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學苑人 5】香港是他們眼中的，少數民族

羅貴祥，1984年《學苑》文藝版編輯。

1984年，當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得如火如荼之際，《學苑》發表了「香港前途問題全民意見調查」，其中問卷的第一條題目如下（括號內數字為該選項的支持度）：

你基於甚麼原則去考慮香港主權誰屬？

A. 港人自決：由香港人自由決定。(33.7%)
B. 條約有效：由中英雙方從條約立場去決定。(5.2%)
C. 民族立場：香港主權一貫屬於中國。(33.1%)
D. 現實考慮：只要能保障現時的生活方式，毋須執著主權誰屬的問題。(28.0%)

— 1984《學苑》「香港前途問題全民意見調查」

民調結果，多少反映了當時大學生的政治立場 — 有的學生（尤其是學生會幹事會）基於民族主義，主張民主回歸；有的（如不少《學苑》人）堅拒主流意見，於是提出「港人自決」的口號，純粹宣示姿態；還有些學生，打正旗號，擁抱現實，認為只要生活不變，主權問題根本與我無干。

羅貴祥，1984年《學苑》文藝版編輯，該不記得當日自己填上哪一個答案。但今天回想，他至少可以肯定答案不是C。

「我一路都對民族主義有懷疑……你見到過去中國共產黨歷史，很多時候都借民族主義，成為你無得反抗的理由，去壓制許多不同的東西。」

然而，歷史告訴我們，以「我們都是中國人」為號召的民族立場，最終還是戰勝了異議。在中方許以一連串承諾後，香港終於走上回歸的路。

三十年後的今天，愈來愈多人驚覺，當日的承諾，原是一場毫不美麗的誤會，甚或騙局。已經當上了大學教授的羅貴祥，頗有同感。

「中國將香港當成邊疆地帶般處置，將香港的問題變得少數民族化。」近年專研中國少數民族的羅貴祥，有感而發。

所以，對於梁振英站出來抨撃《學苑》，他毫不意外。「中國的高官，尤其是新疆那些省委，慣咗係咁鬧，話自治區裡面有好多分離主義出現，要警惕呀，一點都不出奇喎！」

「我反而surprise佢咁遲先出來囉！」

一、「噏得就噏」的學生刊物

羅貴祥，現為浸大人文及創作系教授，他的辦公室，一如許多教授的房間，擺滿了各式各樣的書籍。當中最搶眼的一本，放在桌面，純白色的封面，印上「香港民族論」五個大字。

「梁振英未出來，我已經買了呢一本囉。」他微微一笑。「這幾年都在談民族論，所以我特別有興趣。」

特首一番話，羅貴祥不感意外，只是有點感慨。在他眼中，《學苑》從來都不太受社會，甚至港大同學關注。但正因如此，它能夠聚集一班「政治不正確」，甚至是言論「大逆不道」的學生，「他們一向都是『噏得就噏』啦！」

噏得就噏，看似語帶貶意，但同時又代表廣闊的，言論空間。

話說回頭，羅貴祥對《學苑》不算特別有感情。1984年，在港大文學院念二年級的他，加入《學苑》，「當年好罕見地有兩個閣對run，兩邊都爭人，我就被招攬。」

正式上任後，少年羅貴祥走進學苑房，發現裡面龍蛇混雜。「有人狂煲煙，有人在睡覺……《學苑》有些人好die hard，我們覺得他們直頭住在那兒，幾夜都有人在，當年無床咁誇張，但都有長排梳化，成日有人瞓。」還經常有人在讀新左派理論，像Jürgen Habermas。「大家鍾意吹水囉，睇了新左理論，就覺得自己好radical，可能實際我們無做過任何事，最多寫吓文章，發表一些言論。」

羅貴祥自覺有別。

他當年是典型的文藝青年，所有跟「文藝」有關的學生活動 — 無論文社、劇社，還是文學院幹事會 — 他都參與其中，而《學苑》只是芸芸活動中的其一。「唔覺得它可以走到出校園好遠、有任何影響力囉。」

也難怪，羅貴祥自中學時期開始，積極向文學雜誌投稿，目光早已在大社會，不在小校園。「那時我覺得，如果我真的要發揮言論……為何不投稿出面的文學雜誌？」但最後他還是走進《學苑》房，只為了「多一個平台可以寫」。

結果那一年，羅貴祥主理的《學苑》文藝版確實轉向「社會」。「文學不應該同社會無關，但當它跟社會有關時，亦不等於要被政治牽著鼻子走，一樣可以有強的實驗性、藝術性。」於是當年他向港大學生推介著作剛推出英譯版的米蘭昆德拉，「還有好些拉丁美洲的作家，當中許多現在已拿了諾貝爾獎。」

