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巴無人4】談和平，在佔中發生四個月前
〈以巴無人〉專題系列之四
佔中啟動前四個月，Sami Awad 首次踏足香港這個亞洲都會。高聳入雲的大廈、人煙稠密如蟻窩的鬧市，以至香港人用雙手遞上名片的習慣，無一不讓 Sami 感到新奇。香港人對以巴衝突的開放態度，也令他感到欣慰。最少當他們看到一個阿拉伯人將要講話，沒有嗤之以鼻。
面對不同意見，香港比西方更加寬容，Sami 想。
大約一個星期以後，Sami 返回自己的國家，在這個（或這兩個）對他不無怨恨的地方，伏案寫下一篇題為≪Jesus was Asian≫的文章。
「香港給我的最大啟示是，耶穌成長的文化、教誨，他實踐的謙虛與人性，其實充滿亞洲色彩。」他寫道。「而我也是同一塊土地上面，活在那遙遠西方的亞洲人」。
那時他並不知道，數個月後的香港將也充滿攻訐與慨憤，一如 Sami 在他故鄉所承受的那樣。
＊ ＊ ＊
Awad 家絕對有足夠理由憎恨以色列。在1948年以前，Huda Awad 從沒想過有一天要親手把孩子送進孤兒院。她為甚麼非得這樣做不可呢？當時她有一份非常不錯的護士工作，與丈夫、四個兒子和三個女兒住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立國 [1] 前，Awad 家居住的社區是個猶太教徒、伊斯蘭教徒與基督教徒三教互助互愛的地方。當信奉猶太教的鄰居在安息日 [2] 因為習俗理由不能碰電燈制時，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孩子還會專程跑到他們家，替他們開關。轉眼間第一次中東戰爭 [3] 開打，她的丈夫 [4] 便被以軍狙擊手打死。Awad 家和所有阿拉伯人被逼遷離原來居住的社區。猶太鄰里向軍隊抗議，說阿拉伯人是好人，阿拉伯孩子還會替他們開關電燈，但反對無效。Huda 變得一無所有。工作、丈夫、家園，毀於一旦，一如被颶風翻捲過的大地。
埋葬丈夫那天，Huda 轉向她那七個年紀還小的孩子說：「經歷過的悲傷，我們不會忘記。但更重要的是和平與和解。我們 Awad 家永不報復。」
許多年後，在 Huda 死去那天，她依然重覆這一段話。她希望她的子子孫孫能永遠記住這一點：Awad 家永不報復。
當時在 Awad 家的孩子當中，年紀最大的十二歲，最小的只有兩歲 [5]。Huda 無論如何也不願把他們送進難民營。但她已經一無所有，不可能一手養育七個小孩。孤兒院是她的唯一選擇。
父親被殺時，排行第二的 Bishara Awad 九歲。在孤兒院長大，在耶路撒冷高中畢業後，一對美國夫婦收養了他，把他帶到美國繼續學業。Bishara 在那邊安穩地拿到了學士、碩士，又在那邊找到了工作。三十一歲時他結了婚，對象是一名來自加沙的漂亮女子。那時候的 Bishara 已經徹頭徹尾地適應了美國的生活。
兩年後，Bishara 和他的妻子有了第一個嬰孩。他們叫他 Sami 。半年後 Bishara 做了一個決定：舉家回到動蕩的巴勒斯坦，當一家希望小學的校長 [6] ，親身教育巴勒斯坦孤兒──一如他二十年前接受教育那樣。
然而對孩子來說，在七十年代的巴勒斯坦成長顯然不是特別愉快的事。許多年以後，當 Sami 已經長大成人，他還清楚記得十歲時的自己：那是一個開始意識到「身份」是怎麼一回事的年齡──也就是說，他開始明白生為一個巴勒斯坦人、生為一個受害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那時候的他把以色列人分成兩種，軍人和定居者 [7] (settler) 。軍人就是穿卡其軍服，坐吉普車，身上掛著槍支的士兵。他們動不動就打人。定居者就是看起來非常可怕的猶太人。他們說這塊土地屬於以色列。他們出門也帶槍支，但沒有軍令制肘，對巴勒斯坦人就更加暴力了。
