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巴無人5】當戰爭威脅你的至親
〈以巴無人〉專題系列之五
他不喜歡被歸分為左派或者右派，但假如真要分的話，那麼就分作左派好了。作為一個以色列人，他是覺得應該與阿拉伯世界對話的。
但同樣，作為一個以色列人，「這」無疑是一項義務。即便他對一些任務的合理性感到疑惑，他還是會去。這是不應該有絲毫猶豫的。
問題是他有妻子。事實上她也如此要求了：「不要去呀，你又不會做甚麼太重要的工作，反正不差你一個吧。」一來他們結婚不久，二來她是一個外人，若說他不擔心她，那肯定是假的；也就別說他更不願她擔心了。
危險一定有。但就算他不去，換其他人去不也一樣危險？至於說不想與妻分開，好歹他也就只有她；有些人家中有還好幾個孩子，男人一走，兒女就只能給女人照顧。誰沒有包袱？但大家還是去，這就是以色列人的使命。
他決定應徵預備役，奔赴加沙戰場。
＊ ＊ ＊
在以色列和哈馬斯落實停火 [1] 的第四十個晚上，我和楊巧 Dizengoff [2] 大街上溜達。那夜星月朗照，Dizengoff 鱗次節比的餐廳燈火通明。氣溫是二十四度 ── 特拉維夫的地中海氣候總是那麼宜人 ── 坐滿街道兩旁的食客把酒談天，優雅地交流生活心得。沒有瘋子沒有醉漢，甚至沒有口沫橫飛的人。空氣瀰漫著一股知性的味道。
戰時的 Dizengoff 與今夜其實也沒有多大分別。雖然從加沙到特拉維夫只是個多小時的車程，但在那邊槍林彈雨的同時，這邊餐廳還是照樣開門，食客還是照樣來。稍微收斂的笑聲依然與歐陸食物 [3] 香氣處處飄處處聞。只有偶爾響起的防空警報間中打破詳和與靜謐，提醒著特拉維夫的人們，以色列空軍正在轟炸哈馬斯，哈馬斯陸軍正在發射火箭彈。就因為以色列的鐵穹防禦系統把絕大多數的火箭彈打落，人們得以如此安逸。
其實哈馬斯也了然自己的火箭彈打不到以色列。他們與其說是在打人，不如說是在打亂人們的生活。這就是他們經常選擇在早上八點多開火的原因：火箭彈一打，警報就響；警報一響，家長就送不了孩子上幼兒園；孩子上不了學，家長就上不了班，也就會埋怨政府，要求早日停火。
「所以對抗火箭彈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正常生活。」楊巧說。
圖：楊巧微博
話雖如此，但「正常生活」這四個字對第一次經歷戰爭的楊巧來說，還是不無詭異。
「一方面覺得這個城市的平靜很不真實，因為這種平靜是很容易打破的；但另一方面又覺得戰爭也不真實，因為這個世界上大部份人就是生活在和平中。」
楊巧有種才能，總能把複雜糾結的思想像砌積木那樣整理，並用簡潔的話語表達出來。這或許與她的學術訓練有關：剛滿三十歲的她是一個碩士研究生，研究題目是十四世紀中東與中國藝術交流。單是研究語言就要用到中文、阿拉伯語、波斯語、蒙古語、特厥語等，不一而足，冷僻而且複雜。
也或許正是因為她有邏輯思維的天賦，才會走到這樣的學術研究道路上。因即果，果即因，兩者有時難以釐清。
她初到以色列已是八年前的事。在北京外語大學修讀阿拉伯語，畢業後學校恰好想開一個希伯來文課程，但沒有教師，需要聘人到以色列去學。楊巧檢視自己的履歷，衡量同時通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的優勢後，決定應徵。始料不及的是她在學成後、回國任教後，卻又返回以色列，繼續念碩士去，還在這個遙遠的中東國家，認識比她大半年的他，並結成夫婦。
2006年，希伯來大學文學院只有三個中國學生。如今則已經有三十多人。時間過去不到十年，人數增長超過十倍，背後的原因是中國人對以色列愈來愈感興趣。
希伯來大學。圖：維基百科
「以前在阿以衝突 [4] ，中國流通的只有來自政府的單方面消息，人們會認為以色列是錯的一方 。[5] 」楊巧分析著，語調儼如醫生檢視病歷表。「近年以色列在中國經濟文化活動趨多，宣傳也做得足，加上信息開放，更多人會發現以色列其實也有可愛一面。再者現在全球伊斯蘭人形象受損，中國也有很多人對國內的穆斯林不滿。因此有些人會崇拜以色列，覺得以色列反恐很厲害，說中國也應該學習他們的手段。」
「但其實大部份中國人對以色列不很理解，都只得某種既定形象。」
她笑笑，再補充一句：「這只是我自己的分析，沒作過甚麼系統性調查。」
回顧這些年在以色列的生活，楊巧是非常喜歡這個國家的，會覺得選擇來到這裡，是一個幸福的決定。她尤其喜歡人與人之間充滿關懷。「要是路上有誰覺得不舒服，大家都會熱心跑去問要不要幫忙。」這或許與大家分享著同一種宗教有關。
也是出於同樣原因，戰時的以色列總是特別團結。餐廳老闆看見穿軍服的青年進店，會搖手說不必付鈔。當新聞報道說一個士兵戰死，立時掀動的則是舉國悲憤。
而當以色列人知道某個朋友的丈夫在參軍，而這個朋友又是遠道嫁來的華人，便理所當然地對這個朋友愛護有加，暄寒問暖。以前丈夫在身邊，每當警報響起，他會在一分半鐘限時內帶她躲進最近的防空洞。沒有防空洞，他就指示她在面向南方的牆壁後面蹲下。後來丈夫上戰場了，她得一個人面對，警報響一下，她的心就揪緊一回。她不想讓住在中國的父母擔心，沒有告訴他們丈夫參軍的事，因此也無法跟他們談自己的心情。可幸的是她可以跟以色列朋友談。他們總是打電話給她，問她覺得怎麼樣，會不會覺得不安，會不會覺得痛苦，會不會覺得寂寞，覺得不安或者痛苦或者寂寞可以去他們那裡。他們會陪她。
