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學苑人 6】民族自決 不如推翻中共

程翔覺得，自己和這一代之間，隔著難以踰越的思想鴻溝。

於是一坐下，他就說，「我怕我不符合你們的主旋律喎。」

原來，他剛讀過我們訪問《學苑》2013年總編輯梁繼平那一篇 — 〈香港人的最後武器〉，覺得裡面的想法，跟自己素來信奉那一套，南轅北轍。

我連忙解釋，「五代學苑人」專題從來沒有既定的主旋律。即使身處同一間學苑房，每一代人，都因應時代，奏出截然不同的旋律。由梁繼平到袁易天，周華山到吳俊雄，一直如是。

程翔微微點頭。「咁我睇下講到幾多啦……」但他同時強調，在那代人之中，自己是異類，想法未必太有代表性。

我明白他的意思。翻開他在學那幾年《學苑》，編輯名單盡是現在的建制派人士，劉迺強，馮可強，陳文鴻、宋恩榮、關品方、紀文鳳……不是根正苗紅，就是走上迥然不同的康莊大道。

唯有程翔，從不否認自己愛國。但同時亦從不吝嗇，他對共產黨的恨。

他眼中，兩者並無矛盾。「正因為我對中國感情深，所以我先要批評共產黨。現在到它執政，而國民有權利去監督執政黨做得好唔好。」

所以他才無法理解這代人的《香港民族論》。

「你話，因為共產黨政策錯誤，個制度壓迫人民，所以不做中國人，要同中國切割，我覺得唔make sense囉。」他直截了當。

「因為你七千萬個廢柴黨員，令到我要放棄這個我有份的國家，我覺得唔make sense囉！」

1972年《學苑》編委會名單。

訪問當日，天氣又轉涼了，街上吹起凜冽寒風。程翔穿得有點單薄，捲起衣袖的恤衫、灰色的毛冷背心，外頭披著一件薄薄的風褸。傾談期間，我們換了好幾次位置，都是因為冷氣太猛，吹得他有點不舒服。

程翔年紀不輕了。他1969年進港大讀書，1972年擔任《學苑》副總編輯，1973年畢業，一年後到《文匯報》當記者……都是四十多年的事了。他口中的好些大學用語，譬如是「拉記」（即圖書館）、「so-get」（即social gathering），今日的大學生，都聽不懂了。

當然，現在的年輕人也無法理解，程翔和他那一代，當年為何會這樣思考的。

學苑為什麼要鼓吹認識中國？理由很簡單，因為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但大家對自己的祖國都不認識，不了解。不但不了解不認識，甚至還抱有無謂的疑惑和無名的恐懼。二十多年來，我們都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欺騙了，他們透過種種宣傳工具，造成一種無形的政治壓力，使我們不敢公開談論祖國的事，不敢對祖國表示自己的熱情，甚至不敢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這是多麼羞恥的事哩！

— 《學苑》社論．20/05/1972

顯然，程翔那一代人，跟中國走得很近，而又甘之若飴。翻開他任副總編輯的1972年《學苑》，第一期封面是「祖國行」，第二、三期是「認識中國」，第六期是「從中國婦女解放談起」，第七、八期是「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總之就是中國、中國、中國。

對於當年《學苑》的親中取態，程翔沒有否認。「你要認識國家，一定要認識佢點諗嘢，即是佢的意識形態。我們比較多介紹內地一些好新、好得意的觀念，譬如『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這些term呢，聽起來好啱囉，當時亦無太多的經驗去睇出這些口號背後，存在什麼問題。」

但對新一代人來說，最大的問題恐怕也是最基本的 — 為什麼要認識國家？

1972年第二期《學苑》。

他愛中國

因為對程翔而言，「認識國家」跟「關心社會」，根本從來都是同一個概念。

他自中學時期開始關心社會。那個年代，沒有實質的政治活動、社會運動，青年關心時事，通常有兩種途徑。一是參加文社，發表文章，議論時政。「《中國學生周報》代表右派，《青年樂園》就代表左派的，這兩份，我都經常去睇的。」

