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巴無人20】以色列不會有下個 60 年

1953 年，巴勒斯坦西岸 Dheisheh 難民營內，一個嬰孩在帳篷裡面，呱呱下地。

14 年後，六日戰爭爆發，這孩子將目睹自己的同胞被以軍毆打至頭破血流。16 年後，他向以軍投擲手榴彈，被捕入獄。31 年後，離開牢獄的他上大學、結婚、生子。33 年後，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爆發，他採用了非暴力的方式抗爭，但再度入獄。38 年後，他代表巴勒斯坦與以色列進行歷史上首次講和。40 年後，他目睹了奧斯陸條約的簽訂，為以巴和平帶來希望，又看見希望崩潰。

期間一直住在難民營裡。直至 56 年後，他搬到位於伯利恆的新居。

59 年後，他寫成家族傳記小說 The Third Home。62 年後回想這一切，Saleh abu Laban 的視線聚焦在無限遠，彷彿回望整段巴勒斯坦抗爭史。及至某處，他露出一抹微笑。Saleh 想起了祖母和父親曾經多次向他描述的夢幻天堂生活。

他一生未能返回這天堂。之後呢？

「但倘若以色列拒絕和平，他們不會有另一個 60 年。」Saleh 如是說。

““The Third home” Book discussion at Campus in Camps” 截圖

用阿拉伯文寫成的 The Third Home，以 Dheisheh 難民營為軸心，描述巴勒斯坦難民由 1948 年大災難 (Nakba) 起至今大半個世紀的故事。

「顧名思義，那是談我家族史上的三個家。」Saleh 說。那時候我們就在他位於伯利恆的家開外 200 米處。身穿直紋黃色恤衫、淺綠色布褲，一頭白髮的他靠在沙發上，向我解釋他的著作大要。

第一個家，是指 1948 年前 abu Laban 家族安居樂業的地方，那時候 Saleh 還沒出生。

「如今這個家，就在那『所謂叫做以色列』的地方。」他不忘強調「所謂叫做 (so called) 」這個字。

第二個家是 Dheisheh 難民營，是為 Saleh 自出娘胎以來大半生居住的地方。著作描繪了難民生活其中的窘境，也描繪了他們在窘境中的希望。

第三個家，是伯利恆，物質上是 Saleh 住的地方，精神上則同時是他對將來的盼望：巴勒斯坦自由、獨立、安定。

在某種意義上，真正的第三個家，其實是回到第一個裡去。

The Third Home 的主角，熱愛生命，在全書中掙扎求存，無論天意如何弄人，他也力圖改寫命運。這亦是 Saleh 的自畫像。

「半個世紀後有些舊事會逐漸被遺忘，甚至連我自己也可能會忘記。」他說。「所以我必須要把我的經驗寫下來。」

把經驗寫下來，好讓巴勒斯坦的抗爭能夠繼續下去。回顧自己的人生，Saleh 直言對以色列的殘害感到憤怒。

「我帶著激進政見動筆，曾經在中途蛻變成比較溫和的立場，但最終又回到激進思想裡去。」他搓著雙手。「因為在敵人面前，溫和立場是沒有意義的。他們根本就不接納你，為甚麼還要客客氣氣？」

這席話也可視為他抗爭一生的結果。

1948 年前，在 Zekharya，那 Saleh abu Laban 稱之為「第一個家」的地方，abu Laban 原是大姓，在當地有百年歷史。家族坐擁 75 畝土地，種粟米、大麥、扁豆，收入不俗。信奉蘇菲教派，認真追求信仰真理，深信穿著白色道袍不斷旋轉是修行的重要方法。Abu Laban 家族，無論在村中農民還是伊斯蘭信徒之間，都有名望。

只是 Saleh 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段做大地主的人生。他僅能憑他祖母述說的故事，得知那段富足豐饒，節日時可以邀請賓客回家齊食烤羊肉的日子。

他長大後曾兩度造訪 Zekharya，其中一次是在 1998 年。那時候 45 歲的他特意重返舊地。Saleh 看見原來祖父母居住的房屋已人去樓空。在那裡，他站定，拾起一個水果。這果實來自他母親半個世紀前種下的一棵樹。

如今這顆樹、那空屋和土地上的一切，由以色列人 Nahum Sadok 擁有。Saleh 跟他見過面，打過招呼。Nahum 起初有點顧忌，其後變得友善，堅稱他無意把這小屋拆毀。

與 Nahum 道別後，Saleh 說，他原該過著 Nahum Sadok 的人生。

一切在 1948 年 5 月 14 日這一天急轉直下。那是以色列宣布獨立的日子。翌日，巴勒斯坦人稱之為大災難。多個阿拉伯國家在這天進攻以色列，卻被以軍反撲而潰敗，導致大量巴勒斯坦人命財產傷亡。同年 10 月，戰事波及 Zekharya，以色列軍機的引擎聲與轟炸聲如不止的雷鳴。Saleh 的父親讓兩個孩子騎驢，妻子手抱一個嬰兒，一家人往東南方逃去，最後在希伯侖山上一個山洞住下。

