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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選之後.前傳】初選爭議:重組一場造成民主派「跌票」的內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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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1 日的補選,開出了令人大跌眼鏡的結果。在九龍西,經民主派初選機制選出的候選人姚松炎,以僅約一個百分點的差距落敗。民主派首度在單議席單票制的補選敗予建制派。

關於姚松炎落敗的原因,從網上無休止的爭論、民協成員的觀察,到中大李立峯教授的數據分析,均指出一點:初選的 PlanB 爭議,對姚松炎的選情影響相當負面。

的確,今年一月民主派初選,爆出「逼退 PlanB 馮檢基」的風波,「破壞機制」、「違反程序公義」、「做人不要太屈基」等指控與互罵,抵銷了 2.6 萬選民排長龍投票的士氣,將「勝算」與「程序公義」劃成二元對立,令部份民主派選民對姚松炎及其主要盟友朱凱廸心生不滿,更令初選淪為建制派及左報嘲弄民主派「假民主」的話柄。

「PlanB」爭議做成的破壞仍歷歷在目,如今姚松炎落敗,各方忙於爭拗、指責之時,下一波補選已悄然接近:新界東梁國雄、九龍西劉小麗議席出缺的補選,民主派究竟會否再次以「初選」來選出代表?屆時又會否出現民主派內訌的局面?

為此,《立場》近月訪問來自不同黨派的當事人,包括公民黨梁家傑、民主動力召集人趙家賢、民主黨副主席羅健熙、民協何啟明、新東參選人張秀賢、青年新政游蕙禎及本土派袁健恩等(自決派朱凱廸及岑敖暉未有回覆訪問邀請),致力重溯機制制訂的來龍去脈,詳解初選為何由「團結民主派」的美事,淪為「破壞程序公義」的「惡行」,並分析今次初選中,有甚麼可以延續、又有甚麼需要修正。

(編按:文中採訪皆於一至二月完成)

一、今次初選機制能夠延續嗎?

今次民主派「歷史性」促成是次初選,主因固然是補選採「單議席單票制」,令民主派必須集中票源在唯一候選人身上才有勝算,否則必敗無疑。

但當中有另一個關鍵:出缺議席原屬「青年新政」,一個部份民主派認為毋須「禮讓」的政團。否則,可能連初選也不會有。

早於去年四、五月,民主動力就去信青政,詢問其參與補選的意向並邀請會面。「泛民的代表立場非常明確,」受邀會面的青政游蕙禎憶述:「如果劉小麗選,佢哋會讓,但青政派人,佢哋就想初選。」

當時民主派當中,意見並非一面倒。2017年首九個月,梁、游未確定不會出戰之前,「民主動力」內部一直有兩派意見:一方認為補選源自不公義的DQ,必須透過選舉對此作回應,主張DQ者優先,即使是青政的代表亦然,另一方則堅持透過初選決定民主派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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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趙家賢

到了2017年九月,民主動力召集人趙家賢仍公開表示,不希望舉行初選,並說小麗、長毛優先是「無異議」的泛民共識。

畢竟,初選的代價非常高昂,並不是最可取的做法。首先,參與初選的經費,需要計入候選人的補選選舉開支,變相減少了正式競選工程的資源。第二,民主派初選拖至選前兩個月,方能敲定最終候選人,而當民主派仍在商討機制時,建制已大開宣傳攻勢,印有鄭泳舜嘜頭的的士全港趴趴走,開到去港島的太古城。事後亦有分析認為宣傳時間不足,是姚松炎落敗的原因之一。

「如果大家能夠傾出一個人去選,其實冇需要搞初選。」趙家賢說。

現在,因為周庭遭以曾提出「民主自決」綱領為由DQ,2016年當選時主張「民主自決」劉小麗亦成高危;但餘下兩席補選,是按照港島羅冠聰議席的做法,由被DQ者自行尋找繼任者,還是舉行初選,可能視乎民主派會否有人站出來說「睇唔到議席要畀返小麗/長毛」[1]。

然而,即使餘下兩席也辦「初選」,今次的計分「機制」(45%電話民調+45%實體投票+10%組織投票)亦無法沿用 ── 因為今次機制在制訂階段已言明「舖舖清」,如有下次,一切均要推倒重來。

為甚麼?因為這是一個只由有意參選者討論得出的機制。

二、機制究竟是由誰制訂、怎樣制訂的?

