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學苑人 3】獅子山下，當香港未成為「本土」
吳俊雄，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1979年學苑總編輯。
人生中有歡喜
難免亦常有淚
我哋大家 在獅子山下相遇上
總算是 歡笑多於唏歔《獅子山下》，黃霑填詞
黃霑填詞、顧嘉煇作曲、羅文主唱的《獅子山下》，時至今日，成為了真正的不朽香江名句。議員高官，人人琅琅上口；販夫走卒，個個背誦如流；相信連討論港獨的《學苑》新一代編輯們也同意，這是「港歌」，一首真正屬於香港的歌。
但許多人或許不知道，在這首「港歌」於1979年面世以前，港台劇集《獅子山下》的片頭曲，一直是廣東小調《步步高》。
這支曲子，中國色彩濃厚，又不失跳脫活潑，頗能反映七十年代初期，香港社會的民心所向 — 那時候，所謂的「本土」、「同舟人」、「我哋大家」，根本尚未出現。
更鮮為人知的是，在《步步高》與《獅子山下》之間，原來還有一段短短的、空白的，過渡期。那一年，是1978，劇集的片頭曲，由廣東小調換成了顧嘉煇創作的《獅子山下》純音樂。樂曲一首，只有旋律，沒有歌詞。
「霑叔遲交稿，79年先至填詞落去。」在黃霑書房浸淫多年的吳俊雄，對於這一節故事，自然熟悉。
煇哥筆下，悠揚悅耳的旋律，多少洗掉了《步步高》的中國味。然而，在音符與音符之間，新的香港故事，那一刻尚未成形。
直至1979年。
那一年，霑叔用了五天時間，為《獅子山下》填上「不朽香江名句」。同年，鼻樑上架著一副大黑框眼鏡的吳俊雄，正式上任《學苑》總編輯。
「我想，我們當年就是站在這樣的一個，轉折點。」
是《獅子山下》的轉折點，也是《學苑》以至香港故事的，轉折點。
吳俊雄，筆名梁款，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專研香港流行文化多年，早年緊貼潮流，熱衷追星（曾經為了訪問星爺而買新iPod），近年他說自己「見光即倦」，視線逐漸由台前明星轉到幕後工匠，由潮流尖端轉到歷史轉折。
為此，他走入歌神band房，勾勒少年許冠傑的國文老師（陳耀南）、流行偶像（貓王），對他，以至香港流行文化的深遠影響；為此，他待在黃霑書房八年，執拾遺物，閱讀手稿，重新描繪飛仔黃湛森（又名黃霑）於深水埗桂林街一帶的張狂童年。吳俊雄說，由歷史入手去認識流行文化，比較有層次，一切就看得更加清楚。
我同意他的說法。所以這次訪問，我們照例由歷史轉折、少年時代談起。
不是黃霑，不是許冠傑，而是 — 吳俊雄的少年時代。
1978年，《學苑》編委會候選內閣合照。吳俊雄是右下角第二個。
二十歲的吳俊雄，鼻樑上架著一副大黑框眼鏡
（一）兩股力量
1977年，鼻樑架著大黑框的少年吳俊雄，臉帶靦腆，站在香港大學的大門前。當年的他，只是一個喜歡讀書踢波的尋常中學生，眼鏡灰濛一片，眼前事物，都很模糊。三十多年後，吳俊雄仍戴黑框眼鏡，但鏡片早已變得清澄，一切都看得比較清楚。他發現，當年的懵懂身影背後，原來有兩股力量，正在交戰。
第一股力量，名叫「中國」。
「中五之前都少接觸這些東西，我們是一班打波的人，平時會睇小說，但不會看政治討論。到中六升中七的暑假，要搞一個關於中國的展覽。」當時他對中國毫無認識，只得找來一班華仁老鬼幫手，認識祖國。「慢慢就覺得史實不難理解，但背後的指導思想就一竅不通，於是這班師兄就教我們讀共產黨宣言，讀毛澤東思想，一堆左翼思潮的東西。」少年吳俊雄寫得一手好字，於是被推舉「罰抄」，把共產黨宣言的節錄，用針筆寫在stencil paper上面，然後再拿去印刷。「啲人話我寫字靚，其實是呃我的。」他笑瞇瞇地說。
另一股力量，名叫「香港」。
