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學苑人 4】由一九八四 到無我抗爭

香港社會的歷史軸線上，有許多許多根標桿柱。往前追溯，2003、1997、1989……然後理應數到1984年。

1984年，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多輪談判，雙方逐漸達成共識。同年12月19日，趙紫陽與戴卓爾夫人於人民大會堂簽署正式《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命運，從此改寫。

如此大事，照道理應該在大學校園鬧得沸沸揚揚。翻開1983、1984兩年《學苑》，又確實讀到不少談論香港前途的文章，當中一篇名為《香港五百萬人自決前途》，更隱約有今天《學苑》編輯們所提倡，「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的影子。

把文章影印下來，去找1984年《學苑》總編輯周華山博士。

「如果你問我當時在《學苑》做什麼，我真是答不了，真的沒印象。」甫見面，周華山就不諱言。我以為只是謙虛。

於是從背包裡掏出了一疊事前準備的影印本，有的是少年周華山寫的專欄文章，有的，則是當年《學苑》刊登，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政治評論。

怎料他還是搖頭。「我已經完全不記得了，無咩感覺，講真的。」其中一張，寫著「周華山致評議會辭職信原文」。他瞥了一眼，微微一笑，又把文章全疊遞回。

「原來我辭過職？都不記得了……為什麼呢？」周華山一邊輕抓頭皮，一邊自言自語。「真的想不起。」

所謂「沸沸揚揚的香港前途問題」，又或是什麼「香港社會的歷史標杆柱」，對於周華山，以至同代的港大學生而言，可能只是一場事後回想式的，美麗誤會。

（一）洗腳教授

訪問約在灣仔一幢商業大廈進行。那個地方叫「自在社」，是周華山2006年創辦的組織，提倡「正能量」，提供一系列有關身、心靈健康的個人成長課程。

推門而進，偌大的房間就像一間舞蹈室：盡頭是一整排窗子，俯瞰灣仔街景；另一邊則是一幅鏡子牆，鏡前擺放了一疊疊椅子。「我們每晚都有活動的。」周華山笑容滿臉地介紹，然後遞上自己去年出版的著作《無我抗爭》。

封面是一幀黑白色的相片，周華山同樣滿臉笑容，卻在洗腳，一雙滿佈泥濘的腳。

外人恐怕很難想像，這個洗腳的人，曾經是大學教授。九十年代，周華山先後在理工與港大教書，專研性別與文化，著作一本接一本，其中《異性戀霸權》、《同志神學》、《同志論》等書，既是當年學術界走在最前的先鋒作品，又是此後本地文化及性別研究領域的經典。今天的新一代同運分子，許多都看周華山的書長大。

九十年代尾，出於好奇，他毅然走到雲南山區，在素有「女兒國」之稱的摩梭族生活了五年，回港後遇上他口中的高人，放下一切，專注修行，近年成立「自在社」，當上全職義工。

前男拔校長張灼祥的描述最貼切：「眼前的周華山，不再是當年意氣風發、在港大教授社會學與心理分析的周華山，也不是到雲南山區『女兒國』生活五年、寫出紮實研究的周華山。」

周華山當然沒有否認。「三十年前，搞《學苑》、搞社會運動、搞同志運動，我做了很多很多東西，沒錯是幫到好多人，是有價值的，我絕對無否定那些事，但做這些有價值的事同時，有一層呢，我從來無處理過的，就是……我的『自我』。」

也許正因為前半生過於「自我」，近年的周華山，才堅持提倡「無我」。

周華山當年在《學苑》的專欄。經常語帶譏諷。

（二）歲月輕狂

他的「自我」，要由大學時期說起。

1981年，周華山入讀港大，本來打算讀經濟。「想賺錢嘛！上了幾堂之後悶到抽筋，不是太適合我。」於是開始接觸社會學和心理學，如獲至寶。「嘩！我成個世界係爆炸，真的很震撼，乜原來可以這樣去看事情的，好興奮好興奮，當時真的非常興奮。」現在回想，依然一臉雀躍。

找到志趣，周華山自然如魚得水，他說當年的自我，變得「超大」。「當然是不自覺的，特別我又串啦，識講嘢啦。」於是他開始周圍講talk，又一人分飾幾角（男女不拘）寫文章。「周圍BELI BALA，懶醒，所以好乞人憎的，但自己還不知道。享受很多特權、自由呀，感情上，等等等等。」像校園裡的明星嗎？我問他。