二、泛起漣漪的「香港前途」

1984年的香港，正值中英談判逐漸明朗化的時期。今天翻開1984年的《學苑》，我們會發現，除了逐漸轉向社會的文藝版、前述的「香港前途問題民意調查」，以及零星有關香港政制的立場書，基本上再沒什麼波瀾。

羅貴祥歸咎時代。

「成個世界環境都是新保守主義的年代，neo-liberalism，香港亦在這個經濟環境下得益。」他想起身邊的同代人。「（當年）香港讀大學的學生基本上是天之驕子啦，不用太擔心未來前途，搵唔搵到工。即使讀緊書，亦不覺得有財政上的困難，好容易搵補習呀，搵幾份補習已經支付到生活的費用，好少聽到complain。」他總結，「我們算是好privileged的一代。」

於是，民意調查中，有三成人打正旗號，服從現實。

也有三成學生擁護中國，支持回歸。「那時整體環境跟現在不同，中國present出來的image，不像現在那般高壓性，覺得有得傾，可能有轉變。」文藝青年羅貴祥有親身體會。「八十年代出了好多新一批的內地作家，阿城呀，韓少功呀，會來香港訪問。我們有機會接觸到，接觸完會覺得，咦中國真是不同了，很有希望喎。」他也有點改觀。

還有三十年後備受批評的「民主回歸論」。「當時香港都講緊，要自己有民主，然後透過香港式的民主影響返內地……當時好ambitious嘛，但這些可能只是fantasy，妙想天開咁覺得。」羅貴祥認同是過分樂觀。「反而少去思考自己制度上的不足，又或者深入去認識中國歷史的複雜性。」

至於當年的《學苑》人，既不願服從現實，又對民主回歸有所保留。「我們其實不太想到甚麼東西，無所作為，覺得自己無咩可以做到，除了齋噏，噏一些很fancy的東西。」比如是1983年提出的「五百萬人自決前途」論，甚至零星出現的「香港獨立論」。但這些論述，終歸翻不了波濤。「影響太小，甚至是無。所以咪由得你講囉，沒甚麼所謂。」

那麼，當年大學生提出過、天花亂墜的理論，又是否毫無意義？羅貴祥不同意。

「有些過去提出來的意見，有一段時間完全dead咗、subside咗、完全被人忘記咗，但到了一些關鍵的時刻、適合的時機，那些舊有、曾經諗過的思維呢，會走返轉頭，manifest in different form、modified version。所以我又不覺得八十年代大家諗過、提出過的東西，是廢話喎，可能只是在找一些適合的時機再出現。」

跟八十年代有關也好，無關也好，當日的激進想法，今天重新出現，甚至捲起了思潮。

三、觸動神經的民族主義

羅貴祥的書桌上，擺了《香港民族論》一書。對於「民族」兩字，他向來敏感。

中學時代，他讀中國歷史。「老師會用民族主義解釋哂以前咁多個朝代的歷史，當然好簡單，那時又比較容易被感召。但到大學時期，就開始懷疑這些想法。」於是他仔細一點讀歷史，然後驚覺，歷史上，民族主義經常被用作無可反抗的理由，壓制人民的行動。「中國以前動員都用了很多民族主義的口號啦，除了共產主義、世界主義，就是民族主義。」

因此，「民主回歸」才觸動他的神經。

「不覺得它可以justify哂所有嘢囉。已經幾十年活生生的例子，如果還要用民族主義來收歸香港……因為我係中國人，我已經是你的民族，我就代表了你去講，咁香港無得傾㗎喎！」

當然，時代不會就此停住腳步。八四年，中英簽訂聯合聲明，畫上九七大限。羅貴祥畢業後當過記者，讀過碩士，八九年的暑假過後，他遠赴美國讀書。

人在異地，他反而開始思考中國的種種。「因為在外國人眼中，無香港，只有中國。」而且是充滿stereotype，orientalism主導的「中國」。「所以在美國生活，不論是課堂上還是寫文章，都反而會站在一個幫中國defend的立場，覺得他們（外國人）根本睇不到中國的真實面貌。」那你自己又很認識嗎？我問他。「又不是，只是花了很多氣力在理論上去argue，自己對中國政治、歷史上的認識，是很不足夠。」羅貴祥坦承。

一直到了近年，羅貴祥才選擇從另一個角度，認識中國，反思民族。這個角度，名叫「邊緣」。

從邊緣的少數民族看中國，首先我們知道少數民族問題在中國現代歷程中絕不邊緣，甚至可以說對現代主權國家的建構絕對重要。正因為重要，中心對邊緣絕不會放任或袖手旁觀。歷史上我們看到中心對邊緣的參與和干預，要打造中心「理想的」邊緣，更甚地，自我想像或自我表現為邊緣。