民主動力召集人、本身是民主黨區議員的趙家賢解釋,民主動力本身是個「蚊型組織」,負責協調民主派選舉,在討論區議會協調時有十一個組織參與,包括民主黨、公民黨、工黨、街工、民協、社民連、眾志、小麗民主教室、朱凱廸辦、毛孟靜辦、公民起動;正是這11個組織,拍板決定舉辦初選。

但制訂初選機制的並不是這11個組織,而是有意參選的個人(及其政團),加上游蕙禎、劉小麗組成的「持份者會議」;最終簽署備忘錄,承諾一旦落敗要支持勝選者的,也只有初選候選人及其政團[2]。

趙家賢解釋,只由有意參選的「持份者」制訂機制,是因為時間有限:2017年九月才拍板舉辦初選,離三月補選只餘半年時間,要趕及提名期,初選必須在一月舉行。民主派內部分歧嚴重,全部坐埋傾,要傾幾耐?

「我係將『初選能夠促成』擺在第一位。」趙家賢說,當時他眼中最逼切的,是機制能獲得參選者的同意,否則初選就辦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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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制訂機制的持份者,也顯然同樣將「搞得成初選」擺在第一位。多名受訪者坦言,事前對初選「成事」的期望不高,曾經歷2016年超區初選討論破局的人們更加有份陰影;但開會時卻發現,彼此都願意讓步。民協與曾健超團隊在會上幾乎「乜都得」,只求辦得成初選,民主黨雖然較為拖沓,也作出不少妥協。

代表民主黨參與今次商討的黨副主席羅健熙認為,這是因為民主派感受到市民對 2016 年立法會選舉新界西「N敗俱傷」的不滿。

「市民覺得民主派成日鬼打鬼,有壓力畀我哋,唔可以再畀嗰件事發生,」羅健熙說:「大家感受到份壓力,覺得點都好、傾到啲咩唔知,但係一定要傾。」

「『分裂民主派』呢頂帽太高太大,十世都除唔甩。」參與新東初選的前學聯常委張秀賢則說,雖然未必甘願,但大家都一再妥協。那他最大的妥協是甚麼?張秀賢說,不甘自己沒爭取到可收窄得票差距的「排序複選制」。

「個制度設計有問題,淨係投一票,差距一定好大。」

這是基於張的自利考慮:在新東,張的實體得票與勝出的范國威相差近 6,000票。但在PlanB爭議爆發之後,冠亞軍差距太大、替補不設門檻的問題,成為參與者及評論者口中,必須修訂的機制漏洞。

排序複選只是其中一個辦法,未必可行;但張秀賢記得,此建議是因為大家覺得「太麻煩」而放棄的。

*   *   *

坊間流傳,初選備忘錄上的 PlanB 條款寫成順序替補,是因為唯一有 DQ 危機的姚松炎最後關頭才參戰,無參與討論替補機制,所以其他持份者討論機制時,無考慮DQ問題。

輿論將「逼退基哥」歸咎自決派,但作為居中協調者的趙家賢亦中了流彈,其「不是鐵板一塊」論備受抨擊。

「講到好似係趙家賢打冧個機制咁 … 」趙家賢感到委屈:「但(PlanB安排)當時的確係『擺定落去』,有空間,諗住有需要先再大圍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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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初選拉票現場。攝:朝雲

的確,關於PlanB,當時「持份者」不止有討論,更加有結論:太麻煩,算啦。

初期游蕙禎、劉小麗仍不排除參選,「持份者會議」曾認真討論DQ風險與PlanB安排;但隨著兩人表明不參選,DQ風險最高的變成本土派袁健恩,會議就沒認真對待。

羅健熙記得,會上不同PlanB方案都有人提過:「但大家覺得處理唔到,咪揀個大家容易接受的方法,一二三咁排上去。」

何謂「處理唔到」?民協何啟明說,會上曾認真討論民調、實體投票兩部份均設「第二選擇」── 電話民調做到了,但實體投票則因計分、技術[3]困難而放棄。

「吸印又難,選民未試過吸兩個tick … 又諗到(計分困難)呢啲位,大家就覺得:都係算啦,淨係揀第一選擇啦。」

但何啟明強調,當時大家同意擱下「第二選擇」,建基於一個假設。

其時九西有意參選的「持份者」為馮檢基、曾健超、袁健恩、袁海文與「社會主義行動」鄧美晶:大家均相信,最終第一、二名得票「都係咁上下」,最多差10~20%。因為民主動力選前估計,初選八個票站將只有各一千人投票,最終總票數僅八千至一萬,得票最高者亦可能只有一、二千票,與第二名差距自然不會大。