另一途徑，名叫「修橋補路」。「六十年代，中國大陸搞緊大躍進，餓死好多人，大量內地的人走難來香港，完全無依無靠。他們好多都是農民，來到香港，在木屋區呀，棚戶、艇戶安頓下來。有的去了新界settle down呢，就開發新的農村，他們完全無means㗎。」於是當年不少有社會意識的青年人，組織社會服務隊、工作營，「真的幫他們修橋補路，起碼頭呀，so as 他們可以改善交通。」程翔參加了好幾次。

早在1961年《學苑》，而有文章談「修橋補路」。這一篇的作者，是當年《學苑》中文版總編輯黃湛森，亦即黃霑。

如情此景，今年的年輕人恐怕很難想像。「對比今時今日，香港青年人對大陸來的人呢，是喊出『蝗蟲，返番去！』程翔感慨。

「當年他們就是下來佔資源呀，上面無得食無得住咁來香港，我們是很voluntarily地幫他們修橋補路，完全沒那種排斥的心理，完全無呀。」那些年，香港人很自覺地扶助內地同胞，甚至主動把物資運上去，給親朋戚友。「大熱天時過關，著哂冷衫呀，褸呀，幾條褲呀，為什麼？就是返到去，可以逐件逐件剝下來，比親朋戚友。大熱天時喎，戇居居喎。」

「當時無這種……第二個民族的概念。」程翔苦笑。「老實講，大家都是中國人，同胞有難，大家就義無反顧去支援。」

他強調，是中國人，不是香港人。

「我們那個年代的香港人呢，無人query自己中國人身分，無。」他用1968年出版的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作例子，「（書名）好貼切形容當時香港人的心態，因為絕大部分的人都是走難而來，本土的population，即日本侵華前已經是香港原居民的人，其實甚少。」程翔托一托眼鏡。「無人會特別differentiate香港人、中國人。」所謂的香港身分、本土意識，要到七十年代中期開始，才在社會慢慢浮現。

當年大學生的民族意識，既有社會背景，又受政治大事牽動。

譬如1971年的保釣運動，「你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的話，就不會有保釣。」當年七月七日，學聯在維園發起示威，最後演變成嚴重衝突，大批警察揮動警棍，驅散示威者。「大家的民族意識當然是好強，（覺得）中國要強大。」程翔說。

同年七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冰封多年的中美關係起了變化。少年程翔當年極其震撼，「你自然要問好多問題，為何美國佬封鎖咁多年都係唔掂，最後要同中國握手？」民族主義自然湧現。「作為中國人，你條氣會順啲，這方面是中國的成就嘛。」

還有1972年1月的港大學生會訪京團。當年中國實施鎖國政策，香港人無法踏足神州大地，對上面的一切卻又很好奇。「（那次是）1949年以來第一個學生會的訪京團，他們回來後，當然會講好多嘢、觀感呀。」因此，當年《學苑》就用了多頁篇幅，鉅細無遺地呈現訪京同學的所見所聞，甚至是新奇發現。「譬如針刺麻醉，好令人震驚喎，活生生的人，劏開個肚，還可以同你傾計。這些東西你不能不服，是共產黨統治下的一些成就。」四十年後，這些細節，程翔彷彿歷歷在目。

在民族主義以外，那一代人關心祖國的原因，也在於希望摸索香港的未來。「雖然那時是英國佬管，但大家都明白，水是她（中國）俾你的，食物又是她供應的，她可以操控你的命運嘛，所以大家自不然去關注。」當年尚未出現回歸問題，但大家已有心理準備。「所以你關心社會呢，一定要認識中國，否則完全切割，不去了解以後影響香港社會最大的未知因素，點得呢？」

因此，程翔那一代人，才熱衷將不能分割的「認中關社」，掛在口邊。

「我知，對你們這些新一代來說，我這些人，就是『（大）中華膠』。」他自嘲，然後露出一記苦澀的笑容。

港大學生會訪京團回港後，《學苑》用大篇幅寫他們的所見所聞。

他恨中共

自嘲，因為他深知自己的「大中華膠」思想，今天很難受年輕人所認同。但即便是當年，在同代人中間，程翔同樣是異類。

原因很簡單：他愛中國，但對於共產黨，他有很大很大的戒心。

這份戒心，要由1967年說起。當年左派暴動，仍在讀中學的程翔，最初對工人予以同情，到後來左派訴諸暴力，燒死林彬，炸死無辜學生，他開始起了疑問。「慢慢開始睇到香港的暴動同大陸有關。」