「不可以這樣說，只是以為自己好巴閉，好……」周華山顯得很尷尬。「其實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他搖搖頭，拒絕說下去。「我不想多講，這不是我現在認同的東西來的。」很明顯，這段個人歷史，他極欲刪去。「當然我很接納我有這些部分，無過去的我，無今日的我。正正因為我曾經這樣自我中心，先至有強大的力度想去修行，想去修心。」

翻開那些年的《學苑》，不難發現周華山的「舊我」。

上莊前的一年，他踴躍投稿，這邊廂以筆名「思嘉」撰文，從女性主義出發，探討大學生的性與愛；那邊廂用真名周華山寫文章，諷刺同代的典型大學生看來「認祖關社」，實質無料、乏味又現實，字裡行間，是憤世嫉俗，又是恥笑譏諷。

「轟轟烈烈的時代已經過去，80年代是無趣，苦悶和無癮的一代，連HKU也如此，U仔，去死吧！」

— 周華山《學苑》1983年

嬉笑怒罵的態度，恐怕是少年周華山張狂自我的明證。

又或是一個蒼白時代的明確反映。

少年周華山看不過眼，因為八十年代初的大學校園，以至《學苑》本身，都彌漫著一股「不問世事，自求多福」的氛圍。

不滿，可能因為有比較。周華山的兄長是港大學生，是七十年代尾的學運分子。「細個成日聽他講國粹派同社會派的鬥爭，令我覺得，『嘩！好fascinating！』到他1981年踏入港大校園，氣氛雖然褪色，但仍在。「還有很多認中關社的討論，要關心社會，關心人民，仲聽到這些passion。」過了一兩年，情況有變，大學生，以至《學苑》，不再火紅，開始啞色。「已經成個社會好現實，八十年代是香港飛黃騰達的時候，開始進入魚翅撈飯的階段。」他皺一皺眉，「（就算）關心社會，都帶住很多要成就呀、要威呀、要富裕的心態為主。」

「成個世界香港最好！邊度有香港咁好吖！」是周華山記憶中，當年大學生的所思所想。

（三）前途問題

1983年《學苑》，有一篇遊戲文章，名叫「十大HKU魅力男士選舉」。一如所料，周華山的大名，赫然在列。而在他上面，有另一個人名，叫「曾錫堯」。

「這是在稿源不足下，不知哪位編輯急就章的遊戲文章。」回答的人，正是文中的「曾錫堯」。他是1983年《學苑》總編輯，亦即周華山的上莊。今天，他已定居澳洲，生活寫意。

但人稱「曾堯」的他，仍然記得三十年前的事。「80年代香港經濟進入繁榮期，但前途不明、人心不安。」他同意周華山的說法。「一般港大學生都不愛談中國或香港問題，失去激情似乎有點誇張（從來沒有激情過），但變得更現實似乎說得通。」

曾錫堯形容，「由火紅走進現實」的氣氛，同樣體現於《學苑》：「那年頭，稿源持續不足，編輯每期都要以真名及筆名寫多篇文章。」1979年總編輯吳俊雄曾提過，他任內的《學苑》，每期收到數十份投稿，編委會動輒有幾十人。由吳口中的「數十份來稿」到曾錫堯任內的「稿源持續不足」，中間竟然只隔了四年時間。

整個港大校園的氛圍經已轉變，就如周華山當年所感受、所忿恨的。

但那時香港不是要面對前途問題談判嗎？大學生不可能不著緊吧？我問曾錫堯。

「學生會圈子的話，當然是傾向支持民主回歸。」但當年的學生跟今天的一樣，不願被代表，結果發生了「戴函事件」 — 82年底，港大學生會致函戴卓爾夫人，重申「中國擁有香港主權」、「港人民主治港」的立場。港大學生不服，於是召開千人大會，反對信件內容。

看似風雲變色？但曾錫堯又明言，主流的港大學生其實不願表態。「各種立場都有，但更多的，是大家都不願表態，覺得自己的意見、意願毫不重要，香港前途不在我手。談判一旦有結果，來之則安之。」他回憶。

那幾年的《學苑》人，則為了刊物的立場取態而爭論不休。一方面，他們在中英雙方的政治角力上，無所適從；但另一方面，監察學生會的職能又是《學苑》多年傳統，於是對於學生會的「民主回歸」取態，他們大加質疑：