入大學前的兩三個月，正值暑假，吳俊雄閒來無事，跑去做義工，服務團體是（事後發現）大名鼎鼎的社區組織協會(SOCO)。開工第一天，他跟大隊走到觀塘小販區，當時葉錫恩議員正為小販請命。「結果我第一件job，無情情就是企出去揸咪，幫她做即場傳譯，好震撼。」自此，SOCO風吹在他身上。「落安置區、小販區，同議員見面，搞記者招待會……慢慢都接觸到。」這個廿歲少年，對香港社會，開始有肉緊的感覺。
「所以，入U的時候，有共產黨宣言在背後，亦有觀塘小販區在背後。」
可是，甫進港大，少年吳俊雄其實並不適應。不適，全因當年處於火紅年代尾聲的校園，同樣有兩股力量在對立 — 國粹派堅持「認中」，於是努力謄寫共產黨宣言，矢志為中國說盡好話；社會派不同意，認為香港社會才是當務之急，有識之士必須身體力行，聲援觀塘小販，扶助油麻地艇戶。
「兩班人會組閣，會對run，打正旗號，我是這邊，你是那邊。」新生們一邊苦練誅死敵對派系的仇恨眼神，一邊被學長老鬼們狂摸大腿，「一班前輩坐在你隔離係咁捽係咁捽，physically捽你大脾啦，思想上都會捽你想法。」吳俊雄抿著嘴，笑著說。
在這個「國粹派對社會派」的時代背景下，他步入港大校園，走進《學苑》房。
（二）學苑房的兩件事
當年的《學苑》房，位於港大圖書館旁的學生會大樓。整幢大樓，矮矮的，只有四層高，一層是飯堂，另一層是學生會幹事會、不同的學生會屬會，以及《學苑》的房間。大樓於八十年代尾拆卸並遷至校園西部前，一直是港大學生最愛流連的地方。「現在（港大）地鐵站那幅百年歷史的牆，都影到那幢building。」
吳俊雄最記得的，當然是學苑房。「間房大過現在swire（學苑房現址）那一間，房裡有個大窗，一打開可以望到走廊，出面有同學行來行去，我們就在裡面寫文。」關於這扇窗，吳俊雄還記起兩件事。
第一件，其實他不想記起。記起的，其實是趙來發。
到了七十年末期，經歷了多年高度政治化，愈來愈多學生對學生刊物的內容取向看法分歧 — 其實是不滿，在1979年在吳俊雄當總編輯的一年，常有學生把新出版的刊物擲回編輯部辦公室，以示對艱深的政治文章的抗議。
— 趙來發（已故文化人，80年《學苑》副總編輯）
《如果情色版事件在港大發生 》
「當時他（趙）就坐在窗邊，有同學一疊《學苑》咁扔回來，霍一聲，飛入來。」吳俊雄繪聲繪影，臉上又有幾分無辜。「都幾慘架，發生了這件事。我們辦報都想同學歡迎嘛，上莊時的口號都是『胸懷三千同學』。」結果同學卻以行動回應。
吳俊雄任總編輯的那十期《學苑》，我翻看過很多次。裡面的文章，用詞艱澀，理論繁多，篇篇大件頭。所以老實說，當年同學的心情，我完全明白。
總編輯竟也點頭同意。「有些重頭文章，例如學術版那些，就真是睇唔明……依家睇返都睇唔明。」他莞爾一笑。「今日唔敢睇返啦，覺得有些文章有種patronizing的語氣。」真的不看？「面紅囉，小時候做的東西，荒唐的事。」
放心，吳俊雄口中的荒唐，完全不是大家所想那回事。
那頂多是思想上的荒唐。「我們那屆提出一個最新的口號，叫『文化批判』。成個背景好馬克思主義，覺得社會表面昇平，裡面陰毒。」於是這班學生矢志批判「散播」陰毒的，意識形態。「有些理論工具，例如符號學，當年好興。我們完全唔識的，咁就抄哂啲嘢落去，批判流行文化。」
文化批判不過就是針對日常的文化意識、價值觀的問題，加以重新估量和審定。要追溯人們自己價值觀的根源，很可能是未經理性分析，仔細的反省而接納了，許多人為的現實卻被接受成為天然的、和絕對的，嚴重地阻礙人們的思考。
— 吳俊雄閣《再談「我們的話」》1979年1月《學苑》
結果當年的《學苑》文章，大部分思想左傾，不是「阿爾圖塞爾(Louis Althusser)的意識形態理論」，就是「馬古沙(Herbert Marcuse)如何打救世人」。