這並非無的放矢，而是程翔親眼所見而得出的觀感。

當年他在港大對面的聖保羅書院讀書，每天放學，都路經西環海皮，不時目睹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水警經常撈一些浮屍上來，那些浮屍，都是五花大綁的。」雙手向後反屈，腳向上屈，手腳縛在一起，明顯就是活生生地被扔進大海，溺死，然後屍體就飄到香港。「你諗下，當時我中四，一個?仔見到這個場面，會思考好多問題，點解咁殘忍呢，然後你會馬上聯繫到香港的暴動，燒死人呀。」

少年程翔於是得出結論，共產黨、文化大革命，都未必是大家所想那一回事。

兩年後，中共召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當年程翔讀中六，看到中共九大的黨章列明林彪是接班人，深覺這個政黨很有問題。「一個正常的機構、社團，或者政黨，無理由列明某某人是接班人嘛！」程翔形容，這是他的小小gut feeling。「有一種好直覺的是非感，覺得這樣做是錯的，個政黨一定有好嚴重的問題。」果然到了1971年，林彪就「被墜機身亡」。

程翔對共產黨的戒心，再次得到印證。

但因為愛國，他始終沒放棄這個國家。大學畢業後，他先教了一年書，然後開始到《文匯報》當記者。1981年起，他長駐北京，對於共產黨，對於中國，開始有更深刻的感受。

「駐京之後，對共產黨我是更加負面的，因為近距離接觸嘛，睇到它體制上好多潛在的問題。」但他從沒動搖，沒想過離開。「因為當時的中國處於文革之後最自由的年代，儘管你睇到好多問題，但你睇到希望。鄧小平出來，又話我們要搞政治改革喎，到下一個世紀2050年前後，我們中國都可以搞普選喎。」程翔雙眼發光。「連領導人都睇到問題，願意去改吖。」當時的他是這樣想的。

直到八九六四，「發覺唔係改的，得個講字。咁就從此切割。」同年他毅然辭去《文匯報》的工作。「我的忠誠是對中國人民，不是對共產黨，從來沒有含糊過。六四後我對人民的情不變，但對共產黨不再姑息，我會以嚴厲批評的態度對它。」

共產黨對他也很嚴厲。2005年，他被指干犯間諜罪而被捕，在大陸受了近三年的牢獄之苦。

愛國，但要坐牢。

1971年某期《學苑》的社論。

你的民族，我的民族

那你對中國的感情有變過嗎？我追問。

「無。」程翔搖頭。「正因為我對中國感情深，所以我先要批評共產黨。現在到它執政，而國民有權利去監督執政黨做得好唔好。」他的偶像是主張「愛國不等於愛朝廷」的梁啟超。「用今日的說話來說，就是愛國不等於要愛黨。因為朝廷就是要manage國家，朝廷不對，你可以批評佢，直到採取暴力手段推翻佢。」

偏偏北京最愛將「愛國愛黨」混為一談。「我成日都同人拗，反共不等同反華，你共產黨憑什麼等同成個國家呢？」程翔認為，現在的年輕人，偶爾也犯了這個毛病。「共產黨從壞的方面將黨等同國家，我們從另一方面亦都將黨和國家等同，因為共產黨唔好，所以中國我都唔要。咁……錯誤不就跟共產黨一模一樣？」

我們順理成章，談到《香港民族論》。

程翔當然有讀過這本著作。他認為，整套理論的核心思想，不在於「民族自決」，而在於「高度自治」。這一點，他同意。

但書中將香港人視為民族的觀點，他當然無法接受。

「民族可以有好多definition，用social或其他東西去differentiate，但你不能夠否認，最根本的differentiation，是血緣。老實說，我們同中國大陸的人basically都是同一個血緣的群體。夾硬去deny這件事，我覺得……佢需要多點思考囉。」程翔沉默了好一會才回答。

他認為，過度強調統一性，是中共管治的核心錯誤，「無端端去製造中央同地方的矛盾，這樣造成離心力。嚴格來說，（地方有離心）是中共製造出來的。」但最重要的問題卻在於，我們如何回應。