「點知結果爭九條街 … 」何啟明說,結果冠亞軍相差達七千票,「輸到離行離勒,令PlanB的認受性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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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西石峽尾票站的長長人龍,由朝早九點到夜晚九點一直人多。攝:朝雲

事後,不少評論者將此形容為一個「有漏洞」的機制。

**這指向一個問題:只由有意參選的「持份者」制訂初選機制,是否合適?**即使持份者之間,不會只顧自利而設計僅對自己有利的制度[4],仍難免考慮不周「諗漏」。然而,僅僅由參選政團討論得出[5]、由參選者簽署承諾遵守的制度,卻綑綁了所有民主派政團支持其結果。

趙家賢亦意識到這個問題:「參與選舉協調的政黨同組織,今次冇高度參與 … 但時間上真係唔容許。[6]」

「可以的話,我當然希望所有組織都參與,唔好只係持份者、而係所有民主派一齊簽署備忘錄。」

非持份者政團「冇份制訂機制,但又被捆綁」的問題,用了「組織票」來解決:由多個民主派政團及友好團體,每組織5票合共120票,佔總分一成。

曾考慮參選的本土派袁健恩說,他與其他獨立候選人爭取零組織票,而民主黨等則要求佔總分兩至三成,「一成」是爭持之下的結果。

對此,民主黨羅健熙解釋:「要大家落水、一齊箍票拉票,除咗有(初選)政治光環笠住令佢服膺之外,個機制都要叫做大家有份參與、有份投票,咁輸咗都會接受結果 … 如果冇投過票,可能條氣會唔順。」[7]

結果,面對PlanB安排,組織票並無令其他政黨條氣順咗。

三、PlanB爭議如何演變成民主派「內鬥」?

初選民調與實體票站的技術操作,均由「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負責,其角色相當於「第三方服務提供商」,收錢,做民調,招義工,set票站,計分,完,不會過問一切政治問題。

但負責制訂、執行機制的「民主動力」卻不然:民調VS投票VS組織票的計分比例如何?民調問題怎樣措詞?票站數量與地點會否對哪些候選人特別有利?哪些政團有資格投「組織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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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民主動力

這些全都是政治決定。「民動促成初選時是『調解員』,進行初選就變『民間選管會』去規管 …」趙家賢說,民主動力的角色與身位不斷變異。

上文提到,趙認為最理想的,是由所有民主派政團、而不是只由有份選的「持份者」去制訂機制 ── 但他明白,如果全部政團都有份制訂,就要限制所有政團,均不可在初選中表態支持任何候選人,否則又會做成不公。

意識形態、利益不一的民主派政團,要走在一起自行制訂一套選舉機制「畀自己選返」,民主動力的角色自然十分尷尬。

然而,在今次初選中,由民主派自行擔當「選管會」的角色衝突,並不是致命傷;畢竟過往多屆區議會協調,雖有零星爭議,但大致行之有效 ── 最大問題是,當機制漏洞在民主派之間引起不滿,民主動力這個「蚊型組織」還能否發揮居中協調的作用。

在 1 月 14 日初選結果出爐後,民主派處理補選的規格,顯然超出「民主動力」本身。討論如何「處理」PlanB問題的會議,已不止「持份者」,也不止民動協調會議11成員,連未曾參與過民動協調的民主派亦有參與,儼然「飯盒會」的格局。

初選結果要求所有民主派All-in去撐,最終在補選是贏是輸,也要全體民主派一同承受;因此著緊人選、勝算的,並不止個別黨派或政團。初選後的會議中,各黨派的與會代表,亦由本來負責參與初選籌備的區議員或副級領導層,換成各黨的立法會議員及元老出馬。

綜合受訪者言,1 月 15 日結果出爐後,民主派中有人基於「勝算」要求重新討論機制;但也有人認為,持份者當時實在「心存僥倖」,在制訂階段擱下PlanB問題,結果得出低票者替補高票者的不合理情況,不處理將會令初選的公信力蕩然無存。

