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巴無人17】自香港返家，他不忍看見右傾的以色列
黑白照片上是形形色色的場景。一幅上面有餐桌和坐椅，陽光透過窗簾照射進來。那是花園酒店 (“Park” Hotel) 的宴會廳。另一幅上兩個人在巴士站等車，一個老婦俯身不知在執拾些甚麼。還有一張是熙來攘往的市集，戴黑超的女人雙手插袋，環顧四周環境。
從 2000 年起到 2005 年止，Yoav Horesh 在以色列一共拍了 125 張，這樣平凡的影像。
平凡如我們此刻處身的於特拉維夫 Espresso bar Rothschild 。
「誰知道呢，十年前這裡也可能曾經有過自殺式炸彈襲擊。」Yoav Horesh 如是說。回想 2000 年初的以色列，每家咖啡店都會有最少一名私人警衛把守。那是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 (second intifada) 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日子。自殺式襲擊案件，在以色列報章雜誌上不絕於耳。從 2000 年起的五年間，巴勒斯坦人死亡數字為 4901 人，以色列方面也有 704 名平民、323 名國防軍人喪生。
花園酒店、巴士站、市集，Yoav Horesh 這輯名為 Aftermath 的作品中，每個地方都是不久前受過襲擊的場所。
然而當時的 Yoav Horesh 並不住在以色列。他漂泊在外，最終自香港返回這個屬於他的民族國家，不過是 2013 年夏天的事。拍攝 Aftermath 的時候，他已在美國定居好幾年了。正因為身處異地，他才得以用一個比較抽離的角度，看以色列這個他生於斯長於斯的國家，才得以發現以色列對恐怖襲擊的反應，有值得深思商榷之處。
2001 年，美國經歷 911 事件。政府、傳媒、民眾、寫作人、藝術家，紛紛以各自的方式對這次可怕的經歷作出回應。官方的、非官方的悼念活動，大型的、小型的藝術展覽，無不支持整個美國社會把創傷的情感好好收拾，重新上路。
然而以色列呢？在 911 對照下，Yoav Horesh 意識到耶路撒冷對恐怖襲擊的態度並不尋常。
無論襲擊規模大小，Yoav Horesh 發現以色列的處理辦法永遠是迅速而高效地把現場清理乾淨，讓它看起來好像甚麼都沒發生過一樣。整個社會彷彿只說一句：「那麼大家請繼續生活下去」，便讓事件草草 close file。
對 Yoav Horesh 而言，被極速清理的，不僅是炸彈爆炸後的殘骸，還有集體記憶。
「這些照片中，破壞痕跡的消失不見，恰恰反映以色列如何嘗試刪除創傷的經驗。」Yoav Horesh 如此介紹他的作品集。「Aftermath 的目的，正是挑戰那種『不願看見，不想記得』的慾望。」
愈想忘記、愈不想看見，創傷就愈被抑壓在人類心靈，變成仇恨與恐懼，像一顆黑暗種子，在土壤發芽滋長，左右人今後面對世界的觀點與立場。
所以 Yoav Horesh 會記得，18 年前他離開以色列的時候，整個社會的仇恨是沒那麼極端的。他生於一個普通以色列家庭，父親來自斯洛伐克，母親則來自伊朗，都是猶太人。他們在耶路撒冷認識、結婚、1975 年誕下 Yoav Horesh 。Yoav Horesh 12 歲時，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 (First Intifada) 開始。翌年，他初次接觸攝影，開始用圖像紀錄關於以巴衝突的種種細節。
以色列國防軍在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期間架設路障。圖：維基百科
以色列國防軍士兵要求巴勒斯坦民眾塗去寫在牆上的標語。圖：維基百科
高校畢業後服兵役，被派往黎巴嫩前線，與真主黨打仗，攝影也就順理成章不了了之。三年後，Yoav Horesh 如期退役，在以色列南部找到一份酒保工作，儲起一筆旅費，越洋過海往紐約旅行。僅僅兩個星期的小旅程卻改變了他的一生。與以色列的侷促相比，美國的自由氣息讓他覺得心情舒暢。這時候的 Yoav Horsh 也重拾了他對攝影的興趣。返回以色列後，Yoav Horesh 繼續工作賺錢，終於在 1997 年，22 歲未滿的他搬到美國生活，先後於波士頓和紐約進修攝影，畢業後留校任教，賺取收入，其餘時間專注發展他的紀實與藝術攝影創作。
在美國，Yoav Horesh 仍不時關心以色列的消息。可是在報章雜誌上讀到的報道，往往讓他心情下沉。
「我希望以色列是一個讓我驕傲的國家。」他說。「只是往往事與願違。」
他為以色列政府的好戰感到失望，也為民眾對它的支持感到羞愧。
「很多人會覺得，在以色列出生就應該愛以色列這個國家。」他說。「可是我沒有選擇在以色列出生呀！」
Yoav Horesh 把自己定位為「自由右翼份子」。這一半是出於他抽身局外的視角，另一半則因為他透過相機取景器，目睹過許多弱勢的苦難。一些香港學生或許會記得，Yoav Horesh 是一個強調人文觸覺的攝影老師 — 2010年，他受 SCAD (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的邀請，來到香港位於大埔道前北九龍裁判法院的新校開辦攝影部門。在香港，他在課堂上談攝影與社會的關係；課堂外，他帶學生拍攝社區、難民。
香港 SCAD 校舍。圖：維基百科
「我覺得學生要知道，和他們一起在香港生活的是甚麼人。」他說。
2013年暑假，Yoav Horesh 辭去在香港的教席，返回以色列。現在的他在特拉維夫大學和霍隆理工學院 (Hol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繼續從事攝影教學工作。
「我也不很清楚自己為甚麼要回來。」他笑道，然後呷一口咖啡。「但我的家畢竟在這裡。家人、朋友都在這個地方。」
只是 Yoav Horesh 沒想到等著他的，是一個已經如此右傾的祖國。
「人們情緒很繃緊，對巴勒斯坦的態度很惡劣。」他語調帶著無奈。「與我十八年前認識的以色列很不一樣。現在更多瀰漫在社會的，是憤怒和種族主義。」
Yoav Horesh 回國後經歷的第一場戰爭，是去年七月至八月的以色列－加沙衝突。
「這場戰爭真的讓我很洩氣。」他感慨。
在 Yoav Horesh 眼中，這場仗除了令加沙死傷無數、以色列國際形象掃地之外，對誰都毫無好處可言。以巴關係一點也沒有好轉，人民生活一點沒有改善，仇恨不過是有增無減。
Yoav Horesh 認為，族群與族群之間的敵視，根源在於人性。
「每一種文化都要建立一個他者，去討厭、去疏離。」
四年前，Yoav Horesh 在香港大學出席過一個關於衝突的座談會，席間有人批評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憎恨。Yoav Horesh 聞言，不置可否，卻回應說：「那你又怎樣對待中國人呢？你不是也憎恨他們隨處撒尿、打尖、搶奪資源嗎？」
在以色列，當他向別人陳述這種左翼觀點，對方往往會罵他「離地」：「你離開了這麼久，甚麼都不懂，甚麼都不知道！」
或許這話是對的。Yoav Horsh 確實覺得自己的心態不很「以色列」，連在街頭走過，與人閒聊，都覺得自己與這個國家格格不入。
「或許我會再離開這裡，去美國，或者香港。」Yoav Horesh 說。
文／楊天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