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 ‧ 濫控襲警】政府最常控佔領者襲警　定罪率僅28%

去年的佔領運動及後續的「鳩嗚」行動中，共有1,009人被捕。《立場新聞》統計發現，截至本周一（9月21日）為止，撇除反佔領者，經司法程序處理的人數有149人，涉及共200條控罪。律政司在上述完成檢控示威者的控罪當中，控以襲警和阻差辦公的比例，遠較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罪、非法集結等罪為高。

人權監察副主席、律師莊耀洸指出，與「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相比，「襲警」與「阻差辦公」兩罪舉證更為簡單。不過，《立場》統計同時發現，已完成檢控的40條襲警罪，罪成率低於三成，逾半罪成不成立（各控罪入罪率見另稿）。

襲警罪入罪率　低於三成

根據《立場》按傳媒報道等公開資料統計已完成司法程序的案件，去年佔領運動被捕者，多達兩成被控襲警罪，涉及40條控罪，是阻礙公職人員罪外（共41條控罪全部涉及旺角佔領區清場日，其後全數撤控），律政司最常檢控的控罪；而阻差辦公（包括抗拒或故意阻礙警方執行職務）則佔一成、即24條；但與集會相關的「未經批准集結」，或過往集會中較常見的「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俗稱：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罪）」則較少，分別各5條。

莊耀洸接受《立場》訪問時指出，以「參與未經批准集結」而言，要成功入罪所需的證明更多、更複雜，如要證明被告知悉現場是未經批准集會、集會持續時間等等，但「襲警」及「阻差辦公」，則很大程度只倚賴涉事警員的證供。襲警方面，即使涉事警員身上無傷，「掂到」都已經構成襲警；而阻差辦公，則只要構成「令差人難於執行職務」即可。

莊耀洸指，其他案件如市民間的普通襲擊、非禮等等，若無其他證供，法官亦是根據當事人證供的可信度作出判決；不過一般而言，裁判法院處理涉及警員作供的案件時，均傾向採信警員的證供。莊耀洸舉例指，警員對出庭有經驗，相對熟習法庭環境，而一般市民首次上庭，難免緊張，「口窒窒，明明可信都講到似有嫌疑」，就會對市民一方不利。

警察不誠實　市民無保障

「你（警員）搏個官信你，就咁樣講…如果警察唔誠實，市民係冇乜保障。」他指，平時的一般糾紛難有片段證明，但佔領運動中傳媒、市民鏡頭處處，才突顯出問題所在。

莊耀洸不認為法例有漏洞，問題在社會缺乏對警隊的有效監察機制。市民投訴警員暴力，投訴成立機會微乎其微：去年保安局黎棟國曾在立法會披露，2014年過去五年，市民聲稱被警員毆打的投訴無一成立。而市民要作出私人檢控或民事索償，代價則高昂到令人卻步。因此對警員而言，與市民生爭執、衝突時，一旦有所越矩，需要承擔相應代價的風險其實非常低。

而在法院近月來審理的佔領相關案件中，多次有警員證供被裁判官批評不可信，甚至有警員承認與同袍在錄口供前「有夾過」事件發生時間，經傳媒廣泛報道，令大眾對對警隊誠信及檢控質素均產生極大質疑。

警員作假證供　律政司當睇唔到？

莊耀洸指出，作假證供是嚴重罪行，但在刑事檢控中要證明無合理疑點、入罪較難。他指，若有涉案人士在庭上作供時，有作假證供之嫌，法官可要求控方（即律政司）跟進，律政司亦可自己跟進，而涉案當事人亦可考慮就事件報警，但如果「律政司當睇唔到、個官冇出聲，受害人又冇諗過咁做，不了了之都唔奇。」

據《立場》統計，律政司完成檢控的40條襲警罪（撇除反佔領者），僅11宗（即27.5%）判罪成，22宗（55%）判罪名不成立、另3宗（7.5%）判守行為，4宗由控方主動撤控。事實上，在近月多宗警員口供受質疑的案件中，曾有法官要求律政司跟進作供警員供辭不實。

17歲的學生何柏熙被控於去年11月28日，在旺角亞皆老街近花園街附近，從正面打一名警員的嘴角，被控襲警罪。一名市民看報得知何被捕，認為「後生仔被人屈」，故特意在案件提堂時，到法庭將當日拍攝的片段交給他。

裁判官張君銘裁決時指，警員劉錦榮早前供稱，案發時遭被告迎面襲擊，但當劉錦榮看過辯方的現場錄影後，卻改口稱被告從後方施襲，而當被質疑證供前後不一時，警員又再一次改稱，對案發情況印象模糊，裁判官認為說法牽強，批評劉身為警務人員，「應該知道錄口供是嚴肅事件，須力求精確及如實寫下」，批評劉是「不盡不實的證人」，不接納其證供。

裁判官指出，辯方的錄影令「真相活現眼前」，顯示被告沒施襲，反而劉案發時卻很激動，本案疑點重重。裁判官法庭上表露憂慮，他指出襲擊相關的控罪「易於指控，卻難以反駁」，劉身為執法人員應該知道，不過他的供辭不實，指控被告，「這不是執法人員應有的操守」，建議控方將案件轉介投訴警察課，需要把調查結果轉交裁判官。