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學苑人 2】六四那夜，他病了
1989 年 6 月 4 日後發刊的首份《學苑》題為「駐足篇」，卷首編者話由一個署名「袁家利」的人撰寫。他是當年《學苑》的副總編輯。
26 年後，這代大學生如今多已不知「袁家利」是誰。屈指一算，1989 年他們還未出生。對於這件夢魘一般的事，這代人只能透過前人述說去了解。負責出版《學苑六十》的袁源隆在翻看「駐足篇」之際，本以為會讀到許多用血淚寫下的悲慟文字，結果卻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幾乎沒有。之後幾年的《學苑》也是。除了寥寥數筆或偶有提及之外，幾乎沒有關於六四的長篇論述與反思。
「我看的時候特別缺乏時代感，好像六四沒有發生過一樣。」袁源隆說。
或許是當時的學生太過傷痛，反應不過來吧，他如是想。後來袁源隆始從潘小濤（1992 年編輯）口中得知，1989 後大量學生轉向犬儒，不理時政，因此《學苑》才會缺乏對六四的深究。
袁家利在「駐足篇」寫的編者話題為「行行重行行」，內容是檢討《學苑》出版狀況。旁邊配一張正方形的照片，上面有一個女人和一個孩子，他們在微笑，看來笑得非常開心。Caption 是：「請大家幫都幫幫忙，多投稿啦！」隻字未提六四。
袁家利的筆名，叫易天。
＊ ＊ ＊
沒有很多人知道袁家利，卻大家都認得袁易天。他是香港少數資深農夫之一，18 年來提倡有機耕作，現在是馬寶寶社區農場成員及導師，就在上水馬屎埔村居住。我有一個朋友是他徒弟，尊稱他師父，因此我也叫袁易天「師父」。
訪問那天，師父一如以往起得很早。我推門進農場卻不見他，只聽到噹啷噹啷的聲響，原來他正在廚房煮麵。
他身穿一件襯衣，一條布褲，外面掛一件綠色大褸，沒有多餘的修飾，好像農夫就該這樣，一派樸實氣。
但是在 1989 那年，他在《學苑》 soc 房過的可說是不無荒唐的生活。許多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會與野狗展開一場場追逐戰，然後逃到《學苑》 soc 房樓下。「方樹泉文娛中心」的大門早已鎖住，他就自 soc 房破爛的窗戶攀爬而入，徹夜與莊友談哲學、批判自己、批判社會、貼版植字，一邊抽煙一邊寫作。
當然也經常喝酒，而且喝醉，喝醉了就吐，吐完就睡。
袁易天不得不喝酒，因為他失眠得厲害。
「那幾年大學生活過得最辛苦。」他說。
卻不是出於甚麼悲天憫人的理由，而是因為「把自己煎皮拆骨」拆得太厲害。
入大學前，袁易天自稱為一舊有道德操守的飯。「而這些道德操守是很有問題的。」甚麼問題？比如說，反對同性戀，認為男女間不宜有婚前性行為。
他笑了笑：「我是一個好保守好懵的人。」
因為愛好文學，讀的也是比較文學，以為《學苑》就是搞文學創作，因此加入。
在那只有二十幾人參與的迎新營中，卻驚覺前輩們沒有談詩論賦，反而老在質疑價值觀。你質我，我質你。如果你是基督徒，他們就問你為甚麼信神。如果你不撐同性戀，他們就問你為甚麼反感。後來袁易天明白，前輩不是想強逼人不信耶穌或支持同性戀，只是想這些新人知道自己在想甚麼。批判與思考，才是《學苑》要做的事。
「就是這種討論把你煎皮拆骨。如果你願意思想，面對自己，這會讓你散掉。」他說。
打從一開始，袁易天就不是深度介入社會政治的人。較之於搞學運，他更願意思考自己的東西。他會問，自己怎樣生活；或者是否支持或批判某種價值觀；或者人生在世，所為何事；當個大學生，又是所為何事？
89-90年≪學苑：仰首篇≫封面
