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假新聞之名．2】誰為真假定分界：香港如何應對資訊漩渦？
「很多學者提倡不要用『假新聞（fake news）』這個詞，我們戲稱它為『the F word』，就是很差的一個詞。我們避免使用它到這個程度。」
講這番話的是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鍛治本正人，他鑽研虛假資訊生態多年，包括不同國家情況及應對虛假資訊的政策。他同時創立港大新聞及傳播研究中心轄下事實查核機構 Annie Lab，自 2019 年起訓練一群學生進行事實查核。「這個字（Fake news）定義太闊，闊得不知具體所指何物，很多資訊都可以被稱作『假新聞』。」
雖然「假新聞」一詞至近兩年才於香港盛行，但事實上它並非一個全新詞彙或現象。鍛治本正人接受《立場新聞》專訪指出，學術界針對虛假信息例如謠言、政治宣傳（propaganda）等議題的研究，甚至早於社交媒體興起前已出現。但「假新聞」一詞開始廣受一般市民所認知，則要數到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期間，多次批評針對他的消息是「假新聞」，以至英國脫歐公投期間，亦有聲音批評選民投票意向受網絡上失實資訊影響。
特朗普執政期間頻繁地使用「假新聞」一詞，據英國媒體 The Independent 統計，特朗普於其 4 年任期內批評新聞媒體報道「假新聞」近 2,000 次，當中不乏過去被視為具公信力的老牌媒體如 CNN 及 The New York Times。
「凡是批評他的新聞報道，特朗普都稱之為『假新聞（fake news）』，然後大家都開始用這個詞。」
但鍛治本正人認為，「假新聞」一詞定義含糊不清，既無法準確描述狀況，就立法討論而言，亦嫌過於寬闊。「幾乎任何你不喜歡的資訊，你都可以稱之為『假新聞』。這也似乎是部分政客使用這個詞的傾向，這可以造成很大問題。」
美國總統特朗普（資料圖片，來源：Donald J. Trump Facebook）
在社交媒體興起的年代，信息傳播較以往傳得更遠更快，所有人均可充當傳播者及接收者，互聯網上虛假信息早是不少社會為之頭痛的現象，以至部分國家近年透過立法或其他方式，意圖改善情況。
浸會大學去年底成立事實查核中心，負責中心營運的助理教授曾姿穎接受《立場》訪問時表示，根據現時學術界普遍定義，一則虛假信息須具備三個條件，方符合「假新聞（fake news）」定義：第一，含有虛假成分的資訊；第二，帶惡意動機，如意圖欺騙他人；第三，以新聞形式發布，例如抄襲某新聞機構版面。
據此定義，若虛假資訊發布者不涉惡意動機，應歸類為 misinformation（錯誤資訊），若帶有惡意動機但非以新聞形式發布，則歸類為 disinformation（虛假資訊）。
美國非營利新聞事實查核組織 First Draft 研究部門主管 Claire Wardle 曾將錯誤或虛假資訊細分為「諷刺或模仿」（satire or parady，例如惡搞）、「錯誤聯繫」（false connection，例如題與內文不符、圖文不符）、「誤導性資訊」（misleading content，例如錯誤詮釋數據）、「捏造資訊」（fabricated content，例如無中生有的內容）等七個種類，其中定義同樣包含發布者動機考慮。
不過曾姿穎指出，作為事實查核機構，單從資訊內容本身，他們無法判斷發布者動機，故他們撰寫事實查核報告時，只會從資料本身是否真確，歸類為「正確」、「錯誤」、「部分正確」或「無法判斷」。
儘管已在定義上排除動機，曾姿穎表示，即使是事實查核中心日常工作中，同事亦時會就最終如何歸類一則資訊而爭論。其一例子是，政府早前推出「安心出行」應用程式，討論區有指出行紀錄會儲存至政府系統並保存 7 年，查核中心獲衛生防護中心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回覆，指只有確診者的資料會被上傳及保存，非確診用戶資料只會備存於手機內 31 日。
「我當時覺得，的確係會上傳，而且 keep 七年喎，但又人話，咁要睇埋確診機會率有幾高啦。」最終中心事實查核報告裁定討論區說法「錯誤」，並註明若計算確診率，過去一周資料被上傳至政府系統的比例為 0.0043%，可能性極低，故討論區的說法誤導、欠準確。