「五百萬人的命運，竟然決定於兩個巨人的角力之下，這是一宗荒唐的買賣。我們只是一部機器，一件貨品，有誰會理睬我們的一聲異議？……
國家、民族，掛在我們的口中，不過是一些空泛的名詞。我不相信，更加不接受因為所謂「國家前途」、「民族利益」，便可以捐棄一己的尊嚴……
中國、英國，都不過是希望在我們身上，撈一些油水；但真正的主人是我們，五百萬人團結在一起的力量是我們的武器。」

—　編輯關永祥、洪逸生《香港五百萬人自決前途》，1983年9月號的《學苑》

這不是曾錫堯一屆編委會的一致立場（因為沒有），但多少反映了《學苑》對當時學生會，以至香港社會、知識分子主流取態的異議 — 道理，就如同今天《學苑》編輯們提倡「香港民族，命運自決」。

「但其實，那時這種來自『書生之見』刊物的民族自決論，並不特別令人覺得離經叛道，引起的反響也頗有限。」曾錫堯不忘補充。「該文除了在學運圈子引起短暫爭論外，同學沒看法（同學都不大看《學苑》），社會更沒有看法（社會大眾和傳媒也不大看《學苑》），基本上波瀾不興。」情況明顯迥然不同。

從曾錫堯手中接過《學苑》棒子的周華山，基本上同意。「當時有過一些討論，但我都已經好模糊。」他側起頭，用力回想。「都有人講過港獨，有人提出過，只是不成氣候。講之嘛！」

所謂的「香港前途問題」在當年的《學苑》，未算是一件天大般的事。今天回望1984年，多少像一廂情願式的一場美麗誤會。

（四）失憶現實

關於當年《學苑》的事，周華山說，自己甚麼都忘記了。「如果你問我當時在《學苑》做什麼，我真是答不了，真的沒印象。」

有《學苑》人憶述，周華山上任當年，罕有地出現「兩閣對撼」的情況，選舉後兩閣合而為一，結果矛盾頻生，總編輯在任期過了三分二的時候，以「自己根本不適合承擔總編的重任」為由，正式請辭。

1984年9月，周華山辭任《學苑》總編輯。

就連這件大事，他也想不起。「真的不記得了。」他瞥了那封「請辭信」一眼，然後笑著說。

坦白說，我無法判斷，周華山究竟是真的失憶了，還是跟之前談到大學生涯的「自我」一樣，防衛機制啟動，不願再提 — 不過，這其實又有什麼所謂？至少我們現在能夠肯定，八十年代的大學歲月，對於今天的周華山來說，一點也不重要。

香港前途問題太沉重，巨人暗中角力，學生改變不了，於是當年自認關心社會的周華山，開始把視線轉到另一個層面的政治 — 性。多年來，他專研性別、性取向等議題，在大學教社會學、心理分析，並走在前線、身體力行，積極參與同志運動。

這個別人眼中的前衛學者，今天回想，覺得當時做的很多事，看似幫助了許多人，但說到底，其實是為了自我，「是achievement，還要是MY achievement，甚麼都是ME、ME、ME，裡面有一個big fat ego。」他自認當年的自己得到了許多「名利權色」，但不快樂。

當然，他只是芸芸香港人的其中一個。

中英簽訂聯合聲明後，香港前途就此扳上圖釘。有人恐共移民，留下來的市民接受政治現實，同時設法令自己變得更加現實，擁抱自我，抓緊成就，然後跟香港社會一同起飛，走過六四的傷痛，跨越九七的恐懼，直至零三。

（五）自我修行

2003年，完成雲南女兒區田野研究回港的周華山，在朋友介紹下，認識了一個出家人。他說，這是改變他一生的經歷。「一生遇過好多叻人，特別在大學教書，個個都教授，都是聰明的人……但我從未見過一個人的內心，這樣pure。」他形容自己內心深處被撃中，整個世界崩塌，猛然覺醒自己一輩子都以我為先，實情在自欺。

於是這個大學教授撇下正職，每日就跟著他口中的老師修行、修心。「日日聽他講嘢，每日只是行山、游水、打坐。跟住好快我發覺自己好快樂喎，無身分、無角色、無錢、無女，乜鬼都無，但同時我發現，咦，這體驗好正、好特別，好像一個BB，由零開始，重新學做人。」於是決心這樣過生活。「銀行仲有廿萬，可以過好簡單、好簡單的生活，住在阿媽度。」覆述自己「見證」的時候，周華山的樣子，依然很興奮。