一度受邀出戰的公民黨梁家傑表示,認為民主派之間需要「坐低傾一傾」者,來自多個不同派別:「大家認為如果姚松炎被 DQ,排第二的馮檢基得票太低,拋離得太懸殊,情況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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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選結果出爐之後的連場會議中,不傾向馮檢基作為 PlanB 替補的,並不止姚松炎、朱凱廸團隊。

梁家傑說:「『搵民主派元老(出選)最容易擺平各方』呢句說話,好多人都講過。」

馮檢基近日接受《香港 01》及《信報》訪問便透露,當時其中一個積極勸退自己的,正是民主動力創辦人鄭宇碩。他引述鄭稱,如果馮繼續做 Plan B,「那民主派便會撕裂,民主派一定會輸」。(鄭宇碩則回應《信報》稱,曾表明若馮檢基「去馬」他定會支持,但亦有向馮分析,假如民主派分裂最終必然落敗。)

馮檢基批評,民主動力沒守護機制,提議下次若果再舉辦初選,要確保舉辦單位的獨立性,例如交予大學負責。

由此可見,在PlanB爭議中,處理初選問題的主導權,早已由「民主動力」轉移到「民主派」。

民主派辦初選,要立場、意識形態分歧極大的不同政黨一同參與,但卻缺乏具認受性與公信力、夠份量綑綁不同政黨的機構,以較抽離的身位,處理制訂、執行上出現的爭議。

「初選機制」的制訂與最終決策權究竟誰屬,是制訂機制的「持份者」?是負責協調的「民主動力」?還是要服膺機制出全力助選的各大民主派政團?

……係咪睇到好亂呢?的確,民主派之間協調溝通的機制,事實上就係咁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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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5 日初選結果出爐,到 1 月 24 日民主動力拍板以袁海文為 PlanB 之間的十日之內,紙媒網媒「消息人士」滿天飛,但卻鮮有涉事者具名交代事件進程。

朱凱廸曾在社交網站上公開表示,認為「此事不能只有『跟機制』一個行事標準」,但如梁家傑所言,有這種想法的人,並不只自決派。1 月 16 日,《信報》政治專欄便曾引消息指:「民主動力深明馮檢基的支持度與姚松炎相距甚遠,難以要求泛民陣營『硬食』… 不少泛民政黨拒絕支持馮檢基以『Plan B』身份參選,提出另覓『Plan B』」。

不過初選後十日各媒體的報道,大部份集中引述消息人士指控「自決派」、姚松炎或朱凱廸本人「欽點 PlanB」、「DQ 馮檢基」等。

在外界對「破壞機制」猛烈抨擊之下,馮檢基經民協內部程序決定不擔任替補,民主動力則宣稱根據「初選備忘錄」第九條[8],應持份者姚松炎的要求重啟討論替補安排[9]。

趙家賢多番對外強調,由此至今,沒有人違反過機制,一切都在機制的框架內進行。

但在公眾眼中,逼人退選、「破壞機制」的印象已經根深柢固,甚至造成「破壞程序公義」的誠信危機。分別只是,公眾會認為今次僅僅是「自決派」一意孤行挾持整個民主派,還是民主派集體違約破壞自行制訂的機制。

四、其實有邊個真係想搞初選?

羅健熙是在網上抨擊「破壞機制」最積極者之一。細問之下,他表示無參與選後討論 PlanB 問題的「神秘會議」,也不知道各黨代表在會上說過甚麼;但為了制訂機制與各派針鋒相對了幾個月的羅,對「破壞機制」深感不忿。

「既然大家死死哋氣寫咗份嘢出嚟,各自好多讓步,先有份啃得落嘅嘢,咁就跟份嘢去做啦。」對羅而言,機制的最大作用,正正是避免爭拗:「如果無經認受就話自己代表民主派,或者得幾個黨自己同意,就會有人唔同意,要派多隊 … 」

「咁會好煩,大家會好多爭拗、好多不滿,所以要有機制。」

多年以來,每逢有選舉,坊間都有聲音要求民主派「團結一致」,爭取最多議席,不要因為內鬥而將議席拱手相讓建制;但在是次訪問中,幾乎所有受訪者均視初選為下策,或「冇辦法之中嘅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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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張秀賢facebook