「學術上，定義係相對 clear-cut，但一去到現實情況，就唔係咁 clear-cut。」
曾姿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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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 Check：誰定義真假？
根據基本新聞理論，其中一項查證消息可靠性的標準是，如消息能否獲多於一個獨立來源所確認，消息為真實的可能性亦提高。
那麼要確立一則消息為虛假，該符合何種門檻？
2019 年反修例運動爆發，持相反政見的市民陷入對立，同時對部分事件、尤其事實具爭議性的亦產生截然不同理解詮釋。如 2019 年8 月 11 日尖沙咀警署外女示威者眼睛受傷，一說法指少女眼睛疑遭警方布袋彈所傷，有可能已永久失去視力；另外則有指少女或受示威者彈珠所傷，至今年《東方日報》獨家刊登被指是少女從機場離港照片，報道指照片所見少女「雙眼炯炯有神」，「爆眼少女無爆眼」之說迅速獲親建制一方背書。不過值得一提，最有可能釐清真相的少女醫療報告，則至今未獲任何一方披露。
不少人趕急想為事情蓋棺定論。但設立事實查核機構 Annie Lab 的鍛治本正人指，其實我們日常接觸到的信息，有近九成都是無法進行事實查核的（not fact-checkable）。換言之，某些資訊就其本質而言，無法透過搜證去判斷其真假。
鍛治本正人舉例，個人意見、未來、陰謀論等，都是無法進行事實查核的。
他指出，例如 2019 年政府提《逃犯條例》修訂，社會有意見憂慮港人日後被「送中」，儘管政府當時多次澄清，指修例僅為將陳同佳送去台灣受審，及移交程序將由法庭把關。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今年在電台節目上不點名批評，當時有報章發明「送中」口號，是危言聳聽的「謊言」。
「但『未來』是無法進行事實查核的。有人擔心（送中）可能發生，但它也可能不會發生 — 除非你有預測未來的水晶球，沒有人說得準。」
鍛治本正人
陰謀論亦如是。鍛治本正人以相信「龍」這種神秘生物作簡單例子說明，「我要求你證明龍是存在的，你可以說，『噢龍是隱形的，所以我無法拍照』，或『龍很討厭人類，所以他們見到人就會縮小到無法看見』，陰謀論就是隨你怎說都可以。」
「如果你只精選最自己有利的事實，對你不利的就以『龍是隱形』的理論帶過，那就沒有任何一個講邏輯的人能夠查核你說的話。」
過去一段時間社會上傳聞如「831 太子站」、「爆眼少女」事件，曾姿穎說，也有讀者叫過他們嘗試查核。但她也只能向對方解釋，作為學術機構進行事實查核，操作上有不少限制，如少女醫療報告非公開資料，已令他們難以追查。
「第一係一定要有 source，如果無 source，我們都無辦法。無人力物力、無人脈的話，都係做唔到。」
進行事實查核首要步驟，是區分信息中事實陳述（fact）及意見（opinion）部分，並訂定查核點，因為我們日常接收到信息，往往是兩者混雜。但鍛治本正人指，對事實查核員而言，這也是口講比做起來容易。
「理論上，當然我們最好能分辨什麼是事實陳述、什麼是意見、什麼是科學數據、什麼是對數據的詮釋… 但只要你打開手機，看看每段新聞的標題，就知道要求每個人都這樣做，是不設實際的。」
事實陳述可以查核，意見則不能 — 這看似簡單的基本原則，至關重要。「如果你認同言論自由，人們應有自由說出自己意見，無論你意見如何，都不應被說成是『真』或『假』。」
2020 年 2 月 29 日，「8.31」太子站襲擊事件半年，市民於港鐵太子站外獻花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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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聞」立法？如何執法？