— 羅貴祥《中國少數民族的認識論：「邊緣」的視角》，收錄於《邊城對話》，彭麗君編

這幾年，羅貴祥醉心研究中國的少數民族，結果發現，所謂「民族」和「少數民族」，又或「中心」和「邊緣」，從來都是被定義、被建構的概念 — 而這，恰好呼應了他自大學時期以來，對民族主義的質疑。

也許更重要的是，他從中看見香港。

《香港民族論》

四、中央眼中的少數民族

置身「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被中央政府給予種種特惠優待，某程度上，其實是帝國歷史上邊陲政策的延續。北京政府逐漸加深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亦未有履行諾言實現香港特別行政區本應享有的「高度自治」、讓香港開展民主化過程。所謂「自治」變為空言，骨子裡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地的「少數民族自治區」沒有結構性的分別。

換言之，即使撇開中國歷史裡恆常的地方主義和族群政治不談，香港在中央眼裡，也可能是「另一種邊疆少數民族」。

— 羅貴祥《中國少數民族的認識論：「邊緣」的視角》，收錄於《邊城對話》，彭麗君編

在羅貴祥眼中，中國以「民族主義」呼召香港回歸，但當到手後，又將香港視為邊疆的少數民族般看待。「你睇返傳統的中國，back to 清朝甚至更遠，對邊疆地方向來都用一種不同的方法去處理，所以嚴格來說，一國兩制並不是鄧小平發明的，而是早在清朝已經有。」毛澤東對西藏亦是如此。「他反而提出高度自治，當然我們知道是empty promise來的，at the end，但當時確是這樣提出，所以這套方法，不是共產黨發明啦一定，而是中國的中央政府處理邊陲地方的方法。」

就連今天中央對香港的種種「恩待」，也跟她對少數民族的處理，如出一轍。「你眼見中國現在的政策都是咁，比好多優惠少數民族，只是都無法子籠絡他們的心。」如此證明這套策略根本無效。「又或者有更大的力量，令這些economic incentive唔work囉。」羅貴祥分析。

他甚至認為這是中央一直以來的計劃，只是香港人無知無覺。「settler colonialism 其實中國做了很久啦，她最鍾意就是派漢人去西藏，去新疆，殖民嘛其實就是。香港都係啦，九七之後，單程證每日一百五十人，還未計優才、專才和投資移民，population policy其實跟對新疆、西藏，是沒分別喎。」只是現象變得愈發白熱化。「當香港提出不合作，甚至抗爭的姿勢，它更加變得白熱化囉，真的當你是新疆問題、西藏問題去處理囉。」

所以，羅貴祥才對梁振英抨撃《學苑》，毫不意外:「中國的高官，尤其是新疆那些省委，慣咗係咁鬧，話自治區裡面有好多分離主義出現，要警惕呀，一點都不出奇喎！」

話雖如此，羅貴祥也不同意《香港民族論》。「當然現在梁振英走出來打，你要同情這班人啦，但我都覺得這些言論是很有問題。」

他不擔心港獨，只憂慮重蹈覆轍。「如果香港只是想到一套重複中國的方法來對抗中國，我覺得好可悲囉。民族主義其實是一個dead end，你睇見中國民族主義所出現的效果，並不是一個理想的政治藍圖。如果香港只是重覆中國這一套動員人的力量，其實不是一件樂觀的事。」

三十年來，羅貴祥對民族主義的質疑，從未缺少過。「（民族）只是一個想像的身分，這些想像其實亦都有壟斷性，將很多不同的聲音壓下來，本身亦有好大的排擠性……如果你走一條這樣的路線，對香港是否一件好事呢？」

在他眼中，香港人身分的特徵，正正是其包容性、曖昧性和flexibility。「所以探討問題是好的，但如果走上了這條窄路、老路，變成了鼓吹民族國家，以對抗另一個民族國家，這樣的話，對香港來說其實很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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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香港西藏，一線之差

作為學者，羅貴祥的分析有如當頭棒喝。但我始終想多聽他作為普通香港人的所思所想。

「從未這樣想過。」他只是聳聳肩。「個人來說，（心情）其實都幾複雜……當然香港不可以同西藏人、新疆維吾爾族人比較。」因為香港仍有優勢在手。「你想一下，如果我們真是新疆、西藏，佔領運動一早已經封殺哂啦，他們做不到嘛，他們好多資金在香港，擔心利益受損，所以不可能做到那一步。」

他選擇審慎地樂觀。

「你話怎可能封殺香港的internet的訊息呢？現在做不到嘛。如果做到你估佢會唔做咩，一定做！新疆自從2009年uprising之後，有一年用不到internet，可以做到咁絕喎。」西藏亦然。「現在好多外國記者投訴，去北韓都容易過西藏。」至於香港，是情況險峻，又命懸一線。「正正知道佢做不到，所以我們相對上多點信心。」

香港特首與新疆省委、香港特區與少數民族……可能只是一線之差。

文／亞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