「完全脫離同學囉。因為文化批判好衰的，表面上就是流行文化，好接近民間脈搏的東西。但因為你要批判呢，少不免有點高高在上，我知你唔知，我見到你見唔到，所以等我話比你聽啦。」吳俊雄有點面紅。「普通同學睇到，唓！你有咩咁大把啫，捱唔住。」因此同學們善用窗口，反映民意，其實並不出奇。
這多少反映，《學苑》其實一直不是港大學生的好朋友，吳俊雄那代人的左翼思潮如是，梁繼平那代人的香港民族論也如是。「香港大學的學生都不是在想這些東西囉。（學苑）走得比較前，用一些比較認真的方法，寫出來。脫離群眾囉，但是一件好事來的。」吳俊雄比較兩代人，有此反思。
你可以取笑吳俊雄那一代《學苑》人讀死書，但又不得不承認，他們確實是一班真材實料的讀書人。吳俊雄在學苑房的另一記憶，正與「讀書」有關。
「最記得大家真是會拗嘢。拗之前的片段其實仲得意，三、四個人坐在房間無聲，面前都有本馬古沙的《一度空間人》(One-Dimensional Man)，不停間書。」吳俊雄一邊回憶，一邊大笑。「寂靜兩個鐘頭之後，大家就開始拗，『馬古沙呢套嘢在香港掂唔掂架？』」之後仲相約去訂書，當時好癲的……癲起來，香港（左翼思想）的書已經比我們睇哂喇，HKU bookstore同Swindon都唔得的，就向當時好紅的英國New Left Review……有個book club叫Verso，成個catalogue剔到滿哂。」
過一陣子，郵局就把這些書，裹成人一般大的郵包，扔進學苑房。「大家就好似聖誕節boxing day咁，嘩，馬古沙續集，嘩，阿當勞(Theodor W. Adorno)，好開心。跟住又寂靜三個鐘頭，不停間書。」吳俊雄雙眼發光，打趣道，「那些場面，係幾感人。」
「荒唐」和「感人」，就是當年學苑房的兩個標記。
學苑房的封塵記憶，事隔近四十年，吳俊雄仍然如數家珍。原因很簡單，當年的他，確實以此為家。
「那年基本上沒怎樣上堂，tutorial逢二進一，有一科到考試時去到門口，被老師捉住，『你係邊位，來代考架？』」吳俊雄笑得尷尬。「先生開的書單讀唔切，唯有拎自己睇開的阿爾圖塞爾頂住先。幸好我讀社會學，平日專題版、學術版的東西，都用得著。」讀書人始終是讀書人，同樣過關。「但就真是瞓身，差不多每日瞓醒就去學苑，夜晚就返屋企。」
（三）一九七九，轉向
回想最初，吳俊雄之所以入《學苑》，同樣因為那一股讀書風氣。
他自認「書蟲」，進大學時對能讓他「臭味相投」的學會，情有獨鍾，「例如是經已作古的現代思潮學會。」結果他在這學會認識了幾個有份辦《學苑》的師兄，後來再參加《學苑》迎新的沙灘BBQ，「覺得幾啱feel，班人除了燒嘢食，都會講理論。」於是身為新生的他，正式加入，先於「陸乃明閣」當專題版編輯，一年後自組「吳俊雄閣」，擔任總編輯。
1977 梁泰康
1978 陸乃明
1979 吳俊雄
1980 呂大樂— 《學苑》歷任總編輯
怎樣的總編輯，就有怎樣的《學苑》。吳俊雄記得他前任兩位總編的脾性，更記得那幾屆的《學苑》，正在經歷怎樣的轉變。
「梁泰康莊比較多中國嘢，同當時的氣氛都有點關係……」他開始回憶。
「而陸乃明本身是一個『好香港』的人，不是那些熟讀中國歷史，一講就講三個鐘的人。」那一屆的編輯，大多對中國缺乏認識，因此根本無能力像學長一樣，從容探討大陸議題，立場亦因而被此前幾屆偏離中國，趨近香港。「我想我們有少少變，開始對香港事務關心比較多，可能大家都是由小販區行出來。」跟陸乃明一莊人共事過的吳俊雄，依然記憶猶新。
到1979年，他正式接了陸乃明的棒，上任總編輯。這個「中國 — 香港」轉向，開始愈來愈明顯。
先由「中國」談起。
（四）解不開的情意結