上莊的第一期名為「仰首篇」，他在這期寫了一篇文章，題為〈 港大是個養雞場 〉，批評大學生的膚淺。文章右上角是四個字：「明德．怪物」。
從前有人對我說港大是個養雞的地方，他說每當我們到餐廳進午飯或晚飯時，不妨買一碟雞飯，悼念我們的同胞。我不明所以。他解釋說港大的學生都「好雞」，不學無術。那些戴著四方帽在學園留影的腦袋，通常可分成三等級，比較可喜的是人頭裡供養著一個豬腦，但通常情形腦袋只不過是一個硬殼的草包，當然是差勁的第三級便是脊椎骨頂端撐起一個梳得滑溜的頭，這顆頭的裝飾費很昂貴，因為要掩飾裡面的空虛。他最後補充說在港大找一個真正的有識之士，其困難程度等於企圖令那些自以為高貴的大學生，認識自己的膚淺。
「我們很少說要創造歷史或者要推動甚麼。」他說。「現在人們常說大學生迷失，其實當年也不見得多有主見。」
89-90年≪學苑：急行篇≫封面
第二期，「急行篇」。六四還未至，但胡耀邦已逝世，數十萬學生已聚集於天安門廣場。學生不知道在前面等待他們的，是機關槍和坦克車。學聯赴京支持北京學運學生但被香港報章冷待，《經濟日報》直叫學聯「早抖啦」。
袁易天這期撰下〈 最後關頭，始言戰鬥 〉，慨嘆社會對香港大學生要求過高，而學生畢竟是學生，在社會議題如基本法起草的問題上，一點沒有話語權。
字裡行間，是一股瀰漫在當時整個學界的無力感：
我們不能反英帝了，因為我們只有一個久延殘喘的香港政府，跟著的十年還是要借助的。反親英也毫無意義了，因為人人都親中了！反共黨，反親中？我們反些甚麼？不能反了，因為香港搞不成獨立。以後我們與大陸同胞都是一家人了，難道還要睜著眼珠對抗嗎？搞協商、搞共識算是親中了吧！以後的學運，會不會從今天鄙視政客與大陸大談共識，而到頭來我們也要來一套共識呢？
學運的確未死，但似一隻盲眼而承著重擔的瞎驢在喘息，迷惑、弄得遍體鱗傷卻毫無前景。
如果說，六四讓一整代大陸學生感到無力；那早在六四之前，這股無力感已經像麻醉氣體那樣深深滲入那一代香港學生之中。他們感到無力，是因為意識到香港在自身未來的問題上全無話事權。
我們談到現在《學苑》港獨論的時候，袁易天淡然笑了一下，道：「好正常。」
因為，這話題在他的那個年代早已經談過。「九十年代最猛烈的毒藥是：藏獨、港獨、台獨。」26 年後的今日，他還記得大學生的自己寫過這一句。
卻無論怎樣談港獨，也沒有一點意義。中國固然渴望香港回歸，不願涉足港獨問題；英國政府直把香港當做政治籌碼，也沒有把這籌碼丟掉的意思；就連泛民也因為中國情意結，迴避港獨的想法。
港獨無人說，說也無人理。
「我們不是不關心那件事（六四），只是會花更多時間處理自己的事情。」袁易天回想道。
他們無力地走向第三期。這就是六四事件後的那一期。在這期「駐足篇」，袁易天除了在編者話喊「我無稿呀稿呀稿」之外，還寫了首詩。
〈 斷腿男人 〉
磚頭 啲──啲──嗒──嗒──
著長安街慢慢敲過來。
啲──嗒──啲──啲──。
於是有個男人，
用手走到寂寞的英雄紀念碑前──
默默無言。
彷彿──
看到很多年青臉孔，
和他的一雙腿。
89-90年≪學苑：駐足篇≫封面
六四之前，袁易天每日落街，示威，從北角走到港大，沿著電車路，來回。六月二日他生病了，不能再走，在 mini（mini hall，幾個學生夾租的宿舍）臥病在床。六月三日晚上，他聽著收音機說解放軍人城清場，半夜驚醒，想丟爛收音機，卻累得連這樣的力氣也沒有。
「我就是這樣經歷入城一刻的。」袁易天稍頓，又道：「好戇居。」
袁木說六四無死過人，袁易天和他的朋友們痛罵；李鵬上電視，他們說「一睇個樣就知到佢係奸」；鄧小平六四後首次現身是在事件發生五天後。起初他們以為他是忠的，但聽他叫六四喪生的解放軍為烈士，又覺得失望、被出賣。