他認識到，面對以色列人，你永不會知甚麼事情將把你捲進麻煩。穿上有巴勒斯坦國旗顏色的衣服，甚至說出「Palestine」這個字，也隨時能置你於死地。
「在我成長的世界，你很難看見人性。」Sami 說。
他深知以色列人討厭他。他也討厭以色列人。多少次士兵闖進他的學校，把他的同學打傷。Sami 和同學分享彼此的悲傷故事，一同唱著抗爭的哀歌，念著抗爭的打油詩，一點一滴把對以色列的厭惡像空氣那樣吸入為身體一部份。他的身體與心智伴隨對以色列的憎恨一同長大。即便他的老外婆 Huda 再三語重心長說「Awad 家永不報復」，也無補於事。
「現實就是外界發生的一切，都告訴我有絕對的理由可以憎恨他們。」Sami 說。
與其他巴勒斯坦孩子不同的是，Sami 每隔一到兩年，還會隨家人去美國一次。他看見與自己同齡的孩子可以暢所欲言，看見他們可以在周末晚上，與家人一起去意大利餐廳吃比薩餅，然後在秋天涼風吹拂下踱步回家，便覺妒火中燒。
巴勒斯坦的孩子為了少惹麻煩，最好在黃昏前回家，路上少說話為妙。
當父親還跟他講和平，Sami 簡直憤怒到極點：「連以色列人都不想談，你還要我去跟他們講和平？」
在 Sami 即將被絕望的報復情緒吞噬之際， Huda 的第五位孩子──也就是 Bishara 的弟弟，那個名叫 Mubarak 的人，自美國回來了。
他返回巴勒斯坦，是 1983 年的事。當時 Sami 十一歲。雖然 Mubarak 在巴勒斯坦的日子只是有短短五年，但他卻令自己的姪兒掀起一生的改變。17 年以後，當這個孩子學有所成，他將會按照叔叔的教導，在伯利恆創立他的組織 Holy Land Trust ，把和平理念介紹給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
圖：Holy Land Trust facebook
「Awad 家永不報復。」Mubarak 與他的兄長 Bishara 同樣，一直把母親的話銘記於心。自美國返回巴勒斯坦後，他創立了一個非暴力抗爭組織。組織名為 Palestinian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Nonviolence。在這裡，Sami 跟隨他的叔叔策劃非暴力遊行、與巴勒斯坦人一起在以色列定居點種植橄欖樹 [8]、呼籲巴勒斯坦人拒絕交稅、拒絕食用以色列的食物。Mubarak 的組織不僅招來一批受壓迫的巴勒斯坦人，甚至還吸引一些以色列和平主義者的參與。與他們相處日久，Sami 開始發現，原來以色列不全是軍隊或定居者，還有人──與他們同樣擁有情感的人。
Mubarak 所做的一切，全是受印度聖雄甘地 (Ghandi) 反抗英國統治的事蹟所啟發。很快，當地人也稱這個非暴力抗爭領袖為「巴勒斯坦甘地」。Sami 聽在耳裡只覺有趣，儘管當時的他不很知道甘地是誰。
返回巴勒斯坦一年後，Mubarak 曾經去過印度旅行，返回巴勒斯坦時搬回來四箱同樣大小、綠色封面的書，整整塞滿兩個書架。它們全是甘地的著作。此外他還捎來一本繪畫甘地生平的漫畫。Sami 把這本漫畫捧在掌中，手不釋卷。從此甘地便成為他的人生偶像。
如今，那些尺寸相同的綠色書依然擱在 Sami 辦公室的書架。偶像的地位依然未有動搖。
想來或許 Mubarak 後來被以色列趕出巴勒斯坦，未必是一件壞事。第一次巴勒斯坦起義 [9] 爆發翌年，Mubarak 被以色列總理 [10] 親自簽署文書遞解出境。這件事對 Sami 來說是震撼的。他不明白當這麼多巴勒斯坦人在擲石、擲汽油彈，為甚麼以色列總理要親自對付一個種樹、派傳單的人。
Sami 驀然意識到總理在害怕。他在害怕非暴力的威力。
Sami 將一直記住非暴力的威力。許多年以後，當他遇上哈馬斯 [11] 武裝份子，他將質問他們：「你用暴力得到了甚麼？你解放了多少寸土地？」而那些被質問的武裝份子則會回頭問：「那好，你所說的非暴力是怎麼一回事？」
至今，Holy Land Trust 給哈馬斯領袖上過非暴力課一事，依然是 Sami 引以為傲的回憶。