民主黨提倡以「棄選」代替初選[10],而民協與本土派則不約而同認為,在講求「爭取最廣闊光譜」的初選中,細黨或激進聲音只會被邊緣化。

「但(初選)點都好過各自各報名嘅 …」民協何啟明說。「如果冇初選、個個走去報名,然後姚松炎被DQ,就得返馮檢基同袁海文 … 唉,咁你仲會唔會投票吖?」

翻查報道,一直到去年九月底,作為「民主動力」召集人的趙家賢,仍公開表示不傾向舉辦初選,因為初選會淡化補選「反政府打壓」的意義。

「但係大家無共識,(協調)冇辦法令所有人都同意,」趙家賢說:「唯有用一個『客觀』的初選機制,先能令民主派組織全部願意支持。」

初選未必能達到箍票、選出最強代表的目標,但有一項功能是肯定的:它是唯一能夠確保民主派只有一人出選、其他人不會報名的方法 ── 解決民主派政團之間的爭拗,才是初選的最主要功能。然而在必須團結的壓力下倉促制訂出機制,埋下了更多爭拗的種子。

五、初選是「假民主」嗎?

PlanB爭議爆發後,初選成為了建制派攻擊民主派的議題之一;在「時聞香港」、文匯大公等建制媒體中,斥初選為「假民主」的評論充斥版面。

在民主派內部,「推翻機制」、「違反程序公義」等批評也十分盛行。

然而,「初選」作為政黨內部決定選舉候選人的方式,相對「欽點」無疑較為公平,但明顯與一般理解的「民主程序」相去甚遠,連「黨內民主」也談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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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民主動力

在黨內初選舉辦多年的美國與台灣,針對初選機制的爭議一直持續,同樣曾引發過醜聞與危機。

美國初選幾乎全民參與,但在民主黨初選中,普選票以外還有佔結果比重約 15% 的「超級代表」,黨內主要領袖、議員、州長等人,與數以十萬計的選民有同樣影響力。2016 年,「超級代表」精英傾向希拉莉,成為民主黨內力阻桑德斯出線的工具,引發數以十萬計的選民聯署表達不滿。然而在黨高層影響力較低的共和黨初選,卻有特朗普憑普選票突圍。

不少美國媒體認為,2016 年大選的亂局,揭示了初選制不民主的弊病。

而在台灣,近年兩黨甚至轉用「全民調」機制作為初選,完全摒棄黨員投票,以防「人頭黨員」或選出激進派;這自然引發不滿,上月就有國民黨人批評「全民調」不重視黨內聲員,損害黨內向心力,要求恢復黨員投票。

初選機制作為一種黨內排解紛爭的渠道,不論如何設置均很難達到正式選舉的「民主」標準,引起黨內不同持份者異議、不滿、甚至脫黨自行參選,也是常事。民主社會中的個別政黨內部尚且如此,何況政權幾可隨意DQ候選人的香港?

但除了 DQ,香港民主派初選還要面對至少兩個問題。

(一)資源侷限。

新東與九西這兩個分別有近100萬及50萬選民的選區,設五個及三個初選票站,已是民主派資源上能做到的極限(選後還要向新東三名候選人追收「加開票站」費用),票站位置是否有利個別候選人,爭拗不斷。

票站究竟有幾貴?

2012年,民主派曾就「何俊仁VS馮檢基」特首選舉初選,在全港開了70多個票站供市民投票;但趙家賢解釋,當年的投票沒有邀請港大民研參與,只由泛民自己主辦,最惡劣的情況,「喺條街有張枱、兩部tablet,圍塊紙皮遮下就畀市民投」。

一旦需要具公信力的港大民研參與,因於其學術嚴謹性,港大民研派員處理投票,每個票站的成本約數萬;加上沒有組織願意借場地給民主派,在戶外設站要加上帳篷、發電機(供電予投票伺服器)的成本,每個站動輒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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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動力」前召集人鄭宇碩選後亦言,新東初選至少要設十至二十個站才比較理想,但資源緊絀的民主派根本無法做到(別忘記,這要計入候選人在補選中的開支申報)。

在這樣的客觀侷限之下,「實體投票」一環能否反映區內選民的真實取向?恐怕是觀感多於實際。

(二)「初選」無法保證「集中票源」、綑綁不同光譜的民主派選民。

以九西為例,要將2016年投票給民主派、自決派、青政、黃毓民的選民全部「箍實」,才有勝望。[11]在選前,各派聚焦本土派會否投票,但即使將「本土派」代表納入機制,也難在補選中箍到本土票。

