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位的失業支援

攝: Casper Yuen

（資料由客戶提供）

疫情下，許多市民面臨停工停薪、甚至失業，承受著巨大經濟壓力的他們，卻未能從現行的福利制度中得到相應支援。坊間一直提倡政府設立失業援助金，向失業或開工不足人士提供短期現金津貼，政府則仍然堅持透過綜援制度支援失業人士。但是，綜援是否真的能有效幫助失業者脫困？

原本從事水務工程工作的黃先生，疫情前靠著每月約一萬五千元的收入，養活一家三口。他與患癌的妻子及就讀小五的兒子，蝸居土瓜灣百呎劏房，正在輪候公屋，布衣蔬食，生活總算過得去。

但到三月中旬，疫情打擊經濟下，黃先生遭即時解僱，只獲發萬多元的遣散費。縱然陷入困境，黃先生未有立即依賴綜援，希望自食其力。不過失業一個多月後，他仍然找不到新工，而積蓄及遣散費亦已所剩無幾，黃太的醫療費、一家溫飽、以至連繳付下月五千多元的房租也成問題。黃先生坦言，非常徬徨無助，「我如今只求生存，想有錢交租及買食物而已。」幸在明愛九龍社區中心社工協助下，黃先生申請了渣打社聯劏房住戶租金資助計劃，獲得一筆過五千元資助金，解決燃眉之急。

李先生在一間運輸公司當了近30年司機，月入接近三萬元，與任職文員的太太，一起養活兩個孩子。但疫情來襲，一家四口的安穩生活自此遭徹底打亂。李先生今年二月中開始停工，要靠月入僅萬多元的李太擔起養家責任，但實在還不足以應付家庭開支。「她（太太）非常擔心我到九月仍然未能復工，所以她常常跟我說晚上頭痛失眠。」

停工後，李先生每天只做兩件事：找臨時工與申請財政援助。面對經濟不景，尋找短期工作自然老是吃閉門羹，而尋求財政援助的過程同樣處處碰壁。他本來欲為家庭申請綜援，結果卻因為太太收入超額而不合資格申請。其後，他在社工協助下嘗試申請食物援助，惟向其中一間食物銀行查詢時亦遭拒。李先生最終獲社工轉介至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申領「公益金及時雨基金」，獲取約九千元的一筆過資助及少量食物援助。但考慮到兩夫婦的積蓄不多，未必夠捱下半年，李先生最終決定向銀行貸款七萬多元過活。

一個礙於綜援的負面標籤效應而不欲申領綜援，一個則是想申請卻不合資格，大家想找工又找不到。黃先生與李先生的經歷，相信是不少失業人士的寫照，同時也正正看到綜援機制處理失業問題的不足之處。社聯總主任（政策研究及倡議）黃和平表示，綜援除了存在多時的污名化問題外，其資產限額苛刻，令短期失業者、尤其是非低薪人士難以申請。再者，綜援資助金額偏低，不足以保障基本生活。他認為，要處理失業援助問題，長遠要思考的是究竟社會應否繼續以綜援制度去援助失業人士。

明愛專上學院湯羅鳳賢社會科學院黃於唱教授指出，現時政府對失業者的援助確實太少，根本不能單靠綜援作為失業支援措施，面對當下失業人數高企，政府當務之急應設立失業援助金，向非自願失業者及嚴重開工不足人士發放現金津貼。惟他強調，失業援助金只是應急之舉，長遠政府應加強失業保障，其中一個可行方向為研究設立失業保險制度。

所謂失業保險，主要由勞資雙方共同供款，當僱員面臨非自願失業時，便可申領失業保險金作為短期的財政援助，避免因收入中斷而陷入經濟困難。內地、台灣、日本以至歐美等多地都已經設立相關制度。

黃於唱教授稱，失業保險於多個國家或地區應用多年，制度已發展得相當完整、成熟，值得香港借鏡。當然，失業保險是複雜而長遠的政策課題、需要深入的討論及研究，但他認為香港長遠可研究設立供款式失業保險，並一併考慮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是否需要配合改革。

在這段艱難時期，有賴民間機構與企業攜手推出多項資助計劃，賑濟失業人士。然而，為市民提供生活保障乃政府之責。今次疫情正正反映香港社會保障制度的一大空隙，如何為勞動人口提供完善的失業保障，是社會今後必要探討的課題，當局不妨聆聽多方意見，積極考慮推行失業援助金及失業保險制度，做好長遠福利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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