在國內不斷變動的前題下，在香港盲目的愛國、先設地否定香港社會制度，肯定國內社會建設，而不去探討兩者的社會本質，客觀上只構成一個麻醉作用，消極地馴服在現存香港的體制當中，真正的愛國意識也會被窒息而無從發展。所以學苑在加強認中的方向上，應要避免重犯這些錯誤。
— 吳俊雄閣《再談「我們的話」》1979年1月《學苑》
吳俊雄記得，他那一代人，對中國始終有種情意結。他任內的第一篇「社論」，大字標題「正確評價文革和毛澤東」，文章首句就是：「作為中國的一分子，我們都希望國家能夠富強壯大。」放在今天的大學校園，恐怕已被人打上「親共」標籤。
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這番舉動，已經算得上十分進步。畢竟，1976年的《學苑》封面，還是這樣的：
和這樣的：
吳俊雄則走了另一條路線。「有少少秉承了社會派那種看法，今日就會叫做『民主回歸』，即是對中國不會全盤否定。事後睇返，成班編輯其實都係廣義地愛國，譬如他們一有機會去旅行呢，會返鄉下、返大陸，一定唔會去歐洲。」除了因為窮，更因情意結作祟。「覺得人既然要旅行，梗係睇下黃河係點先啦！」
這份情緒，不是很矛盾嗎？我問吳俊雄。他笑一笑，然後搬出時任《學苑》專題版編輯呂大樂的親身經歷。
「呂大樂在學苑房差不多每日都講架喇，毛澤東過身那陣子，他曾經去過中國銀行門口憑弔，跟住人龍在旁觀，但一路睇一路睇，就覺得自己毫無感覺。」理性上，那代人覺得中國是「一件事」，「但其實又無人家口中的感覺，咩『見到毛澤東你會喊』，吓？真係唔喊喎，覺得好悶咋喎。」既關心又懷疑，對於中國，那一代大學生就抱持著，這樣的一份心情。
所以才有「正確評價文革和毛澤東」這種現在看來頗為「大中華膠」的路線。「毛澤東都死了，四人幫又倒了台，文革咁大件事，是否可以重新評價？可不可以挖返一些不好的東西出來講呢？但態度，就不是今日（大學生）呢隻囉，咩『中共係妖魔』，不是這種。」
怎樣不同？「抗拒的想法或者程度都有些不同。我們not so much係抗拒，反而是質疑的成分比較多，同埋大體上覺得，香港是中國一部分，政治命運擺脫不了，不可能行開，文化上甚至覺得要積極認識返中國。」吳俊雄強調，當年不是「抗拒」，而是「質疑」、「批判」，甚至「認識」。而今天的學生，「就算會『認識』，都是因為想睇吓怎樣更好地抗拒，主流個情緒都係咁。」
（五）本土意識未來臨
質疑中國，同時開始肉緊香港。
吳俊雄任內首期專題，叫DISCO MANIA，針對的，是當時香港社會的流行現象。「當時大家一齊舉手話，『我一定批判disco架，落去跳場舞先寫啦！」吳俊雄形容，當年血氣方剛的學苑編輯們，都喜歡這些貼身的本土題材。
此後，就連在學苑房出入的學生，也逐漸變得「香港」：「以往多些穿拖鞋，甚至唔著鞋，鬚又唔剃的同學，在學苑房流連。由我們那屆開始，多了『四正』少少的人，趙來發咁樣，好靚仔，好有活力的。」
這份「香港意識」的出現，既因為它貼近生活，亦源於這班呂大樂口中的第二代香港人，逐漸視香港為家。「當年是香港開始入黃金期的時候，麥理浩十年計劃的尾聲，公屋起咗喇，九年免費計劃剛剛來，反貪污捉葛柏之後廉署成立喇……一些好大的問題，你發現政府原來不是搞唔掂。」當然編輯們仍有很多的質疑。「依然有好多問題，始終覺得它是殖民地、殖民政府。」但終究是錦上添花式的評論。
慢慢在大學生群體散開的這股香港意識，跟今天的本土主義、民族論，甚至港獨論，不是有點相似嗎？我問吳俊雄。
他不同意。「當年我們沒有本土的概念，對眼前的香港事覺得肉緊、得意，於是入去批判或者欣賞，但就無包起成件事叫做『香港本土』，你可以叫佢做生活事、社會事，都得。」吳俊雄舉出同事江紹棋博士的同志研究：「50至70年代有同志運動，但是無『同志』個名，無這個label呢，你就不會將同志做的十件事加在一起。」同樣地，當年香港社會沒有「本土」標籤，「唔會將小販、房屋、電視劇加加埋埋一齊，話這個叫『本土香港的全部』。」