政府表明擬規管「假新聞」，暫時仍未透露具體方向及細節，但表明會參考外國例子。官媒近日亦多次報道，亞洲以至西方民主國家均有法例規管虛假信息，意指新聞自由非散佈虛假信息藉口。
浸大事實核查中心的聯席主任、專業應用副教授李文接受《立場》訪問時指出，現時的確有部分國家有就虛假信息立法規管，惟不同地方針對的範疇、持份者、條文訂定的法律責任各異。
他舉例，德國 2018 年實施的《社交網絡强制法（簡稱 NetzDG）》，法例涵蓋僅限擁有逾 200 萬用戶的網上平台，例如 Facebook、Twitter、Youtube 等，規定平台在發現「明顯」違反德國法律的仇恨言論的 24 小時內，必須將有關內容下架，否則有機會面臨巨額罰款，但條例並非針對發布信息的個人。
又例如法國 2018 年 11 月通過的法案，則僅適用於選舉前三個月，「意圖改變投票選擇真誠度的不準確的指控或報道錯誤事實的新聞」的選舉信息。根據法國規定，法院有權下令媒體機構移除虛假信息，條文要求社交媒體平台公開跟選舉相關的廣告由誰付費，以及價格。
而相對於以上成熟民主國家，部分威權國家訂立的「假新聞」法，則偏向針對發布信息的個人，甚至以監禁作為懲罰。根據美國非營利新聞智庫 Poynter Institute 資料顯示，如新加坡、印尼、柬埔寨、泰國等地均有法律針對散佈虛假信息的個人，違法者有機會被監禁。
《經濟日報》近日引述不具名消息指，香港政府擬參考新加坡經驗制定「假新聞」法。李文指出，新加坡 2019 年通過的《防止網絡假信息及網絡操縱法（簡稱 POFMA）》，雖然條文訂明只針對虛假的事實陳述，不包括個人意見，但信息真假卻交由政府部門定奪，「新加坡做法都有人權組織批評，質疑法律被用作政治工具針對反對派、或者某些政治陣營 — 當然新加坡政府係否認。」
「你會見到唔同國家，因為本身政治體制、社會環境，甚至歷史背景，睇『假新聞』時去去睇嘅嘢都會有差別。」
李文
新加坡相關法例訂明，若任何人發布虛假信息，且知道或有理由相信該信息很有可能對新加坡治安、公共衛生、與其他國家外交關係等有害，或有機會影響選舉結果、或造成不同群體間敵意或憎恨等，則屬觸犯刑事罪行，並最高可判罰 5 萬新加坡元及判監 5 年。
觀乎港府近日口徑，例如前警務處處長、現任保安局長鄧炳強，早前批評《蘋果日報》報道引述有網民指「國家安全教育日」學生把玩仿製槍械「恍如重演 8.31」做法是「抹黑」。
鍛治本正人憂慮，若香港參考新加坡方向立法，即強調信息發布者有無惡意，或導致法例易於被濫用以打擊異見。
「學生在國家安全日拿著玩具槍的相片是真的，對嗎？警員和示威者在太子站衝突的照片也是真的，是新聞圖片。但兩張真實相片放在一起，他們就說是向公眾傳遞錯誤信息，是對警方作出錯誤指控。」他直言，「這是一個很危險的滑坡。」
2021 年 4 月 15 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各支紀律部隊舉行訓練學校開放日，一批小學生到警察學院參觀。
意圖本是重要的，因可以確保無心之失或手民之誤不會被追究，但如《蘋果》數月前誤報奧斯卡最佳男配角得主 Daniel Kaluuya 得獎致辭中支持香港示威者，及後發聲明承認錯誤並撤回報道，惟報道事後繼續遭官媒狙擊是「假新聞」。該由誰去定奪錯誤是無心，還是有意？
本身任職突發記者、香港記者協會執委梁銘康指，在記者日常工作 — 儘管應盡力避免，但報道出錯還是時有發生，「有時真係解釋唔到點解，好似集體撞邪咁，寫嘅見唔到，審嘅又見唔到錯，到見報先發現有錯，真係咩可能都有。」
行內人所知，有報館會在編輯室當眼處擺放告示板，專門用來展示當日報章出錯之處，以儆效尤。梁銘康指，本港大部分傳媒機構對報道真確性一直相當嚴謹，過往一直會主動更正、澄清錯誤報道，業界亦有如記協操守委員會、報業評議會等自我規管機制，方法行之有效。
梁銘康指，香港已有不少法例針對不實或違法信息，如誹謗法容許遭誹謗一方向對方索償，「業界唔係無王管，都唔係『新聞自由壓倒一切』。」
他不認同要立法規管「假新聞」，因為他憂慮「假新聞」的寬鬆定義和邊界，有可能令往日正當的採訪手段，也變得容易誤墮法網。
梁銘康舉例，日常如採訪一單車禍，突發記者時會向現場警員「索」第一手資料，例如初步估計意外成因，但由於非官方回應，說法一般只能以「現場消息」引述之，而現場第一手消息，往往比幾個小時後發布官方新聞稿更詳細。