如今回想，楊巧對於朋友為她做的一切，依然暖在心頭，儘管這些並沒有讓她消除對丈夫的憂慮和思念。一次，哈馬斯炸壞了她丈夫朋友的汽車；在另一場她丈夫有份參與的衝突裡面，哈馬斯打死了三名以色列士兵。以軍進加沙不能帶手機，加上戰場上充電不便，她無法聯繫他，只能等他打來電話報平安。他沒打電話，她就撥弄手機，一次又一次的刷即時新聞，希望甚麼也沒有讀到。
「No news is good news. 」她說。
「沒有人聯繫我，就是他還好。」
其實她知道在前線衝鋒陷陣的都是現役士兵。服預備役的他雖然跟地面部隊去加沙了，但擔任的只是民事工作，比方說支援非政府組織的人道項目之類。然而這並不讓作為妻子的楊巧好過多少，因為這種擔心是摧枯拉朽的、毫無妥協餘地的，直至親眼看見丈夫的一刻也不會消除。
在以色列，持槍以軍士兵隨處可見
她記得，戰爭剛開始的時候曾經有兩個以色列朋友不約而同向她訴苦，說戰事讓他們喘不過氣，彷彿有些甚麼重物壓在胸口，無論如何也開心不了。那時候她感到無法理解，因為實際生活並沒有多大影響啊。
後來她才徹底明白了。
「對我來說，只有最親的人進了部隊，才會有這種感覺。」
法例規定以色列國民得服義務兵役。男生約三年，女生約兩年。雖說若因種種理由不服，可透過社會服務補償，但大多數人還是會服的。服兵役，對以色列的年青人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事。一如香港學生高中畢業後上大學，以色列學生高中畢業後就服兵役。以色列國防軍現役人數十七萬六千五百，預備役人數四十四萬五千人 [6]，當中八萬六千人被徵召於加沙戰爭中服役 ── 像楊巧的丈夫。假設每個軍人是一家四口一份子，七十八萬七千五百人便與楊巧有類似的感受。
以色列才八百二十三萬八千三百人而已。
一場戰事，十份一人參與，這足以動搖整個國家的心情。作為外人，真的能夠以所謂中立角度審視這場紛爭嗎？
「他去部隊以後，我對這場戰爭的看法完全不一樣了。」楊巧如是說。
她習慣閱讀的報章是 Haaretz 。雖說 Haaretz 是以色列有名的左報，但讀到一些左派言論批評以軍，楊巧還是會覺得不舒服。「當軍人正在用他們的生命保護這個國家，你還在這裡說風涼話？」然而看見以色列朋友在 facebook 宣稱敵人有多麼邪惡而己方有多麼正義，也沒讓她好受。「因為大家都是人。一個以色列士兵犧牲了，大家會很痛心；但對方也同樣是生命，你甚至可以說加沙的兒童被炸死，你也有一部份責任。」更令她感到不安的是以色列社會右派強勢，不容左派發聲。反戰遊行示威往往會遭受攻擊。「主流想法說打仗的時候大家應該團結，社會不應該有別的聲音。我覺得這很不好。」思緒隨時隨地改變，每刻不盡相同。
我回應說：「有句話說，反戰往往是在戰後才進行──」
「我也有想過是不是可以留待戰後討論。」她隨即接道。「但你看，戰後大家就不提了。」
誠如楊巧所言，才不過兩個月，轉眼間以色列人就把戰爭拋到九霄雲外，媒體的討論也大幅減少。只是預期的反省並沒有出現，以色列人又回到了太過正常的生活，彷彿衝突從來沒有發生過。只有楊巧，作為一個從局外走到局內的人，整理紛紜的思緒後如此定讞：
「中國人有句話，叫『站著說話不腰痛』，你可以講人權，批評以色列這樣不對那樣不好，因為事情沒有影響到你的安危；但要是它關係到你或親人的生命，衡量標準馬上就不一樣了。」
「這件事沒有絕對的中立。」
「快要停戰的時候，其實我也想應該要停了，因為以色列已經把哈馬斯打擊得差不多。但後來我又發現事情不是這樣，哈馬斯的力量還是很強。所以從我個人角度來講，丈夫可以回家，我當然高興，但到底戰鬥是不是應該停止，還是應該對哈馬斯作更大打擊？」
楊巧稍作思忖，回答了自己的問題，要是那可以稱之為答案的話：「我無法作出合理判斷。」
文／楊天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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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4 年的加沙戰爭是以色列國防軍和哈馬斯的衝突。由 7 月 8 日開始，進行 50 天後結束。戰事造成超過 2100 多人死亡。
[2]：Dizengoff，以特拉維夫首任市長 Meir Dizengoff 命名。該市重要街道之一，餐廳、咖啡店、設計師店舖的聚集地。
[3]：以色列是移民國家，飲食種類因而亦多種多樣。Dizengoff 的餐廳主要以歐陸食物為主。
[4]：阿拉伯──以色列衝突
[5]：中國與以色列 1992 年建交，後雖保持緊密聯繫，但在以巴衝突等事情上，中國政府對以色列持批評立場。
[6]：2012年數字，來自 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以色列男子服過義務兵役後，會轉入國防軍預備役部隊，每年從事幾個星期的服務，直到 40 歲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