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巴無人18】赤地裡種植和平之樹

耶路撒冷西北方是一片黃土山地，植物稀疏。然而其中一座海拔 950 米的山丘上卻長著大片樹林。林中有提子樹、蘋果樹、杏仁樹、可可樹、無花果、橄欖……栽培它們的人則來自世界各地，澳洲、美國、德國、法國，甚至遠及日本。他們從自己生活的國度遠道來到這裡，在這個缺自來水、缺電，甚至缺乏排污設備的地方，種樹。

這裡名為 Tent of Nations。

當我沿著蜿蜒曲折的山路從山腳坐車來到 Tent of Nations 門口，一名中年男人駕駛著拖拉機，出門相迎。

「你叫甚麼名字？我叫 Daher Nasser，這裡是我的家。」Tent of Nations 的主人以不太流利的英語，說出他的開場白。

Daher Nasser 今年 59 歲，皮膚黑黝、身體壯實，臉上長著斑白鬍子，一副典型農人形象。但有別於一般農人的是，Daher 除耕作外，也和家族共同管理這個地方，每年接待多達六、七千名遊客。

這幅面積 100 畝的土地，本名為 Daher’s Vineyard。恰恰在九十九年前由 Daher Nasser 的祖父──他同樣叫 Daher Nasser 購入。從當時起，一家人便在此地耕作至今。現時農場除了大量種植樹木外，也飼養著雞、羊、豬、驢等動物。在這裡，大多時候你可以俯瞰到大片巴勒斯坦地區的景致。天氣好的話你還有機會看到地中海和一部份的加沙。打仗的時候你則可看到火箭彈和軍機，好像忙碌的蜜蜂那樣東來西去。

「還有炸彈聲！」英語不太流利的 Daher 擺弄手勢，模擬爆炸的情景。

2000 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開展，以巴關係跌至低點，其時老 Daher 已逝，其子 Bishara 亦已仙遊，Bishara 其中三個孩子 Daher Nasser、Daoud Nasser 與 Amal Nasser 想到父親曾經說過，和平不能單靠政治家創造，而應該由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築起，他們於是自我詰問，到底是要被時代牽著走，還是牽著時代走？他們選擇了後者──Tent of Nations 的想法應運而生。三人把一部份農地改建成類似社區中心的場所，邀請世界各地的義工與遊客來訪。這些義工當中有些人只來數日，也有人來數周，數個月，甚至一年。他們循著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工作八小時的規律作息。早上七點一同吃早餐，然後開始做事，至四五點左右結束。可做的事情各種各樣，包括為當地婦女上課；為來客帶領導賞團、工作坊；舉辦活動等，不一而足。

其中一項 Tent of Nations 年年舉辦的活動，是為夏令營。每年夏天，五十到八十名不等的基督教、穆斯林和猶太教孩子來到這裡，透過種樹和各種工作，互相認識，了解彼此，學習和平共處。去年以色列和加薩開戰，許多家長擔憂 Tent of Nations 太過危險，打消讓孩子參加夏令營的念頭。Daher 有打算過因而停辦，轉念又想，如果向現實屈服，那除了對現實更加抱怨之外，他將一無所獲。結果夏令營如期舉行。那一屆他們有二十個孩子參加。

當然義工最恆常的工作，還是種樹。Tent of Nations 位於乾旱地區，數以千計的樹木需要加倍照料，尤其是植苗後首兩個夏天，許多種類的樹甚至要一天澆三回的水。果樹的收成無疑又是另一項人力需求密集的工作。這些工作，都由 Nasser 家族與義工一同進行。

工作後，義工會圍坐吃晚飯，然後在星空下與新相識的朋友一同唱歌、聊天、跳舞，談和平與希望。

然後他們會睡在帳篷或洞穴裡。Tent of Nations 基本上沒有固定建築：沒有完整的房屋、沒有電網、沒有自來水、也無排污系統。這是因為 Tent of Nations 位於 Area C，Daher 無論想要建造甚麼，必須先向以色列政府申請。當然以色列政府未曾批准這些請求。如是散落在百畝土地的七十八個山洞，便成為 Daher 和義工們居住、吃飯、開會、聊天、唱歌的主要場地。

至於日常生活所需，沒有自來水，Nasser 家就自己動手建造十五個儲水庫。沒有電，一些德國組織來給他們裝設太陽能板。某日，一個人突然出現在 Tent of Nations。他來自以色列。這個人問 Daher Nasser，農場裡有沒有能讓他幫忙的事？結果他們則一起設立了流動廁所。可惜的是 Daher 和這位以色列人終究沒能持續交往下去，畢竟以巴兩地的人「成為朋友」，對兩個族群來說都是近乎禁忌的事。

自 Tent of Nations 以西是以色列領土範圍。而向東向南向北遠望，則都是以色力定居點。它們是如此接近 Tent of Nations，以至只要你站著細心聆聽，便可以聽到以色列人的聲音。