「如果我搵到個目擊者，個講法同警察版本有啲出入，或者警察俾料無咁詳細、無提到，我無辦法從警方方面 confirm 到，咁到底我仲寫唔寫好？」
梁銘康憂慮，如果立法規管「假新聞」，日後所有非官方版本事實，會否被視為「假」？ 「一單車禍都係咁，如果牽涉到政治、牽涉到高官，咁點做呢？如果當事人直接否認事件，就可以話你寫假新聞。」
他憂慮，日常至突發車禍，敏感如揭發權貴醜聞，記者報道前定必瞻前顧後，「大家都 play safe，就係對新聞自由最大的傷害。」
梁銘康
研究互聯網虛假信息的鍛治本正人指出，假消息的確曾在不少亞洲國家例如緬甸、印尼引起社會問題，甚至嚴重暴力衝突，虛假信息一旦廣傳，其影響力確不容小覷。但鍛治本正人認為，目前香港並不需要更多法律規管言論，他亦質疑，意圖透過立法杜絕虛假消息傳播，操作上並不可行。
「作為一個長期監察社交媒體的人，我可以說這幾乎是不不可能的 — 你知每天、甚至每秒鐘有多少錯誤信息在網絡上傳播嗎？你如何選擇就哪一條去執法？」
麻省理工學院三名學者 2018 年發表報告，指他們針對 Twitter 信息的研究發現，錯誤信息（false news）獲轉發（retweet）的機會比真實信息高 70%，虛假信息傳播速度更是真實信息的 6 倍。進行研究的學者解釋，這是因為錯誤信息內容通常較新穎，故讀者更傾向轉發信息。
正因互聯網信息傳播速度之快，鍛治本正人質疑，執法機關有否能力追踪信息源頭。「你可以想像 — 例如太子站傳言，我們根本不知是誰先開始。」
「故例如德國的做法，就是不管了，就規定 Google、Facebook、Youtube 負責移除錯誤信息。當然這也引起國內很多爭論。」
浸大事實核查中心助理教授曾姿穎觀察，香港傳統新聞媒體、以至一般市民傳播「假新聞」情況，相較其他國家而言並不算嚴重，「較多都係睇到有啲 KOL，或者政治色彩多少少的 Facebook page，可能無仔細做 research 就去轉發人啲既嘢，或者睇到外國新聞，又翻譯錯少少，就會多少少呢類（出錯）情況。」
曾姿穎指，現時事實查核中心由 3 人輪流，每日過濾約 2000 條 Facebook 信息當中，大約可找出 3 - 4 條真確性成疑且可供查核的信息。她笑言：「我見台灣的 fact-check centre 日日都有好多嘢出，美國都係，但至少喺香港，我見都係比較少啲。」
曾姿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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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處的困境 — 如非立法，then How？
不過鍛治本正人看法比較悲觀，據他觀察，香港互聯網上謠言及錯誤信息問題的確在 2019 年社會運動爆發後惡化。
「2019 年前，如果你問我香港錯誤信息問題是否嚴重，我會說香港比不少國家好得多。但在 2019 年後，我不是太確定。」鍛治本正人苦笑，「我感覺，大家開始只信自己想相信的東西。」
曾姿穎早前發表研究報告，研究安排 215 個實驗參與者閱讀一則有關《逃犯條例》修訂的新聞帖文，全部參與者閱讀的帖文內容及設計一致，內容引述特首林鄭月娥稱修例後「不存在特首可以繞過法律只聽命中央」，把不能移交的人移交到中國內地。惟一半參與者閱讀的帖文發表者顯示為《蘋果日報》，另一半則顯示為《大公報》。研究結果發現，反對修例的參與者讀完帖文後，更大程度相信記者動機是出於保護當權者，相反支持修例的參與者則更大程度認為記者藉報道鼓吹個人立場，而更大程度上判斷帖文為「假新聞」。
曾姿穎認為，「假新聞」一詞在香港流行，更傾向是反映在社會兩極化下，大眾更頻繁使用「假新聞」一詞攻擊持相反意見方的現象。
「以前就算唔係話人『假新聞』，我們都會話人係『黃媒』、『藍媒』、或者『親政府』、『五毛』，但呢家用『假新聞』去代替，其實個意思都係一樣，係去形容唔啱自己意見的新聞偏頗，甚至係『假』。」
2021年，有立法會議員掛橫額，促請就規管「假資訊」立法。
去年底浸大傳理學院舉辦記者會宣布成立事實查核中心，部分報道下的讀者留言，不乏「fact check 就係 fake news 源頭」、「仲有邊間大學有公信力？」等質疑聲音。曾姿穎指，過去兩年對傳統權威的不信任情緒，由對政府、公共衛生專業、到學術機構，瀰漫整個社會。