1948 年巴勒斯坦難民遷移。圖：UNRWA

一年後，聯合國成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 (The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 (UNRWA))，開始安排無家可歸的難民入住難民營。

難民營設備極其簡陋。雖說人道組織能夠確保每個家庭都有一個帳幕，可能確保的，也就只有這麼多。

四年後，Saleh 在其中一個帳篷出生，是為 abu Laban 家第五個孩子。

他依然記得自己的童年是怎樣渡過的：「活得像一頭動物，跑到山上找到甚麼都塞進口裡。沒有衣服，沒有鞋子。這是真正的赤貧。可幸的是我們國家有各種各樣的植物可以吃。」

難民們本來以為這樣的生活只是過渡期。阿拉伯國家終於會反擊，以色列終於會被擊退，然後他們又可以返回昔日那天堂一樣的生活。但反擊終於沒有出現。難民開始把 Dheisheh 難民營的各區以他們曾經住過、但如今已經不再存在的村落命名，好讓自己不要忘本。其中一個叫做 Zekharawa 的小區，便是自 Zekharya 而來。

「難民營的日子是我人生最初的生活經驗，至今它仍然印刻在我胸口。」Saleh 說。

赤貧至 1960 年有了一點點改善。當時騎驢逃難的兩個孩子 — Salel 的兩個哥哥 — 已經高中畢業，分別前往沙地阿拉伯和亞爾及利亞當教師。他們定期寄錢回家。1964 年，abu Laban 成為難民營內首個有能力建屋的家庭之一。

當然這距離 Saleh 夢中的天堂還差很遠。

「以前我們有地，地上有樹，有人在上面幹活。我們有好幾百隻羊。」長輩曾經告訴過他的話，如今化成場景，成為他回憶的一部份。

「一下子甚麼都沒有了。」

六年後，他們在難民營建造的房屋，將會被炸毀。

今日的 Dheisheh 難民營。圖：Campus in Camps

1967年，「六日戰爭」爆發。大量 Dheisheh 難民逃到鄰近的約旦。然而 Saleh 的父親抱著必死的決心，堅拒離開 — 他已經失去了第一個家，不想再失去第二個。

這一年，Saleh 十四歲。「六日戰爭」的第一日，戰火未有燒到難民營；第二日，不知危險的 Saleh 跑到附近山上看軍人打仗，卻突然聽見一陣隆隆巨響，然後有人大喊，以色列軍機要來了。「五分鐘之後他們就開始投炸彈。」Saleh 一邊用雙手比劃著，一邊模擬當時的轟炸聲。「我就想，要是繼續留在那裡應該會死去。」於是他俯伏地上，在連天爆破中爬行十五分鐘，安全返回難民營，撿回一命。

第三日，以軍陸地部隊已浩浩蕩蕩開著坦克，抵達難民營。包括 Dheisheh 在內的整片西岸土地，正式被以色列佔領。

六日戰爭的以色列軍隊。圖：維基百科

六日戰爭以軍空襲。圖：維基百科

當 Saleh 看見以色列士兵到來，跑回家稟報父親的時候，他還沒有想過關於抗爭的事。但六日戰爭爆發後第十天發生的一件事，卻改變了他的人生：當時 Saleh 站在難民營門口，看到幾名巴勒斯坦孩子在戳以軍的沙包當遊戲。士兵見狀，立即向孩子吆喝。粗暴的態度引起了一些巴勒斯坦成年人的不滿，為孩子擋架。雙方始於動口，繼而動手，有人向以軍士兵摘石頭。以色列遂下令全營宵禁，挨家逐戶搜尋滋事者。

翌日，Saleh 自家中推門而出，看到許多房屋的門窗遭到破壞。大群巴勒斯坦人被打得頭破血流。許多年後他依然說，無法忘記當時父母表現的恐懼。

「因為這件事，我開始問兩個問題：我們應該做甚麼，可以怎樣做。」

Saleh 做了一個決定：武力抗爭。

他和一個表兄弟組成了一個雙人抗爭組合。起初他們的反抗僅限於在牆上寫標語，與及展示巴勒斯坦國旗。儘管這兩項行動當時均被視為非法行為，但怎講激進程度也非常有限。

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中，以色列士兵要求巴勒斯坦人刪去標語。圖：維基百科

然而隨著整個巴勒斯坦社會的氛圍愈趨激進，兩個少年的行動亦愈演愈烈。

1968年，巴勒斯坦領袖阿拉法特宣言，武力抗爭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手段。兩年後的一天，Saleh 和他的表兄弟自一個武裝組織處弄來兩枚手榴彈。

拿著這兩枚手榴彈，Saleh 跑到一個離家不遠的山丘上，向一架以色列運兵車投擲。榴彈命中，數名士兵身受重傷。子彈立馬疾飛而至，Saleh 和他的伙伴立即逃竄回家。