晚上，自 Tent of Nations 遠望，你會看到點點黃光、白光環繞四周，像一組組星團。

Nasser 家族一個世紀以來建證著這些定居點的誕生。先是南方在 1970 年建成 Allon Shevut，然後是 1982 年在東邊建成 Neve Daniel ，最後是北面的 Betar Illit （1984）。經過三十年發展，後者已經成為以色列最大的定居點之一，人口達四萬五千人。

就在 Betar Illit 建成七年後的一天，Daher Nasser 收到來自以色列政府的通碟：Daher’s Vineyard 超過九成土地為官地，一切在上面的建築物皆屬違法，需要移除。

但 Daher 持有地契。不是一張，而是三張：1916 年他爺爺買下這幅土地的時候，統治者是鄂圖曼帝國。老 Daher Nasser 當時從鄂圖曼帝國手上取得了地契。1922 年，英國獲國際聯盟委任接管巴勒斯坦，Nasser 家族又向英國申請地契。後來在 1948 年，英國徹退，約旦進佔西岸，Daher 的地契，再次更新。

當 Daher 向以色列法庭呈上這三張地契之後，一場長達 24 年、耗資超過百萬港元、至今仍未結束的官司便正式開始。起初 Daher 聘請了一名律師為他們在軍事法庭辯護，經過十年抗爭，從軍事法庭打到最高法院，法院卻宣布 Daher 的律師不合資格，因為他是一個巴勒斯坦人。Daher 不得不改為委托以色列律師事務所幫忙。

又一次，法庭要求 Daher 提供更多關於 Daher’s Vineyard 的資料，為此他需特別聘請一名以色列測量師，前往倫敦及伊斯坦堡，翻查當年英國與鄂圖曼帝國的土地登記項目。單是這項程序，已花去 Daher 接近五十萬港元。

還有一次，法庭要求 Daher 提供人證，證明其家族已在 Daher’s Vineyard 耕種三代。Daher 於是租來一輛旅遊巴，把住在鄰近村落的三十個巴勒斯坦人載到位於拉馬拉 (Ramallah) 的法庭。他們在法庭門外等了五個小時，直至一名人員步出說：「回家，我們不需要人證。」

法庭未有最終判決，以色列的士兵已先執法。他們架設路障，封住從 Tent of Nations 前往伯利恆的道路，讓 Daher 需要多繞兩倍路程才能進城。他問駐守的軍官，為甚麼要架設路障？對方回答說：「保安原因。」半夜時份，以色列士兵又會突然擎槍而至，甚至逼令 Nasser 家七十多歲的老母親下床，好讓他們能進行「突擊檢查」。

當然少不了樹。就在去年五月一個清晨，一隊以色列士兵駕駛著推土機，把 Tent of Nations 種植十載的果樹園移為平地。數小時後才得知此事的 Daher Nasser 趕至現場，始發現事情已經到達無法補救的地步。

「為甚麼你們要把樹剷去？」他問。一些義工本已預定好要在未來幾個月，來 Tent of Nations 幫忙收獲。他們沒能等到這一天。

對於 Daher 的質問，以色列方面回應指，該果樹園位處官地，屬違章耕作，故須執法，予以剷除。

這些 Daher Nasser 都記得。但他同樣記得的，是 2002 年那件事。當時以軍同樣曾把 Tent of Nations 的 250 棵橄欖樹剷除。只是他沒料到的是，一個猶太人組織得悉此事，竟親自帶來樹苗，把新的橄欖樹重新栽種在土地上。

又有一次，以色列士兵再次半夜搜查 Daher 的家。翌日一個以色列定居者致電問候，並為其國家軍隊的行為道歉。

Daher Nasser 對和平，仍然抱有希望。

「我常常對義工說，和平將會到來。這很重要，因為當你跟別人講和平的時候，人們會開心，人們不生氣。」我們在 Tent of Nations 一道石壆坐下。石壆裝飾著紅藍黃綠色的手掌和心形圖案，上面寫道：With heart and hand we change the land。那是來訪小孩塗寫上去的字句。

云云義工中也有藝術家。他們用畫筆、用馬賽克，在 Tent of Nations 上繪製壁畫。壁畫上穆斯林、猶太人和基督徒和平共處。

「人們問我，以色列都在附近建這麼多定居點了，還講甚麼和平？」他說。「但我有希望！我相信有日，我們會有和平。」

離開 Tent of Nations 的時候，Daher 引領我去看一塊擱在門口旁邊的大石頭。石頭上面寫道：「我們拒絕成為敵人 (WE REFUSE TO BE ENEMIES) 」。這塊石頭是 Tent of Nations 的精神標誌。

對於和平，如果說 Daher Nasser 有可以稱為「策略」的東西的話，那就是「被剷走一棵樹，他就種一棵樹」。尤其是橄欖樹。這種樹必須成長五到十年才能結果，而 Nasser 家族依然相信，種橄欖樹的努力不會白費。他們總是會跟訪客提到這件事：曾經有人問過馬丁路德金，如果世界就在明日終結，他今天會做些甚麼。

馬丁路德金的回答是：種一棵樹。

（Tent of Nations 亦歡迎香港人到訪，網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