1978、1979年的香港，尚未成為「本土」。
「《獅子山下》首歌都未改，今日大家膾炙人口的羅文版本都未唱。」那時候的獅子山下，只有橫頭墈、老虎岩等徒置大廈，沒有「同舟人」、「我哋大家」、「不朽香江名句」，更沒有「我要真普選」的黃色直幅。
只有顧嘉煇的悠揚旋律。
「我們當年就是站在這樣的一個，轉折點。」吳俊雄像想通了什麼。
「我們由《步步高》行去純音樂，再去真是articulate到某種獅子山下的說法，其實只是三年間的事，我們剛剛站在那三年，陸乃明係小調，我就係煇哥的旋律，到呂大樂就真係『煇黃合璧』。」到82年香港前途問題被擺上談判桌，「慢慢有一種香港versus中國，命運是點樣點樣，那時『本土』先至形成，個label先形成。」
面對「本土」，兩代人的取態亦有所分別。
「譬如我當年廿歲，面對慢慢出現的『本土』，其實不太知是什麼來的，好含糊的一種感覺。」吳俊雄說。「今日的廿歲仔見到『本土』這個字，自動可以彈出三十條對『本土』的分析、想法，要什麼不要什麼，自覺好多。」
（六）繼任人
吳俊雄在《學苑》的繼任人，是呂大樂和趙來發。「兩個其實都是城市觀察者，平日唔讀書就會出旺角女人街睇招牌，然後樂此不疲地回來講返。」吳俊雄掛念趙來發。「他張張刀都利，畫畫又叻，同他傾計傾一日都傾唔完。但他很少講中國，很少講四個現代化、鄧小平，好多講招牌、漫畫的筆法。」至於呂大樂，眾所周知，鍾情觀察香港社會。
兩人接任後，《學苑》的「本土化」於是來得更徹底。
「成個版面都很不同，好年青、好城市。題材都是香港入面微觀的事，以小講大……那種氣氛好強，真是（加強）對香港的探討、認識。」吳俊雄說。
事實上，連呂大樂自己，近年也曾回顧那一段《學苑》歷史（以及懷念趙來發的離去）。
上莊之前，我跟「發仔」詳談過要搞一份怎樣的學生報。當時的結論是從本土社會出發（所以誓死在5 月號不搞「五四運動」專題）、具備可讀性的學生雜誌……他（趙來發）在最後一期合刊裏寫了一篇 2萬字的〈太平之龜：香港1841-1980〉，香港百多年的歷史，娓娓道來。時為80 年代初，社會大眾對本土社會、歷史、文化的注意仍然十分有限。他能夠寫出那兩篇很有氣勢的文章，殊不簡單。
— 呂大樂《那年，1978》刊於《明報》2009-01-19
現在重新翻開那一年《學苑》，會發現這種「香港人盤點香港事」的取向，甚是明顯。而這一年的編採路向，同樣奠定了八十年代下來的《學苑》風格。
獅子山下的香港故事，由此開始。
（七）轉折後，巨輪流轉
時代巨輪繼續轉。
1981年，吳俊雄於港大社會學系畢業，選擇留校讀碩士，研究題目竟然棄香港，取中國，做The labour process and worker participation in China，「認認真真做學術的時候，唔會做香港的電視囉，而是義正詞嚴，研究中國工人當家作主。」吳俊雄回想。「想處理中國前途問題，多過諗香港九七時會點。」
初衷偉大，但過程處處碰壁。吳俊雄帶著美好的期盼北上神州，卻發現祖國不如他所想般自由，「以前覺得會做到一些事，那次是第一次覺得，原來在中國，有些事是做不了。」之後他遠赴英國讀博士，然後回港教書，做研究。自此，再無提及「內地」，反而愈發「本土」，苦心鑽研普及文化，報答大眾媒體奶水，跟叮噹、木村拓哉、周星馳、許冠傑、黃霑交朋友，直到今天。
正當吳俊雄北上大陸工廠，研究「中國前途問題」之時，戴卓爾夫人就在人民大會堂外跌了一跤，「香港前途問題」正式被擺上官方議事桌，以及百姓茶几上。
當年，就連黃霑 — 這個看起來只懂風花雪月的「fussy佬」 — 那一兩年也開始在報章專欄有意識地、全天候地談中英聯合聲明，評論民主政制。這是黃霑書房主理人吳俊雄近年翻揭舊報紙的發現。
