像以前那麼悲觀，會覺得可以繼續做下去。」
然後，還有，如何走下去？
「但其實很多年輕藝術家不希望火炭發展。」
呂振光解釋，一旦發展蓬勃，便會帶動租金急升，年輕藝術家容易捱不下去。就以一流畫室為例，同層曾經有三、四間工作室，今日只剩一半。1,200 呎單位十五年間租金上升十多倍，達到 12,000 至 13,000 港幣月租的水平，售價更高見 300 至 400 萬。呂振光認為，大陸工廠回流，加上後進的藝術家人口，兩者共同爭奪有限的工業區用地，致使今日火炭幾乎「全院滿座」，「現在年輕人搬進來也難。比例上，學生少了，多了本身已經有事業的成年人。」
十五年來，升值十倍的 1200 呎華聯工廈單位
每年一月的盛事，火炭開放日今年特別為提早舉行的香港巴塞爾藝術展而同步改期至三月。呂振光稱自己沒有出席會議和參與決定，但籌劃開放日多年的他對決定表示理解。往年巴塞爾藝術展期間，火炭工作室亦會額外安排開放，以招待外國貴賓，「我們會特別開放某些單位，但其他工作室或會質疑籌委不公，認為不應該選擇性開放。」與其有篩選，火炭今年則統一開放，交給觀眾自由選擇。
然而，呂振光認為三月並非好時間，「那時太多藝術活動，看不完，想吐。火炭又太遠，不想來，是缺失。」藝博會上呂振光與安全口畫廊合作舉行個展，分身不暇的他首次缺席火炭開放日，「今年開放四日，我只能開放三天。最後那個星期日太忙了，上午招呼了兩團朋友，下午便趕過去 Basel 那邊。」
改期之後的火炭開放日，參與的工作室多達 100 間，但那些海量單張和沿路攤位卻不見了，呂振光估計可能與資助合作完結有關，「但觀眾也不應該要求每一年都如何輝煌。」問及開放日傳統的 catalog，今年也沒有再印會否可惜，呂振光遙遠遠窗，道：「世間太多可惜的事了。」
有起有跌，是自然
藝術聚落的發展不一定綁死在一個地方，只要找到更適合的地方，大家自然會再聚集成長，呂振光認為「所有東西都有起有跌，這是自然的現象，無需要寄望火炭會愈做愈大。」在火炭活動的藝術家，當然希望這個地方可以好好發展，但從一個宏觀的角度來看，生生滅滅並不可惜。
火炭跟其他海外著名的藝術區迥異，區內一直未有發展出適合旅遊人士的景點。畫廊曾經短暫生存過，但都沒有一家能夠成功熬過去。藝術家平日只創作，不對外開放，無法匯聚人流。開放日固然吸引本地人的注意，但外地遊客卻無法一一享受這種香港獨特的藝術氛圍。呂振光認為火炭可以引入其他藝術相關的業務，例如：服裝店、食肆、酒吧、精品店等等，「一個藝術村應該甚麼都有，包涵多些東西，而非選擇引入甚麼。」各種店舖開到藝術村，才能滿足不同人的需要，「無論這個地方弄得有多商業，藝術家只是在這裡創作。關上門，可以一點也不商業。關你甚麼事？商業不了你！」這種想法或者跟很多從事創作的人不同，但呂振光還是相信多元才是健康的發展。
多少人曾經在這裡一起吞雲吐霧過？
如果凡事有起有跌，那麼呂振光又會怎樣形容走過十五年的火炭今天？
「要做得更好，需要花費很多精神，很難要求一年比一年輝煌。」曾經做過籌委的呂振光明白，籌劃開放日付出之大。藝術家往往為了處理開放日事宜，被迫暫停創作數月，「對藝術家來說，很可惜，很對不住他們。」火炭開放日已經成為傳統，加上社交媒體的宣傳成本低，簡簡單單去做就已經可以吸引到參觀者前來。就像 catalog，沒有錢的話，印小小一本就好了。
跌，總有原因，可能是主辦方做得不夠好，可能是觀眾失去興趣，也可能是替代活動出現；但要起，就需要掙扎，否則便會淘汰消失。「還原基本步，專心創作，做好作品。吸引觀眾的，不是靠門面功夫，而是工作室內的東西。內涵是重要多了。」失身忘我吧前，呂振光如是說。
文／gr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