Mubarak 終於被逼離開那年，Sami 十六歲。作為 Awad 家一分子，Sami 幾乎想立刻繼承他的領袖位置，讓 Palestinian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Nonviolence 運作下去。他的父親 Bishara 作出反對，因為政局實在太過不穩，他為孩子擔心。他把 Sami 送到美國讀書，一如當年他和 Mubarak 曾經做過那樣。Sami 在美國先讀政治科學，畢業後又讀了碩士，專修和平及衝突解決 [12] ，為他回歸巴勒斯坦繼續追隨父親、叔叔、祖母以至甘地的理想，舖路。
如今坐在 Holy Land Trust 總監辦公室的 Sami 是世界著名的非暴力抗爭專家。時間是上午九點，窗外天朗氣清，雲絮像太平洋上的島嶼那樣零星分布。街道一片安寧，祥和得幾乎令人忘記一座八米高、全長七百公里的圍牆就矗立在不到十五分鐘車程的地方，阻隔交流，加添仇恨。
Sami 和他的 Holy Land Trust 十六年來教授巴勒斯坦人非暴力抗爭價值、訓練非暴力抗爭領袖、舉辦非暴力抗爭研討會、邀請外國人（比如我）深入巴勒斯坦社區，用親身經驗破除誤解。他在世界性媒體寫主張和平的文章，比如赫芬頓郵報。在不同城市為公義與和平進行演說，比如香港。
在默然聽他說話的時候，我一直有種感覺：他說的不是以巴衝突而是雨傘運動。但我不敢宣之於口，畢竟巴勒斯坦和香港是兩回事，而我自問對兩個地方的理解都沒有信心。
後來我才知道，他在香港談的其中一個題目，就是「以巴糾紛對佔中之啟迪」。
「作為巴勒斯坦人我可以給你一百個理由說為甚麼是以色列的錯，以色列人也可以給你一百個理由為何是巴勒斯坦的問題。」Sami 自己打了個哈哈。「而兩邊都是對的。那樣說下去有甚麼意義？沒有意義，誰都只是在責怪別人和當受害者而已。」
「與其被過去操控，不如由將來推動。不斷提醒自己敵人殺害過你的兄弟炸毀過你的房子，和平也不會出現。與其這樣，還不如想想我們可以活在怎樣的世界吧。」
他稍作停頓，又道：「儘管這很不容易。」
誠然，這不容易。
「因為人會恐懼。恐懼是一切行為的最大動力。在這塊土地上，大多數事情都是恐懼推動的，就連男女關係亦然──他們說些甚麼、做些甚麼，很可能只因害怕情人會離去。生活在災難中的巴勒斯坦人固然恐懼自己會被滅族，以色列力量雖然強大，但同樣恐懼，因為他們在中東地區是少數，而我們的出生率又比他們高。他們會覺得假如甚麼也不做，終有一天會滅亡。」
「也就別說納粹時代的陰影，仍揮之不去了。」
圖：Sami Awad facebook
有一個晚上，Sami 曾經睡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木床上，只為感受猶太人曾經歷經過的恐懼。營內木屋簡陋得好比豬欄，無論 Sami 蓋上多少毛氈也無法擋住徹骨的寒冷。
但是他畢竟有毛氈呀。無法想像一無所有的猶太人如何在這樣的環境活過來，他想。
白天，當 Sami 在營內參觀時，他一遍又一遍聽到以色列導遊向猶太小孩解釋半世紀前發生過的事。他們一遍又一遍對孩子說，為了不再讓這樣的事情發生，以色列必須自強。
然後 Sami 明白了。不是聽說，不是聽懂，而是真正明白了。當他站在用機槍指向他額頭的以色列士兵面前，Sami 真正明白這意味著甚麼。他明白他們的故事與恐懼。許多次，他就在這些士兵面前說：「我理解你的傷痛。」對方的反應往往善良得出乎他意料之外，彷彿一句話就把士兵心靈所穿的盔甲，都解除了。突然 Sami 發現，他要解放的並不只是被壓迫的巴勒斯坦，同時也是壓迫者以色列。
「很多人以為這是以巴衝突，我會說它不是。它甚至不是穆斯林和猶太人的衝突，而是兩群被世界遺棄、不斷受傷的人的衝突。」
要得到和平，除了治療傷害、消除恐懼之外，別無他途。Sami 深信要解決以巴衝突，必須要讓猶太人明白他們二戰後在中東立國，並不是從一個悲傷的星球來到另一個。中東是猶太人的家。掛著微笑傳達這一項信息，是巴勒斯坦人的責任。