無所事事兩年後，他決心求變。「有一日叮一聲，同師父講，我找到人生的出路呀，就是將修行跟學術嘢integrate，會幫到好多人架！」他師父未聽完，就盯著周華山。「華山，你仲未玩夠呀？你再係咁，會自殺的。」

他下詔罪己。「我又慢慢開始找另一個夢想去呃自己，其實又是證明我的價值。表面上在幫人，正如我三十年前搞學苑，搞社會運動，搞同志運動……幫到好多人，是有價值的，我絕對無否定那些事，但做這些有價值的事同時，有一層呢，我從來無處理過的，就是……我的『自我』。」一年後，他師父覺得他成熟了，重提舊事，於是周華山正式創辦「自在社」，將自我修行結合心靈治療，一直到了今天。

坦白說，像周華山這樣提倡個人修行、心靈成長的人，很容易給人「看破凡塵、不問政事」的印象。怎料訪問當日，周華山一邊拒絕多談自己的大學生涯、學苑歲月，一邊堅持發表對香港政局的看法。

梁振英抨撃《學苑》一事，他也有看法：「當時我覺得意外，好意外。我覺得這反映一個人的心理質素同埋恐懼感，他的內心、胸襟有幾闊、有幾狹窄。」談的當然是梁振英的胸襟。「只能夠盛載到一些自己友（的意見），這個是社會的悲哀。」

「統治者無朋友，這個是很罕有的，人類歷史上都不常見……當他（梁振英）做了一些大家不認同的事，幾乎無人會出來捍衛他，這個是好罕有、好罕有……亦說明了很多東西。這個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有怎樣的制度，就有怎樣的結果囉，欽點同普選的結果（分別），換掉特首亦都無解決到個問題，制度不變，只會搵到陳振英、李振英、何振英……」周華山連珠炮發。

因此，他為《學苑》被轟一事而忿忿不平。「絕大部分社會裡的大學生，都是在文化、藝術、思潮、創作方面行得比較前，是社會的寒暑表，反映到社會的活力、創造力，可以行得幾遠，個flexibility有幾大，個stretching可以有幾闊。而我哋連一班學生的學生報討論都要封殺、都要批評，其實是悲哀的。」

學苑 soc 房

（六）無我社會

這些看法，是因為他曾任《學苑》總編輯嗎？「完全無關，我真的無甚感覺了。」周華山堅決否認。「我覺得關心政治，是每一個公民的責任。整個社會的思潮，大家都被捲入去，我同政治是無法分割的。」

我不明白。一個專注修行的人，不是應該漠視世事紛擾，專注個人修為嗎？「修行不是跟社會政治脫節的。」周華山絕不同意。因為在他眼中，修行需要落實於社會層面：

「即使個人修行已經完滿，眾生仍每天面對痛苦煎熬。倘若我們漠視社會的不公義，就可能淪為幫兇，變相鞏固並強化不合理的社會壓迫制度。所以，修行人的慈悲大愛，需要落實到社會公共領域。」

— 周華山《無我抗爭》

因此他一直繼續關心政治，既欣賞佔領運動年輕人的付出，「真是拎條命出來」；又不時游說其他朋友，「真普選其實都幾好吖，你話係唔係？」他認為一切社會不公，「無論是紅隧塞車，抑或菠蘿包加價」，都是制度下的結果。「普選當然不是萬能，但選舉的價值，就是確保人民當家作主……必須有一個真正普選的機制，先可以確保這個精神能夠deliver到。」

修行需要關心社會，關心社會的人亦需要修行。「特別在現在風高浪急的政治環境下，人很容易變得很沮喪，或是很激烈。」周華山看到當中的隱憂。「如果我帶住憤怒去大叫，我要真普選！」他突然大叫。「無人會buy的，無人會聽到『普選』兩個字，大家只會覺得，華山你有好多情緒喎，他們會彈開的。」

「所以我很渴望『無我抗爭』，如果抗爭是帶住個『我』，帶住『ME、ME、ME』去抗爭，就死架喇，一定同你對立……行不通的。」

周華山繼續苦口婆心。「民主最重要不是個制度，而是生活上的精神，一種互相尊重，對diversity、difference的respect，甚至cherish。」

由1984到2003再到2015，周華山經過了由「超自我」到「無我」的心路歷程。香港社會，同樣走出回歸前的「政治冷感」，變成七一的「還政於民」、雨傘運動的「我要真普選」……下一步如何？

「這一刻我們未必看到政治前景，但只要我們繼續咁去，you never know。」

周華山始終，笑容滿臉。

文／亞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