「就連親共左派都失晒望。」
他們就這樣在無力的憤怒中，渡過一日一日。
半年後，東歐變天，共產政權相繼倒台，羅馬尼亞獨裁者被推翻、被逮捕、被處決。喝醉酒的袁易天在港大裡面高喊「打倒壽西斯古！」可是沒有人理他。當然沒有。
六四後刊的那期「駐足篇」，封面是一個骯髒，頹圮的民主女神像。那是 6 月 18 日由香港藝術界合力仿製的民主女神像，也是香港豎立起的第一座民主女神像。悼念活動結束後，女神像沒有地方安放，只好拆件放在黃克競樓對面、潮商學校旁邊一個丟空、放置雜物的課室。袁易天和他的莊友給它拍了照，做成了封面。他說，這很能反映當時香港社會的心態。
他們莊最後一期，叫求救期。政治也好《學苑》也罷，因為求救無援，所以求尻其。封面是四個明星的照片，好像暗示了《學苑》和學生思潮從這一年開始轉向。從此，《學苑》愈來愈多講文化、講校園、講生活，那種硬橋硬馬的時政討論，買少見少。
89-90年≪學苑：求救期≫封面
六四後，中共招安，在香港大派糖果，上層社會很快就恢復恐怖的安寧，繼續做他們的生意賺他們的錢。畢業後的袁易天賣過中藥，當過綠田園農莊經理，做過《華南經濟》編輯。做了一兩年，一方面覺得自己的知識與分析力已經用盡，另一方面又厭惡「連釣魚雜誌都要放個靚女先賣錢」的傳媒生態，就不想再幹。
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袁易天則在粉嶺鶴藪找來一塊農地，也回歸了他的田園生活。他一家本來就是務農的，父親是傳統農夫，袁易天自小便已落田幫忙。他只是做回自己的老本行而已。
如今為人所識的，是那個頭髮黑白相間，皮膚粗糙黝黑的袁易天。很少人知道他學生時代的事。
作為記者，我還是對他做過傳媒這件事比較在意。「難道沒有像是使命感的東西嗎？」我問。
他思忖少頃，道：「倒沒有，真係無乜立場。當然我自己有自己的道德基準，但對他人不特別有要求。」
對袁易天來說，政治討論有時會太過狹隘，講綠色生活卻也可以是另一種道德承擔。《學苑》的訓練，讓他從政治層面上的民主，反思到箇中更加生活化的意義。
「怎樣才叫民主？大家都講民主，但原來很多人生活上沒有這種價值觀。你常會聽到人說：『女人唔好講嘢』，這時候我就會很氣憤。原來民主只是純粹一個政治口號，叫就叫『民主潮流浩浩蕩蕩』，實際生活卻不是這樣。」
「做《學苑》最大得著，是自己意識型態的釐清。」袁師父啜一口清淡的素麵。
說起來他預科開始取筆名易天，不是因為想要改變天命，而是因為喜歡白居易字樂天，故各取一字，取名袁易天。
我跟他坦白說，有人會稱他這一代為犬儒。
他說他不認同。
「犬儒這個字不是這樣用的。」他道。「我所理解的犬儒，意思是你因為無力，自己找些理由把現實政治的不公義合理化。」
然而他堅決拒絕把不公義合理化。他不欲也無法抹去六四的記憶。當日走過的電車路，臥病在床的時間，想丟爛收音機的心情，早已融入在他的細胞裡，化成袁易天生命不可割離的一部份。在那以後，他生活的每個細節，對社會對事物的每種態度，無不背負著目睹過共產黨之惡的經驗。六四過後，他和他的朋友回到營營役役的日常生活裡去，但在每一年的六月四日，在維多利亞公園，大家總會打個招呼。不用講太多，已經對彼此的情感了然於心。當這一代人開始有反六四晚會大台的說法，袁易天直言：「其實我對大台都無乜感情。」
重要的從來不是大台，而是再次互相提醒：
我們未敢忘記。
文／楊天帥
資料圖片：2014年 六四2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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