「你問我，對我來說，推翻中共呢，個正當性就強過，因為中共唔妥，搞到中國唔妥，所以我同中國切割。因為你七千萬黨員做壞事，令到我要declare我同中國無關係？唔make sense囉我覺得。」他真心不能理解。

「你有膽就立下宏願，要消滅共產黨。消滅共產黨，so as為中國建立一個更好的執政集團，更好的制度，我可以接受，但你話，因為共產黨政策錯誤，個制度壓迫人民，所以不做中國人，要同中國切割，我覺得唔make sense囉。」

「所以我，點講呢……」他吃力地思考。「我同新一代的青年，有好多的……思想鴻溝。」

我努力點頭，於是程翔繼續說。「我不是想教唆他們這樣做（推翻中共），而是，我覺得這樣先至是對民族負責任的做法。如果你睇到共產黨咁（壞），我獨善其身，我獨立就可以不受你影響啦，非但政治上不可能，道德上我覺得都成問題。同埋，我真的覺得唔make sense囉。」

他重覆了許多遍，「唔make sense」。

「你明不明我意思呀？因為你七千萬廢柴黨員，壟斷了國家權力，造成生靈塗炭，因為一小撮人的政策失誤，令到我要放棄這個我有份的國家，我覺得唔make sense囉。」

我當然明白。但對這一代人來說，程翔的說法也未必make sense — 因為他們根本對中國沒感情，不但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更不認為這個國家我有份。

程翔嘆了深深的一口氣。

「唉，說到底，文字、語言、傳統……你鍾意好，唔鍾意好，這些都將你跟大的群體bind在一齊㗎嘛，你可以好唔鍾意這個群體，你見到他們，視之為蝗蟲。」他再倒抽一口氣。「但你……你感情上、理性上，能不能夠因此就出去講，我唔係中國人吖。我就覺得……」他止住了話。

「唔知呢，可能他們覺得，叫『我係香港人』就會理直氣壯，叫『我係中國人』就好彆扭。」我大力點頭。

他苦笑回應，「哈哈，我唔知喇……」

1972年《學苑》的招募啟事。

兩代編輯，一個敵人

訪問後，我們一同步往現在的學苑房，打算拿《學苑》的六十周年特刊（結果發現未印好）。

路上我問程翔，是否還記得當年學苑房的模樣。

「唔記得喇。」畢竟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他只記得當年沒什麼人有興趣做《學苑》，「傾得投契就join㗎喇，你表現得積極一點，自然有人叫你揹莊㗎啦。」這，就是少年程翔當上副總編的原因。

當年，沒太多人願意為《學苑》工作，就連讀者，同樣不多。「影響力，講真不是太多。你白紙黑字record低那個時期的思想，六十年後睇返，你會覺得好重要，但當時來講，無人騷㗎。」但這並不代表它不重要。「它的重要性在於record低這段期間，學生一些尖銳的思想。」

程翔那一代人記錄的，是香港社會作為borrowed place的最後時刻，以及當年大學生的中國民族意識；這一代人記下的，則是在中共壓迫下，香港年輕人牽起的自決思潮。兩代人，或許基於社會背景、身分認同的差別，而有不一樣的思潮，但不容否認的是，他們所作出的記錄，都給香港歷史留下了重要的一筆。

＊    ＊    ＊

終於走到了太古樓二樓。應門的，是今屆總編輯劉以正。看見眼前人，他明顯有點錯愕。「你係……程翔先生？」問得戰戰競競。

程翔微微點頭，然後問他拿了最受爭議的兩期《學苑》（《香港民主獨立》、《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回家細閱。

「任何社會裡，學生的思想都是最激進、最前衛的。如果學生都出不到前衛的思想呢，咁個社會就無希望。所以縱使我不一定同意那些觀點，但我不會去責備佢地囉。我亦都會理解他們為何會產生這些觀點，因為，說到底，導致大家有這些諗法，錯誤的，不是學生。」

程翔說起來，從沒一絲猶豫。

「錯誤的，是共產黨的執政。」

來自北方的寒風依然凜洌，但程翔的身影，巍峨依然。

文／亞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