「當時（2019 年）可能係政府唔信任，呢家可能對健康既專家都未必信任，講袁國勇，大家都會覺得佢出來搞笑。或者 WHO（世衛），疫情之前大家都覺得係一個有公信力的機構。」
記協執委梁銘康認為，一個健康的媒體生態，本應能容納不同偏向、不同報格的新聞機構存在，市民對不同媒體有喜惡，亦屬常情。但如果部分人不屬意編採就會被打成「虛假」，甚至由政府掌控生殺大權，「新聞工作者都會好無所適從。」
本月初，香港大學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與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舉辦題為「香港不實信息，立法是否就是答案？」研討會，除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外，多名與會學者及傳媒人均對立法規管假新聞持保留態度。其中浸大傳理學院副院長、研究傳媒及政治的新加坡籍教授 Cherian George 指，很多證據顯示，我們真正面對的，並非一個真相的危機（crisis of truth），而是信任危機（crisis of trust）。
「真實處境是，即使我們已擁有充足的、好的資訊，而我們比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世代的見識都更廣博，但人們依然選擇去相信一些其他東西，為什麼？」
Cherian George 指，不少證據指向，問題的癥結在於，世界上不少人認為，往日所信賴的建制，包括政府、學術機構、主流媒體，沒有確保也不關心，人民能否公平地分享社會發展的成果。「我認為，像假新聞法這一類東西，只會帶來更多害處，因為它只會繼續說服民眾，那些已坐擁權力的建制，再一次試圖鞏固自己的壟斷。」
2021年，旺角警署外懸掛呼籲市民勿誤信謊言的橫額。（攝：Sheryl Wong）
因應社交媒體錯誤或虛假資訊問題，除立法規管外，部分政府透過加強學生媒體素養教育，或加快澄清錯誤信息。在中國內地，據 Poynter Institute 資料顯示，政府除了透過法律懲治虛假信息發布，當局於 2018 年推出「互聯網聯合闢謠平台」應用程式，透過微博及微信向公眾推送由官媒及政府部門發布信息，澄清網絡不實信息。
若「假新聞」癥結在於信任問題，官方澄清有無能力解鈴，同是個難說清的問題。鍛治本正人指，例如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印度等亞洲國家，均有政府設立或資助的事實查核機構。
他表示，在疫情爆發後，部分官方事實查核機構的確更獲公眾接納，因外面實在有太多關於疫情的謠言。「這是挺棘手的問題… 在成熟民主國家還好，但如果政府是傾向一言堂，尤其當牽涉到政治，這絕對會有很大問題。」
浸大專業應用副教授李文表示，闢謠的本意是好的，但最重要是，由誰去做？「如果有個機構，係有獨立性，又透明，又有權威性，大家係認受嘅，當然係好。」
「其實我們作為學術機構，某程度上都想做呢樣嘢，話俾人知我哋係獨立嘅，無受任何政黨控制，純粹用專業角度，同埋學術背景去做… 當然，我們的問題係資源唔夠，亦都做唔切。」
曾任新聞工作者超過 20 年的李文指，一宗新聞的真假，很多時需要時間的檢驗，「有啲嘢你當時唔知，可能因為 information 唔透明，唔公開，或者係官方唔放料出來… 嗰個 moment 你報咗，有人話你係假，然後可能一年後又發現，係真㗎喎。」
李文舉例，如前陣大家才就收緊查冊問題鬧得熱哄哄。「如果立法規管假新聞，其實要伴隨咩呢？係 transparency（透明度），係 information access（獲得資訊渠道），如果無呢樣嘢，你點樣令人去尋找真相呢？」
他認為，港府若擬就「假新聞」立法，應該問一個問題，香港此刻需要的，是否一條法律？
「如果有呢條法律，叫大家唔好報假新聞，但我去調查又無途徑，你又唔回應，原有途徑又用法律閂咗門 — 咁就可能有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