關上大門。他的父親聽見槍響，見兒子回來，便問他剛才去了哪裡。Saleh 回答說，去了擲飛鏢。

六星期後，以軍和 Saleh 的父親揭穿他並不是去擲飛鏢，而是擲了榴彈。Saleh 和他的同伴即時被捕。以色列法庭宣判 Saleh 監禁 25 年。事發數日後，以軍敲響了 Saleh 家門，命令全家在一小時內收拾細軟離去。

作為報復也好，保安也罷，總之一下轟鳴，abu Laban 家的房子便被炸為平地。但 Saleh 的父親依然為他兒子的所作所為，感到驕傲。

Saleh 入獄，更似入大學。身陷囹圄的他在這些年間，學習不斷。他掌握了希伯來文和英語，也吸收了政治、哲學與巴勒斯坦歷史的知識。

讀得愈多，他對抗爭方式的想法亦有所改變。他變得溫和，變得接受現實：武力抗爭不可能成功，因為無論如何，已經落地生根的猶太人也不會離去。巴勒斯坦只能作某種程度的妥協。

Saleh 成為以巴兩國方案的支持者。即便許多年後他將再次對溫和手段感到失望，但以巴兩國方案仍是他認為解決衝突的最佳辦法。

「以色列人立以色列國，巴勒斯坦人立巴勒斯坦國。」他說。「這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辦法。」

原訂 25 年的刑期，於 15 年後便正式終結。因為 1985 年，以巴達成了一項交換囚犯的協議：巴勒斯坦釋放四名以色列人，而以色列則釋放一千一百個巴勒斯坦人。Saleh 是其中之一。正是在乘搭軍車返家的路上，他第一次目睹了 Zekharya，那個祖母和父親提過多次的天國。其時天國已不復存在。最少對 Saleh 而言，不存在。它已經是一個猶太人農耕合作社 (Moshav) 的地點，屬以色列國土一部份。要不是囚友提醒，Saleh 甚至連那裡是 Zekharya 都不知道。

返回難民營後，Saleh 漸漸回到「正常」生活的軌跡。他跟一個叫 Fadwa 的女人結了婚，在伯利恆大學繼續監禁時未完的學業，期望畢業後能跟他的哥哥一樣當教師。

翌年， Saleh 與 Fadwa 誕下一女，取名 Tamara。Tamara 將把 Saleh 的抗爭史，延續下去。小女孩僅一歲時，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便拉起了序幕。其時以軍唯恐 Dheisheh 難民營有變，大大加強保安工作。他們在難民營四周築起圍欄，僅餘一個閘口限制進出。另一邊廂難民營也蠢蠢欲動，戰功不凡的 Saleh 再度被推舉下海，領導難民抗爭。

他答應了請求，但這次他沒有擲手榴彈，甚至沒有擲出一塊石頭，而僅以連串不合作運動予以抗衡。

抗衡無效。翌年，作為抗爭領袖，Saleh 再度被捕入獄。

一年後 Saleh 獲釋。不甘就此放棄非暴力抗爭的他返回大學繼續學業，並開始與以色列人權組織、左翼和平組織聯絡，期望能在民間尋求兩國和平方案。1991年，他以難民事務顧問身份擔任巴勒斯坦代表團一員，前往馬德里與以色列談判。這次談判雖無結果，卻是以巴雙方第一次在會議桌上，試圖解決多年糾紛問題。兩年後，奧斯陸協議的簽訂，打開了以巴雙方歷史上最接近和平的時代。

1995 年，以軍撤出 Dheisheh 難民營。圍欄被推倒，巡邏者由以軍士兵換成巴勒斯坦警員。Saleh 期望的天堂夢，幾乎就要以某種方式實現。

「有雞，有蛋，又肉，有麵包。過的是很好的生活。」他想要的其實很簡單。

當時包括他在內的巴勒斯坦人們，沒有想到已經劃好路線圖的以巴和平進程，竟會停濟不前，而在不久將來等著他們的，不是平和時光，而是 2000 年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Saleh 不得不繼續以難民身份，生活下去。

經過這一役，又望見奧斯陸協議簽訂後，以色列的定居點不減反增，Saleh 認為以色列根本不想講和，不想實行兩國方案。

「他們只想攫奪所有東西。那些瘋癲的右翼份子只想把我們逼到山上去。」

2009年，家庭已經開枝散葉的他終於搬離難民營，來到伯利恆，他的第三個家。那是一個漂亮的家。最少在這幾年，西岸地區有了不穩而短暫的和平。他可以在街上行走而不怕被以軍軀趕，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沙發上，跟記者說話。

但畢竟不是他的天堂。Saleh 又記得那個可以與朋友一起吃烤羊肉、有地、有樹、有雞、有蛋、有麵包的日子。

「Zekharya 是我的村。我有權利去取回我擁有的東西。」

他深信以色列人在他的天堂沒有將來。

「我們終有一天能夠回去。可能是明天，或者下個星期，下個月，明年。」

文／楊天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