「要游蕙禎的支持者投票給馮檢基,初選機制做不到。」羅健熙一句總結。

游蕙禎與袁健恩均指,參與民主派的初選討論,在本土陣營中乃「負分」行為,被批過份靠攏泛民。袁又指出,姚松炎有望獲得本土票,而范國威未必能夠,可見選民是否支持候選人,與「初選」無關:「姚教授以自己嘅能力、議會表現箍票,仲多過係個機制箍票啦。」

而最終姚松炎在九西多個傳統民主派票倉失票,亦印證初選機制不止對本土派無用,對更廣大民主派選民的箍票力更加成疑。

袁記得自己在會上提出過一個問題:「大家點樣說服選民去投票畀初選勝出者,而唔係用個機制同大家講:『我哋揀咗呢個人,大家投佢啦!』咁樣?」

「唔可以話初選揀好候選人,就叫人投 … 應該要做一場運動,去帶返起整個社會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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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峽尾票站人龍。攝:朝雲

* * *

隨著初選結束、進入補選階段,一場泛民內訌被視為「無謂」、「捉錯用神」而淡化。討論機制如何改善的評論文章,大多聚焦改善「PlanB」的門檻問題,期望將來初選「有更好的PlanB機制」。

到了姚松炎敗選,「PlanB」爭議卻又被指為導致姚敗選的關鍵之一。

趙家賢已公開表示,未來可考慮三個方向修訂機制:以名單制參選、由PlanA負責指定替補人選,或設下票數差距的門檻,PlanB票數必須達到一定標準才有資格替補。

「嚟緊要傾清楚呢個位,」他向《立場》強調。

對此,出身本土派的袁健恩另有看法。《立場》於一月底訪問袁健恩,數日前「本民前」梁天琦剛因不獲准保釋而入獄,而姚松炎則尚未「入閘」,Facebook上民主派各陣營之間的罵戰正熾熱。

袁健恩提起,PlanB這個字最初是何時出現在公眾視線?是2016年8月,梁天琦因港獨立場被選舉主任DQ,無法參選立法會之時。

「(民主派)仲為緊呢啲事爭拗,唔係去諗成個民主運動點發展、點動員民意反對DQ … 而最初嘅PlanA已經坐緊監。」

「我當然明白議席好重要,但當不停有人被革扯,上次港獨、今次自決,而我哋只係諗『攞返個大多數』,不斷向中間靠攏 … 最後只會所有候選人,都唔准講任何嘢。一次又一次的DQ,係咪要無底線地攞PlanC、PlanD、PlanZ出嚟?」

「幾時先會有人講,That’s it,我要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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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選舉主任DQ的周庭。攝:朝雲

後記

如果今次初選像新東那樣圓滿落幕,我們大概有餘裕說「機制無完美,下次改好啲」;但在九龍西爆發PlanB爭議之後,民主派的回應,顯然不足以緩解選民的失望,與坊間的質疑。

爬梳初選由醞釀到爭議的經過,可見是次初選機制本身難以延續,但因 PlanB風波而瀕臨崩潰的,不是「機制」,而是民主派沿用的溝通、協調、互信、團結彼此的方式。

訪問中談及「守護機制」呼籲時,一名受訪者反問記者:其實嗌「守護機制」嘅人,有幾多係睇過份備忘錄?

然而,初選備忘錄本就是在爭議爆發達10日之後才對外公佈的。

PlanB爭拗白熱化之前,「民主動力」只扼要公佈過初選機制的計分方式與安排,從未公開過備忘錄,直到初選10日後,民主動力才向傳媒正式公佈備忘錄全文;而佔初選分數10%、有份決定最終結果的「組織票」,究竟哪些政團有份投?至今未有公佈[12]。

初選從醞釀之初到PlanB爭議,公開討論一直缺席;本身不是選民的媒體記者,能夠在各式「消息人士」口中知道各種「內幕」,但有份花時間排隊在初選中投票、最後也要服從民主派初選結果在補選中投票的選民,只能在「消息人士」、「核心人士」、「據了解」中捕風捉影,顯然並不理想。

「初選」被視為解決民主派內部紛爭的「客觀」機制,但它本身是相當複雜的政治議題;「程序公義」除了意味著要跟遊戲規則,也要考慮規則本身是否合理、其制訂過程是否公允等因素。