「恐懼的另一面是愛。只有以愛為動力的行動，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
我對 Sami 說，問題是壓迫者不想被解放。以色列是這樣，香港也好中國也罷，都是這樣。你想解放他們，他們討厭你。
他微笑了一下──或許也含有苦笑的意味──然後說，事實確實如此。不只是以色列人，就連巴勒斯坦人也討厭他。以色列人憎恨 Sami，說他以和平為借口支持恐怖活動，目的是把所有猶太人殺光。他們稱 Sami 的工作為「福音起義」，指他以福音作武器煽動巴勒斯坦反抗。巴勒斯坦人則質問 Sami 為甚麼要和以色列打交道。他們說他是叛徒、間諜。溫和些的，說他太理想化，不切實際。不僅是 Sami ，整個 Awad 家，都有同樣下場。Bishara 也好 Mubarak 也罷，都受到許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憎惡。
有這麼一回，他和同事在辦公室聊天時，談到「和平使者」到底意味著甚麼，結論是「你將被全世界拒絕」。
因為締造和平確實就是「脫離現實」。那是打開當下困局，把目光放在更好的未來。那是先在腦袋創造一個理想世界，然後帶領人們朝這個世界行進。為了這一點，你得說服人們忘記過去，好讓他們能擁抱將來。但一個人之所以是他自己，就因為他擁有屬於他的過去。過去是說忘記就忘記的嗎？但不擺脫過去，就永遠無法走向將來。
「締造和平就是同時幫助和挑戰雙方，即使雙方都加以拒絕。」他說。
Sami 的偶像甘地是遭槍擊而死的。馬丁路德金也是遭槍擊而死的。曼德拉坐過27年的監。抨擊德蘭修女的紀錄片、著作，不勝枚舉。
「馬丁路德金不是說 I have a dream 嗎？」他微笑道。「他其實可以說 I have a complaint。但是他選擇不談過去，只講將來。這就是和平。」
文／楊天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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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色列於 1948 年正式立國
[2] 正統猶太教規定在「安息日」不得點燈
[3] 緊接於以色列立國後的戰爭，發生於 1948 年
[4] Elias Awad
[5] 他們的名字從大至小排列，分別是 Nicola、Bishara、Elizabeth、Ellen、Mubarak、Alex 及 Diana
[6] 機構的名字是Mennonite Central Committee，學校位於巴勒斯坦 Beit Jala
[7] 以色列定居點 (settlement) ，通常指以色列在通過 1967 年六日戰爭奪取土地上建立的猶太人社區。以色列定居點主要位於約旦河西岸地區。國際法院及國際社會認為這些定居點是非法的，並且也未得到其他國家政府的支持。
[8] 橄欖樹對猶太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均有神學意義
[9] 第一次巴勒斯坦起義 (first intifada) ，「Intifada」一詞在阿拉伯語中意為「起義」，現在一般指 1987 年巴勒斯坦被佔領土群眾舉行的大起義。
[10] 時任以色列總理為 Yitzhak Shamir
[11] 哈馬斯，成立於 1987 年的一個巴勒斯坦伊斯蘭教遜尼派組織，是一個集宗教性、政治性為一體的組織，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主要活動區域是巴勒斯坦地區（加薩走廊）和卡達等中東其他地區。
[12] Peace and conflict res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