之後的事，我們都心知肚明。香港社會的歷史軸線，刻上一個又一個轉折點：聯合聲明，八九六四，九七回歸，零三七一。時代巨輪轉完又轉。
《獅子山下》一曲同樣歷經轉折，由電視機喇叭傳出的家傳戶曉主題曲，變成官員離地唱出的「不朽香江名句」，最後傳入夏愨道街頭，萬人合唱，黑衣人誓相隨，無畏更無懼。
（八）二零一五，香港
《學苑》同樣走過蜿蜒曲折的路。告別火紅七十和香港八十，它開始跌跌宕宕，陷入低潮，直至最近幾年。
就連平日在港大校園行走的吳俊雄，幾乎也忘掉這刊物，「有段時間好像在有出與無出之間，看起來不是太認真去搞份報紙，是有點洩氣。」這位大師兄慨嘆。
直至這一兩年，情況有變。「你真的要sit up，似樣喎。文章大件頭，紮實咗，有紋有路。」吳俊雄不盡同意所有觀點。「但在公在私都要睇啦，譬如我上堂還在教這些東西。他們用的參考資料，我們教書都不夠他看得快。我有時見到，呀，呢個參考都幾好喎，可以用在Nationalism那一堂。」他欣賞他們的認真。
以及自覺。「我記得以前我們就是將書搬落去（文章），通常八成係書（的理論），兩成講香港。」著吳俊雄比較兩代人的寫作。「他們現在第一件事就是眼前發生了一些事，要想想怎樣分析，『遇到這難題可不可以借Hobsbawn來幫幫手』，個出發點有點不同。」上一代探討理論，這代人借助理論來表達觀點。
「還有，他們的社會感好強。好多東西都是從運動裡面反彈回來，好lively，不是閉門造車。」吳俊雄那代人，處於火紅年代的尾聲，參與過的社會運動，不是金禧事件，就是艇戶事件，不算大事。「但這一兩年的香港，每日都是急風驟雨，無論是在街上佔領，抑或在傳媒上旁觀……in movement的感覺都比當時（七十年代）的文章強。」
亦因如此，梁振英才會出手（或口），抨撃《學苑》，殺一儆百。
作為《學苑》大師兄，吳俊雄心情如何？我追問。結果，他沉默了許久。
然後徐徐吐出一組又一組詞語：「奇怪啦，唔贊成啦，過分啦……」然後又是沉默。
「事後睇返一連串的東西，真是好像寫了劇本一樣，政府是有心做這件事，這個（整頓學苑）是第一步，第二步對陳文敏，第三步是什麼，就不知道。」
他沮喪。
「道理只是很簡單，《學苑》一班脫離群眾的同學去討論一個題目，無論如何都不至於被批評囉，尤其是施政報告。這件事出哂位，但個政治形勢就係咁。大家可以赤膊上陣，一些所謂潛在的規矩都不用理，什麼叫得體，什麼叫適合，都不理……這只是一種鬥爭策略底下發生的事。」
「唔鍾意見到咁。」這一句，吳俊雄說得最為斬釘截鐵。
是黃霑桌面，也是吳俊雄桌面。（出自ReadIt 悅閱 facebook ）
（九）尾聲，我們想起霑叔
訪問尾聲，因為獅子山下，我們又談起黃霑。
吳俊雄跟黃霑亦師亦友，霑叔生前在港大讀博士，專程旁聽吳俊雄的「香港普及文化」學科，還堅持坐第一排，不時舉手發問。課堂以外，二人不時聚首，到飯堂吃雞翼，黃霑請教吳博士文化理論，吳俊雄從霑叔口中得知香港流行文化工業的種種。
直至黃霑零四年去世。吳俊雄受黃家所託，走入書房，結果發現寶藏、黑盒，還有一個事實 — 原來黃霑也當過《學苑》編輯，時為1961年。
你之前沒有跟他相認嗎？我禁不住問。
「對住張相講囉。」他苦笑。「原來大家都係《學苑》的。」眼神裡，好像有幾分遺憾。
然後，我把視線移向吳俊雄的書桌，桌面是一塊玻璃，裡面夾著黃霑書桌的top-shot相片。乍看來，不同時空的兩張書桌，彷彿合而為一。
獅子山下的香港故事注定在轉，但一代與一代學苑人之間，隱約有種精神，在傳承。
黃霑到吳俊雄如是，第二代人到被時代選中的這一代，也如是。
黃霑。
文／亞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