將PlanB爭議演繹為單純的「輸打贏要」,而不去檢視整套機制醞釀、制訂、運作的過程,如何導致最終亂局,顯然無助於公眾理解問題的複雜性,也會窒礙之後(可能)出現的初選討論。

若果要再去討論下次初選,這次爭議造成的「信任危機」不能就這樣掩埋、必須細究當中出現了甚麼差錯,檢視整個過程中,有哪些可以避免的失誤。

「守護程序公義」固然重要,但不能只流於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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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民主黨袁海文於2017年五月曾表示「睇唔到(議席)要畀返青政」,見於 。

[2] 曾健超簽署後,因姚松炎參與而退選,但仍屬「持份者」之一,有份參與初選後的「持份者會議」

[3] 《蘋果日報》1月16日報道:鍾庭耀亦提到,絕大部份市民均在實體票站透過平板電腦投票,但留意到有長者未能應付得到這類電子科技,投票時不明所以,「唔少市民喺(圍封票站的)張紙板上撳掣、好大力咁撳,撳到塊板都搖咗,我哋工作人員要向佢哋解釋,嗰個(板)係說明書(註:因板上有圖示)。我哋以為好容易嘅事情,對於某啲人嚟講係並不容易」。

[4] 綜合受訪者言,一開始,由於兩區持份者對初選期望不一,討論甚至保留了「兩區機制不一致」的可能,但最終決定保持兩區一致。

[5] 事實上,在持份者熱烈討論兩個月後,最後一次敲定備忘錄協議的會議,有邀請民主派所有政團出席。然而那時才提出異議重啟討論,初選肯定來不及舉辦,如果不想拉倒初選,當時提出反議並不現實。

[6] 趙家賢亦指,將參與修訂機制的政團數量限制在最少,一個原因是因為「人一多,又有多啲風放出去(給傳媒)」。

[7] 值得一提的是,設立組織票的討論,是在「只有八千至一萬人投票、第一第二差距不大」的假定下進行的。如果這個假設成真,組織票隨時足以推翻實體投票與民調的名次,又會否釀成一個「投票有鬼用咩,結果都係政黨話事」的關公災難?這正是2016年美國大選中,希拉莉以15%「超級代表」,壓倒在州份初選普選票中旗開得勝桑德斯,結果被鬧爆「不民主」的狀況。對此,爭取兩至三成的羅健熙坦言自己「未諗得好仔細」。

[8] 根據備忘錄 9.2:「雙方 (或各方) 須共同透過初選主持單位進行協商或調解來解決爭議,另一方不得無理拒絕參與,且須本着真誠參與,以便就解決有關事宜達成協議。」

[9] 趙家賢表示,1月24日應姚松炎要求召開,最終敲定替補安排的會議,僅由簽署了備忘錄的「持份者」參與,包括各初選參選人與本身簽署了備忘錄,之後退選的曾健超。

[10] 11 月初,民主黨副主席羅健熙撰文建議以「棄選」取代「初選」,即各政團事先共識,在正式選舉後段某日子(例如投票日前一星期),按當時的民調結果,決定誰應繼續競選工程、誰應暫停,讓民調最高的非建制候選人盡量吸納民主派票源,與建制派決一高下。

[11] 2016 年立法會選舉,九龍西建制派及非建制派總得票分別為 103,224 及 160,279,相差 5 萬 7 千多票,另外中間派及其他(主要是新思維狄志遠)則有約 15,000 票。非建制派的 16 萬票之中,有逾 4 萬票來自本土派候選人(青年新政游蕙禎及普羅政治學苑黃毓民),3 萬 8 千票來自自決派(劉小麗),換言之,傳統泛民(包括社民連吳文遠、毛孟靜、民主黨黃碧雲、民協譚國僑)總得票約為 8 萬,較建制派總和少兩萬。初選出線者如未能取得黃毓民、游蕙禎投票者的支持,即使盡攬其餘泛民支持者的選票,最終與建制派的上屆得票相比,也僅在伯仲之間。

[12] 民主動力僅對外公佈了「組織票」投票團體的分類,包括當然組織、增選組織、參選團隊、參選團隊友好組織,但未有公佈組織名單。趙家賢表示,當時亦沒有媒體追問名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